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木鱼 昆士兰大学 建筑学博士
摘要：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草根阶级借助媒体的力量转型为“网红”。设计界也掀起了一波类似的“网红模式”。本文以“网红”现象的兴起为起点，讨论了当前“网红建筑”的现象，并在类型上将其分为“无意识结果”的后端网红建筑和“有意识目的”的前端网红建筑，并将范围限定在前端网红建筑，以讨论其产生的动力。本文从资本的角度切入，通过理论和举例结合，论述了网红建筑的产生的四个动力，即社会不同群体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追求，而媒体在其中充当社会媒介和作为工具，参与各类资本之间的转换和转移。网红建筑作为一种建筑学与传播学结合的产物，是顺应资本流动模式的。同时，在资本的操控下，网红建筑变成了一条获取资本捷径而可能导致社会负面影响不断加深。因此，作者认为全面地建立建筑批评模式与建筑使用后评估模式将有助于建筑与城市设计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 资本; 网红; 建筑媒体; 建筑批评; 建筑后评估
从“网红”到“网红建筑”：网红建筑的兴起
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量呈爆炸化增长。为了在爆炸的信息量中使需要的信息脱颖而出，广告作为媒体的一种形式，通过将信息重复出现，以此让需要的信息获得极高的关注度与流量。过去，纸媒和影视媒体以这样的方法捧红了各路明星。而今，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媒体的形式也正在从传统媒体，逐步走向新媒体。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正经历着一次从名人效应向“网红”经济模式的转向。
传统意义上的名人(traditional celebrities)，是指影视体育明星以及各类公众知名人物，这些人往往有着一定的成就，才能或社会地位。而网红(Online Influencer)则主要指通过主动经营社交媒体平台(social media platform)提升自身知名度(fame)的人物，或言论表现后端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而热度蹿升人物。昆士兰大学媒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 将这类网红称为“DIY celebrity”[1]。麦考瑞大学特蕾莎·森夫特博士(Theresa Senft)则将这类网红称为“Microcelebrities”[2]。北卡罗来纳大学助理教授艾莉丝·马威克(Alice Marwick)指出Microcelebrities分为两种：“ascribed”与“achieved”。前者以一种高端奢侈的形象出现，以获得关注者的追捧；后者则以一种草根接地气的形象，选择性的与关注者进行亲密互动，以获取关注者信赖。他们将互联网浏览量转化为金钱，更少地依赖内容制作[3]。换句话说，网红之所以被赋予名人的地位，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可以展示的才能，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用户庞大的生态系统中吸引互联网关注的具体能力 [4]。
网红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赢得大量粉丝，成为红人，并投入大量时间与粉丝进行互动。成名之后，他们不仅获得利润丰厚的产品代言，还依托自己的名气建立了独有的吸金方式。虽然“网红”一词出现不久，但在互联网在国内刚刚普及之初，网红现象早已有之，只是那时还称为“网络名人”，可追溯到2005年的“芙蓉姐姐”，2009年的“凤姐”到近期的“papi酱”等。
网红现象的外延被不断地扩展。随着媒体曝光率的提高，也有诸多建筑或者城市区域成为“网红建筑”、“网红城市”。网红建筑基于建筑与媒体的相互作用，属于建筑学与传播学的产物。我国建筑学自从建立之初就和媒体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堪称“有学必有刊”。从上世纪初的建筑纸媒直至今日的网络建筑媒体，长期引领着我国建筑文化思潮的发展[5]。
图 1 CNKI数据库中关于“网红”研究的发文量
由于“网红”一词出现较晚，因此对“网红建筑”的讨论也直到近期才出现。通过CNKI学术搜索引擎，以篇名包含“网红”一词查找，可以发现该词约出现于2015-2016年，学术媒体对网红现象的关注也在2016之后大幅攀升(图1)。虽然近些年对“网红”的研究已经尚具规模，并集中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领域，但是建筑学界对“网红建筑”的直接讨论研究屈指可数。截止至2019年3月，CNKI数据库中学术期刊篇名包含“网红建筑”的期刊仅有两篇[6,7]，而主题包含“网红建筑”也只多了两篇[8,9]。
2. 网红建筑的类型与研究范围
网红作为建筑的修饰语，其本质在于“红”，而不在“网”。“网”只是如今重要的传播手段，即使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也有报纸、杂志、展览会等各类媒体方式使得建筑走红。而今，从多媒体时代，走向互联网时代，建筑媒体更是从早期的建筑期刊杂志，扩展到建筑网站论坛、网络社交平台以及各大电视综艺等。即使是各大纸媒，也纷纷在各大平台开设了其网络媒体分部以及微信公众号，以扩大其媒体影响力，并借由微信的朋友圈分享功能，引起流量关注。
而“红”，通俗解释来说，即受关注。而这种受关注是基于不同的价值，其实也早在互联网存在之前出现。建筑史上的著名建筑的“红”，多数是基于其结构技术或是空间形式上的突破，亦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促成了历史事件(如：水晶宫)等成就而受到建筑学界的推崇。而本文讨论的“网红建筑”并非指在建筑界有所成就，而是在通过媒体工具宣传，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建筑。
从走红作为一种“无意识结果”还是一种“有意识目的”的角度出发，网红建筑可以分为两类：后端网红建筑和前端网红建筑。
后端网红建筑：往往在设计之初，并没有主动通过媒体宣传而是通过其他历史文化事件以及偶然因素意外走红，是使用者与参与者将其捧红，而设计师、投资方本身不参与网红建筑推动作用，即“红”并非作为设计之初的目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结果。比如美国布鲁克林的Dumbo区(图2)，因为电影《美国往事》电影镜头取景，而使得该地逐渐走红，成为一个网红景点。类似的，还有《哈利波特》里的9¾站台，使得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走红成为网红景点。2014年，建筑设计公司Assemble在位于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工作室院子里建起了一个木屋，外墙使用了彩色水泥装饰砖。没想后来在Instagram上意外走红，被列为伦敦最适合拍照的墙。然而，设计师解释在设计之初最初并没有这样的预想[10]。
前端网红建筑：与后端网红建筑相反，投资方与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吸引人的视觉效果或奇思妙想，依据网红模式来进行自我品牌推广(self-branding)，以便作品完成之时可以增加曝光率[4,10]。设计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走红，吸引流量，以争取到资本。这种最初的网红推动力往往是设计师和投资方等利益体本身，即“红”作为一种目的。与之类似的是范文兵教授称之为“作者性”网红建筑 [8]，并总结迎合大众生活中的集体焦虑以及情怀消费造就了“作者性”网红建筑的生成模式。
本文研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前端网红建筑。
3. 资本：网红建筑的推动力
资本是网红建筑的最终推动力。
经济学中，资本指的是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然而资本的形式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形式。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认为资本还包括另外两种形式：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而经济资本则是各类资本的根源[11]。
其中，社会资本指社会个体或团体之间实际或潜在社会网络关系资源的总和，并透过社会网络关系来组织资源或能力的总和。而这些资源由持久化的社会网络关系决定，也就是说，与群体的成员相互关联度有关。
文化资本则以三种形式出现:内化形态(embodied state)，即我们说的对文化的理解，成为个人学识、修养的一部分；存储物形态(objectified state)，如书籍、字典 ；社会认可形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如文凭、证书等各种被公认的文化证明[11]。同时，文化具有符号性，通过文化消费过程，对符号进行解释与传播，这其中就包括了审美与品位。因此，在文化消费中去，人们需要融入这个话语体系，以展现自己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获得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
此外，布迪厄还提出了运用象征性符号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一种综合强化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12]。符号资本是社会赋予在那些已经取得足够认同的主体身上的信誉和权威，将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分配以不成文的规定确立下来的合法体系，是主体在被尊重和认同层面上获得的资本，是被多数人支持和承认的力量 [11]。符号资本源于其他资本类型的隐身与转换，并且是其他资本取得权力合法性的依据，通过符号效应实现了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在现代社会，资本的控制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买卖（经济资本），社会资源对再生产的支持（社会资本），也不仅仅是文化阶级的区隔和歧视（文化资本）。资本主义本身可以看作一种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管理方式，而对各种资本的分配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控制方式，对于资本价值的解读成为剥削剩余价值后衍生的一种形式，并以此划分了阶级与阶层[12]。
网红建筑其根本推动力，是各方势力对不同资本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平衡的供需关系，也是达到“表面上共赢”的一种手段。比如地产商打造网红建筑追求经济资本，建筑师通过设计网红建筑而追求符号资本，而游客则通过旅游打卡网红建筑追求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网红建筑和媒体则分别扮演了一种中介物和工具的作用，参与各类资本之间的流动和转换。其中，媒体也在这转换的过程中获取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媒体本身是一个承载着实体与意义的社会符号，需要从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建构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获取认可的符号资本[13]。
具体来说，网红建筑作为资本转换的中介物，通过视觉奇观、国家形象、小资情调、社会责任等方式，迎合了社会各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的需求。
3.1 经济资本：视觉奇观
网红经济是最直接的一种眼球经济。同理，网红建筑也通过提供一种视觉奇观来吸引眼球，并带来经济资本。各地的地标建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地产商通过制造视觉奇观，并借助媒体工具宣传打造网红建筑，以此将其投入的生产资料转换为更大的经济资本回报。由于网红建筑或网红景观带来了更多的游客，促进了经济发展，城市的政府与管理部门也往往对此持支持态度。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直接影响游客的决策并改变其旅行行为[14]，比如Instagram的打卡文化
[1]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建筑景观的设计方向，并推动了网红建筑。
网红建筑奇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资本收益。地产开发商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希望在纽约哈德逊庭园(Hudson Yards)建一个吸引眼球的地标性建筑，一座“纽约的埃菲尔铁塔”。可见在设计之初，这个可能出现的建筑物就已经定位是一个吸引流量的胜地，是投资商一手准备打造的前端网红建筑。最终中标并完成建造的是一个看上去像“松果”的大型楼梯式建筑叫做“Vessel”(图 3)，由号称网红建筑师的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设计。“Vessel”的结构比例非常适合Instagram的方形构图，且多层平台设计和镜面铜制拱腹，为公众提供了拍摄的精彩角度。“Vessel”目前刚刚竣工，网络上已经盛传摄影师为这个建筑拍摄的标志性角度，并在建筑界产生热议，成为网红建筑。保守估计“Vessel”将给哈德逊花园带来至少每年200万人次的流量，并带动其商场消费和整个周边地区经济[15]。
类似地，英国艺术家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为芝加哥千禧公园设计的公共雕塑“Could Gate”，形如一颗巨大豆子的镜面不锈钢雕塑，将参观者和周围的城市轮廓全部清晰地倒映出来，产生让公众共享体验的建筑奇观。整个千禧公园投入了5亿美元，而截止至千禧公园竣工十年，即2014年，该项目已经为周边带来了26亿美元的游客消费和14亿美元的地产附加值[16]。这样的作品让公众参与其中，产生交互，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城市空间，同时令投资方以及城市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总体来说，这种网红建筑的奇观是以视觉图像为基础的，这与建筑学学科特点是密不可分的。维特鲁威的“坚固(Firmness)实用(Commodity)美观(Delight)”三要素中，只有美观可以直接从图像读取出来。而图像通过媒体传播的速度极快，可以瞬间吸引流量关注，引发大众的追随与消费行为，带来经济资本。
3.2 社会资本：国家形象
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来组织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其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团体也会通过加强其内部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加强社会资本，如企业，甚至国家。国家级建筑，作为一种承接国家级活动或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工程，常常因为显示了国家财力、国家文化等方面，从而提升了其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进而作为国家加强社会资本的工具出现。
这些工程从设计之初直至竣工验收，各路媒体都会极尽所能配合国家加强社会资本的要求而进行报道宣传，从而将建筑变为网红。如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国家大剧院、北京CCTV大楼等。这些国家级网红建筑都有着易于传播的昵称，既包括“鸟巢”、“水立方”、“东方之冠”等官方昵称，也包括“水煮蛋”、“大裤衩”等民间昵称。这些昵称也促进了其影响力的传播，使之成为网红建筑。但归根到底，这类网红建筑的走红主要是基于追求社会资本的国家形象。
以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为例，有争议表示设计方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性、研究性的建筑事务所，为北京设计这么一个造价颇高、造型张扬的建筑，违背了建筑师的伦理。时任OMA建筑事务所主管的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以两个理由为该设计辩护。首先，中央电视台的大尺度是业主自己的选择，不是建筑师的选择。其次，他又进一步说，中国修建这样象征国家脸面的巨型建筑是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一贯的传统，而并非当代所独有的现象。他以1958年到1959年大跃进期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北京修建的“十大国家建筑”为例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古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迅速转变成现代化城市，并认为只有中国对这种国家脸面建筑有这样的迫切需要和实施建造的可能性，以此证明中央电视台的大尺度形式的合法性[17]。
建筑形象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媒体而存在，传播着历史文化信息，也传递着意识形态[18]。从1910年代民国建立开始，建筑就已经作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identity)的重要工具，并在30年代积极探索与建立“中国式”建筑的文化自信，直至50年代新政权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框架对建筑的设计占据了主导地位[19]。因此，“十大国家建筑”的建造与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内战，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在那样的背景下，国家是需要这样的“脸面”建筑来尽快树立民族自信，从而提升社会资本，达到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国家为了提升社会资本，而赋予建筑的光环效应自然地将其网红化。
3.3 文化资本：小资情调
审美、品味是文化分层概念中的重要区分指标，与文化资本高度相关[20]。因此，网红建筑在媒体的宣传中常常成为一种有品位的小资情调的代表。“小资”一词指的是小资产阶级，曾一度是落后腐化、意志软弱、政治立场不坚定，但却酷爱风花雪月的代表。但90年代以后，“小资”却转变为一个褒义词，成为逐步走向富裕，讲究生活品质，并尊重文化，重视精神上的个性与自由的身份认同模式。而小资群体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活风格与品位。在这个语境下，小资通过其高雅的生活品味、消费与审美，创造了一系列“区隔符号”，如看小众电影，逛宜家、喝星巴克等方式，引导了文化资本的方向。而一般社会群体则通过模仿小资的品味、消费和审美，来展现自己的文化属性，以获取文化资本。
然而，这种区隔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被建构的。相比于通过学习来获得文化资本，这种人为设定的区隔符号的可获取性更加容易。因此，一般社会群体会争先恐后地争取这种易于获取的社会认可。然而，当这种获取变得廉价之时，上层群体又会采用新的品位，重新建立新的区隔符号，来和一般社会群体维持一定的阶级距离和区隔[21,22]。商家、媒体组成的消费产业系统，则通过不断产生的区隔符号树立新的消费方式供社会群体消费选择，从而达到引导消费，获取经济资本。新的消费选择被树立为小资身份的象征，而为了与上流社会群体保持一致，会不断接受新的消费方式及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红建筑可以看做新的区隔符号。
在网络快速阅读时代，标题和图片往往是最吸引读者的。同时，诗一般的文字情怀也是成为网红建筑的重要推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海边最孤独的图书馆”一文。该文以诗一般的文字配上极其小资情调的摄影图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23]。
海，是凝重的铅灰色，云隙中偶尔透下的阳光，转瞬即逝。图书馆在一片空旷中，孤寂地屹立。
它像一块单纯而坚硬的石头，已经默默地存在了很多年。
……
阅览室屋顶有阵列式的小光筒，无数圆形的光斑会在下午三四点钟穿透进来，似是时间的揭示。
混凝土墙壁的表面保留了建筑过程的痕迹，并不加以粉饰。
冥想室在多数时间都是昏暗的，只有一个透光的窄缝，在一天的特定时间中透光进来。
冥想室的暗与阅览室的亮形成对比。
冥想室的小窗中，可以窥视到阅览室的全貌。
不同方向的光线在同一时刻进入空间，形成冷暖色调的交叠
——《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
也不知何时起，建筑圈流行起在不加粉饰的混凝土墙壁上保留原始的模具痕迹，以及压抑到只能从缝隙投出一道光线的冥想空间，并成了品味的代名词(图 4)。同时，这样电影画面感十足，诗意盎然的文字也难免让建筑师陷入的自我陶醉，而引导向一种设计上的小资情调。
在网络快速阅读时代，为了短期内博取最高的关注度，建筑也难以免俗的落入看“颜值”的时代。这种看颜值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大众群体，也存在于专业群体。毕竟设立建筑教育之初，我们引入的布扎教育体系，也是极其注重表现图的。因此，无论是大众，还是专业建筑师，落入“颜值陷阱”是一件不可避免事情。然而，在建筑的颜值上，建筑师拥有绝对话语权，并借由媒体放大，设立了一种小资的品位和象征。
然而从社会意义来看，在海边建一个图书馆，有多少人真正在图书馆读书，多少人在空间里冥想？当一个图书馆完全变成了拍照发朋友圈的背景，是否有点舍本逐末？孤独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小资”的噱头，一种新的区隔符号，触动了现代人的神经[24]。讽刺的是，自从“最孤独图书馆”在网络平台走红，读者被游客取代，最高日人流量3000人次，孤独的图书馆变得热闹非凡。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参观秦皇岛「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是怎样的体验?” 曾经去过的网友表示“图书馆内没什么书”、“去那里的人都不是去看书的吧”、“大多是游客为了拍摄几张有小资情调的照片贴在朋友圈”。
作为阿那亚地产项目的一个配套工程，“最孤独图书馆”的文案策划，符合了当前朋友圈的打卡文化与小资情调，带动了当地的地产与旅游经济。一般社会群体，希望通过晒出“最孤独图书馆”的照片，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以此获得文化资本，从而使得该建筑获得了流量与关注，成为网红建筑景点。
3.4 符号资本：社会认同
在网红建筑的生产中，网红建筑的口碑对建筑师在社会上的认同极为重要，其作品是否被多数人支持，直接关系到建筑师的符号资本。建筑学专业的边界模糊性，使得大众与专业人士都有机会对建筑进行评论，且两种声音在互联网时代集中爆发，产生了深层次影响[8]；同时，网络媒体的言论相对自由性与即时性，造就了更强的互动和参与评价模式[25]。为了获得社会认可的符号资本，建筑师在设计时会跳出纯粹的建筑自治圈，迎合社会群体的喜好，参与舆论导向，并常常通过人物设定、媒体宣传、奖项申报三个传播学角度来提升自身的符号资本，进行网红建筑师修炼之路[9]。
在人物设定上，最显著的变化是建筑师开始涉足娱乐圈，参加如《梦想改造家》，《漂亮的房子》等综艺节目，向观众展示平常不为所见的设计过程，以增加建筑师形象吸引；同时；与影视明星合作拍摄广告等等形式，增加媒体曝光度，吸引大家关注，充分提升自身的社会认可，以获取符号资本。
社交与新媒体平台对打造网红建筑与网红建筑师功不可没。如今的建筑师，不仅做得了设计，写得了文章，更懂得如何借助媒体工具，在拥有大量关注者的媒体平台发布与推广[9]。建筑师于洋以木兰围场项目为例，统计了2017年12月微信公众号关于该项目的文章标题汇总，并发现吸引流量的最高频关键词是“吴彦祖”、“蒙古包”、“建筑大奖”、“最孤独”、“最美”等词汇，并总结到“颜值”、“才华”、“男神”、“爆改”等词已经是网红建筑圈使用泛滥的词汇。
同时，建筑师们在世界范围内申报各种社会公认的奖项以获取符号资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往往陷入另一种“社会价值陷阱”，一种“政治正确”，贩卖一种社会关怀的情怀。纵观近几年的普利茨克奖获得者以及候选人名单，可以发现普利茨克建筑奖正在关注建筑的社会影响力，如2013、2014 年获奖的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坂茂，2016 年获奖的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和2018年获奖的印度建筑师多西，他们的建筑实践都有着强烈的社会面向，或是灾后重建现场，或是为低收入群体设计居所。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的合伙人舒马赫曾批评这种强调“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评审标准使得普利兹克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工作奖(Prize for Humanitarian Work) [26]。笔者认为提倡社会关怀的“政治正确”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为了迎合奖项的评价体系，而矫揉造作的“假性社会关怀”。具体来说，即设计口号上的社会关怀与最终结果并不一致。比如杭州文村的网红乡村住宅，站在社会价值角度，宣扬了一种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民住宅需要一种符合现代生活，同时又兼顾乡土建筑的建造文化的形象，从而引发媒体竞相报道。而事实上，该设计并没有如设计师所说的使用传统建造模式，当地农民对所谓的现代化生活设计，也并没有展现出媒体宣传的那样积极态度。直到在媒体炒作下，文村的住宅转变为了游客打卡地，成为对外经营的民宿，农民在经济上获益之后，态度才得以转变。但是这显然已经违背了设计师的初衷[27]。
4. 结语：网红建筑的后网红时代
社会学教授莎伦·祖金(Sharon Zukin)在《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一书中认为探讨城市的变化须将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分析联系起来，并考虑四个要素：资本(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地产( the estate)、媒体偏好(the media taste)和消费者偏好( the consumer taste)[28]。其中媒体偏好和消费者偏好使得人们更多获得了二手的经验而非直接体验，如点餐或看电影之前，人们总会寻找大众点评来查看评价，从而影响自己的直接体验。类似地，人们无法亲自体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有选择的去局部体验，这种选择往往又基于前人的经验。当越来越多人在期刊杂志、博客、网页中发表建筑或城市体验、表达对场所体验的想法，导致了建筑同样依赖媒体的评价。网红建筑便是一种基于他人偏好的存在，传递了对建筑的二手体验，并体现出病毒式传播的特点。
网红建筑作为一种建筑学与传播学结合的产物，是顺应资本流动模式的。但值得警惕的是，在资本的操控下，即使在设计上并不优秀的，对社会价值也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的建筑，只要经过炒作经营，都可以变身网红建筑，俨然变成了一条获取资本捷径。当前，媒体热衷于对建筑师进行包装报导，建筑师热衷于化身全民偶像，导致负面影响不断加深[29]。长此以往，可能会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2]的现象在设计界蔓延，即劣质网红驱逐良心设计。
为了避免劣质网红对设计的侵蚀，学界应该积极全面地建立建筑批评模式与建筑使用后评估模式。
建筑批评模式有助于建筑与城市设计思潮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类媒体、学刊大多对建筑作品都是正面宣传，建筑师与理论研究者们也在这样的语境下相互吹捧，缺乏对建筑作品与思想的批评研究。真正的建筑批评，或者说批判性评价，在我国并没有全面展开，敢于对建筑师的作品或思想进行批评的声音屈指可数[25]。建筑批评相对于实践来说，周期更短，时效性强，可以对现实快速反应[30]。在批判的过程中，会涌现有价值的思想，并不断碰撞、讨论、升华，从而长期地引导建筑创作与城市发展。同时，建筑批评的作用已逐渐超出揭示建筑本身的价值，而深入社会生活，判断标准逐渐多元和复杂[31]。因此，建筑媒体应与建筑界保持一定距离，保留一定的自治和独立，保证其发声的批判性、客观性与全面性。然而，当前讨论“建筑批评”的文章比真正的建筑批评文章本身更多，真正的建筑批评仍然稀缺[32]。反倒是民间网络上，大家对各类网红建筑的形象、造价、社会影响、使用情况等等进行全面的讨论。
建筑使用后评估模式则有助于总结当前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日后设计的改进提供依据。使用后评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缩写为POE)，是对已完成且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建筑物，以严谨且系统化方式进行评估的过程[33]。2019年3月9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与后评估专业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将专注于建筑策划与后评估的研究与发展。后评估模式非网红建筑般，通过宣传给大家先入为主的媒体偏好，而是在投入使用之后一段时间，由专家参与评估和使用者反馈，提供一种民主的发声渠道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当前设计存在的问题，予以最大程度的修正，并为今后的设计提供有效的经验参考。后评估模式无疑对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抵制资本游戏下的“劣质网红建筑”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建筑与媒体愈发紧密的今天，合理使用网红媒体手段，让建筑与城市设计更理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