在平度市大泽山镇有三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天柱山魏碑”“岳石文化遗址”“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而“天柱山魏碑”则是青岛首个“国字号”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在89岁高龄时专程登上此山，并题写了“瑰玮博达，绝壁生辉”，以示敬仰与赞誉。
天柱山之所以威名显赫，是因为山中有诸多摩崖刻石。据相关文史研究者统计，山上有东汉刻石1处，北魏郑道昭刻石4处，东魏石窟造像题记1处，北齐郑述祖刻石2处，其中，特别以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为代表的北朝刻石，连同莱州市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玲珑山，共计四十余处刻石，构成了北碑文人书法的重要体系。这个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群，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变革体现之瑰宝，有“隶楷之极”的美誉，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使这座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于一代书家——郑道昭。
提起“书圣”王羲之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说起郑道昭，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在中国书法史上，郑道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其书法造诣堪与王羲之比肩，人称“南王北郑”。郑道昭，河南荥阳人，在北魏官至中书侍郎、国子监酒、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州大中正。晚年失宠，出任光州（今莱州）刺史，由于离天柱山很近，他便经常登临这仙域神乡，一改“崇儒敦学”的儒风，转而爱山乐道，在山上镌有多处刻石，留下传世瑰宝。
公元511年，郑道昭于天柱山半山腰上，选择了一块天然碑状巨石，稍加琢磨，篆刻了“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此碑，碑体略微前倾，高3.5米，宽1.5米，文19行，每行50字左右，计881字，碑文内容记载其父——兖州刺史郑羲的生平事迹。通篇碑文格调高雅，文采华丽，书法宽博，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书法艺术，因郑道昭在莱州文峰山上镌有相似的一块碑，后人就把天柱山魏碑称之为“郑文公上碑”，把云峰山魏碑称之为“郑文公下碑”。
郑道昭是“魏碑体”鼻祖，其书写的魏碑体突出体现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故受到古今书法家所推崇。他在青州玲珑山的魏碑石刻，与莱州云峰山、平度天柱山的《郑文公碑》并称“魏碑三奇”。然而，在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之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随着“尊碑、备魏、取隋、卑唐”之风兴起，沉闷麻木书法界，一改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由碑入书”为书法艺术注入了一股活力，由此，《郑文公上碑》得到尊崇。
清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评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上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真文苑奇珍也”；康有为说：“刻石如阿房宫，楼阁锦密……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浓姿逸韵，如当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并赞其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祝嘉评价郑道昭：“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山不在高，有文则名。天柱山因魏碑成中国书法名山，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在近人评出的“平度八景”中，“天柱魏碑”名列其中（其它七景为大泽叠翠、即墨故城、现河水榭、云山烟波、龙湾垂钓、千佛飞阁、北台蟠松）。这个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誉的北魏石刻，不仅在大泽山系石刻艺术群中独领风骚，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耀眼明星”。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