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8月31日 21:53
来源：人文岭南第63期
作者：谢晓霞
城市文学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城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城市景观，来展示现代人在现代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表现城市情绪和城市意识，从而显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
扎根历史文化 展现精神生活
城市文学的内核在于“人”
⊙谢晓霞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兴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再次成为文学书写的主体。二十几年过去了，反观城市和文学的深层融合，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城市文学的定位
城市文学究竟是什么？针对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其中，市民文学、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等提法是许多作家和批评家惯常使用的，上自《诗经》和汉赋，下自最新的网络小说，都被一网打尽。然而，在这些概念的外延被无限放大的同时，其表述功能逐渐失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城市文学？当我们谈到城市文学的时候，对它究竟抱着怎样的期许和认定？
在当下，城市文学不仅是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城市的文学表达，也是对作为文化形态的城市的艺术表现。作为社会形态的城市代表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的成果，包含了从早期的西方宗教中心和东方世俗政治权力中心到现代意义上的“一个集权力中心、工业生产中心、商业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于一体的新型的社会形态”的演变。而作为文化形态的城市，不仅仅意味着街道、区域、节点、地面标志物等意象所构成的空间形态，还包含了这些空间形态中蕴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意味着一种与孤独、焦虑等状态相伴生的精神生活。换言之，“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应该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植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城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城市景观，来展示现代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表现城市情绪和城市意识，从而显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
城市文学的书写
文学的城市书写可以在时间、空间和人三个层面上展开。
时间意义上的城市书写涵盖了城市的历史记忆、当下现实和未来想象。这种书写把城市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物来看待，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变化和沉淀，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记忆。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就在历时的意义上书写了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它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每一个弄堂儿女繁华梦的诞生之地；而“现在”，昔日繁华的上海试图重拾过去，但是一场谋杀断绝了这种没有未来的怀旧想象；《春尽江南》作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终篇，在当下现实中思考人类的乌托邦问题，思考城市人的精神归宿。这些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富有历史的纵深感。但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文学却局限于当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介入了生活，却缺少了历史意识。我们希望城市文学能具备历史的厚度，希望作家不要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实录，不要流于对物质欲望的放纵与礼赞。优秀的城市文学应该写出城市的精神气质，挖掘城市的文化传统。
空间层面上的城市书写主要指对城市地域属性的凸显，它不仅停留在对城市民俗风情和历史掌故的描绘，也包含对城市特有的空间经验的捕捉，以及对城市精神内核的把握和表达。既有的城市文学普遍缺乏地域属性，导致文学中的“城市”成为面目模糊的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下城市快速发展和网络文化广泛普及导致城市在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上的同质化，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对城市精神把握不足、区域文化知识欠缺、细节描写功力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城市文学作品，通过其鲜明的区域属性表现了该城市的精神形态。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弄堂、爱丽丝公寓和平安里这些地理景观既是故事的背景，也是故事的重要构成，合力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上海图像。叶兆言和韩东笔下的南京虽然空间不同，但都体现了江南诗性文化的慵懒和悠闲，具备鲜明的南京特色。铁凝《永远有多远》里的胡同，在纯地理意义上和老舍笔下的胡同是一致的，但是将它们各自放回到作品中，却又不尽相同。在理想意义的城市文学中，不管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不仅是“物”，同时也代表着“精神”，它们构成了城市之间的本质区别。
文学的城市书写的另一重要内核是“人”。这个“人”在理想的意义上是可以左冲右突的“英雄”。这里的英雄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家国建构者和保卫者，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人士，更不是沉醉于红尘的男女，他们是勇于思考生命意义、敢于对抗当下困境、能够表达人类梦想的人。只可惜，这样的理想人物在当下的城市文学中极为稀缺。当下的城市文学最大的弊端就是人物的雷同化和类型化。成功人士、中产阶级和都市男女们挣扎在欲望的泥潭中，他们是“类”的存在而非“个”的存在。而文学的要义之一就在于展现人类之间丰富的差异。这些脸谱化的人物显然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英雄的缺乏不仅是作家想象力的贫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贫乏。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富有岭南特色的广州骑楼步行街——李永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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