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孩子

读徐继存教授的《教育学术的尊严》一文，许多段落、许多话使我多次忍不住要大叫起来，拍手称快之余，感慨良多。

以教育学术为志业，于我实在是一个近年来才逐渐关注到的课题。自1997年高考偶然来到西北师大教科院至今，虽然在这条路上蹒跚了许多时光，可对到底什么是“以教育学术为志业”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

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似乎不再受到怀疑，无论国家、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愿意给教育赋予崇高的地位。笼罩在教育外部的荣光大有增加之势。徐继存教授顺理推论，“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的学术也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可是现实中教育学术为人诟病“由来已久”，而作为教育学术的当事人的教育学者竟然“似已习惯了”。虽然这种被诟病的局面并不太影响当下教育学者过上他们那比较体面的生活，但“时光流逝，当我们（指教育学者——笔者按）的精神长期禁锢在我们自己特有的身心组织和惯习的洞穴的时候，无数的错误和虚假的观念便自然地渗透于我们的教育学术生活之中，教育学术的尊严因之逐渐丧失了”。

在此徐继存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教育学者在生产教育学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自身的身心素质和形象。在教育学术被诟病而教育学者自己习惯地满足于当下的“体面生活”的时候，学术的尴尬形象和学者的猥琐形象成为恶性循环，教育学术的尊严即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尖锐的批评了：“许多所谓的教育学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文化浮萍之人，功名利禄之徒，趋炎附势的市侩，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欺世盗名，肆无忌惮，寡廉无耻的行径给世人造成了一种极为卑劣的印象，直接亵渎了教育学者的人格，贬损了教育学术的应有尊严”。徐继存教授的批评决不留一丝情面。他甚至用鲁道夫·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中的一段话来描述当下一些所谓的教育学者：他们“迷恋于一种横扫一切的激情，一种肆无忌惮的攻击性，一种降低所有文化的意向，把文化降低到使他们感兴趣、能理解的水平，用数量取代质量，把生活变得狂暴、粗野，并由此表现出一种无礼的自负。而在其个体身上又看到富裕中的无谓吝啬，精心掩饰的自私，无聊的自我专注，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求出名，无端地寻衅，讨厌的伪善，尽说大话又缺乏勇气，对一切精神任务漠不关心，事关个人利益则勤勉无比。”

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徐继存教授充当了当今中国教育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几个甘说真话的孩子，而且是个上了年纪的孩子，这一点尤其是可贵的！大约是1998年的冬天，作为大学生的我有幸聆听徐继存教授的课，那时他是不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现在记不得了，也不想去考证，但记那时的他就已经个性鲜明、锋芒毕露。他的课堂不是把听者带进繁华的街市，而是把他们驱赶进恶劣的荒漠，让初学如我者在领略学科框架的同时体验到一种荒凉。他清晰的思路、提纲挈领的讲解、敏锐的观察、不留情面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真话中的道理是简单的，却是一些人不想听的。这一点徐继存教授自然也明白，他说道：或许“我们的追问过于理想，甚至有些迂腐，滔滔红尘，当下的教育学者又有多少敢说自己彻底摆脱了为稻粱谋的桎梏，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自己心灵的澄净？然而，道自道，人自人，我们还是有选择的空间，即使在最极端的不利环境中。既有选择，就应担当责任。”

那么，教育学者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以教育学术为志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徐继存教授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表述这个观点也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说：“教育学者的使命在于增进教育真知，丰富教育理解，改善教育实践，促进人类的发展”。这是动听的口号，也是孩子般童真的理想。徐继存教授仿照韦伯的口气说：“在教育学术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才有‘人格’，惟有那发自内心对教育学术的献身，才能把教育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因而，“教育学者如果不对自己的教育学术生活予以认真的反省，就很容易误解或者错置了教育学术的目的，忘却了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使命，贬损了自己的品性，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约100年前，马克斯·韦伯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道出了种种学术旨趣的荒谬，诸如“通往真理之路”、“通往上帝之路”、“通往幸福之路”等等。韦伯反复强调教师不应当试图充当学生的精神领袖这样的丑角，而是在专业化的领域里尽量恪守“知识上的诚实”。对个人来说，学术的主要功用仅只在于保持“头脑的清明”。韦伯道出的冷冰冰的事实或许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讽刺，否则他就不会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最后说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样的话来。这种自我讽刺在艾德华·萨伊德看来既是知识分子向公众言说的有效手段，本身也是他们言说的艺术。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言说的目标并不只是向人们显示自己多么正确或者博学，并不是为那些宣称为知识而知识的观点充当注解，而是有必要尝试促进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丧失基本责任伦理的学术是苍白的，而缺乏这种责任伦理的学者更是可耻的，“废物”一说实不为过。教育学者和教育学术不能自甘沉沦为这样的废物。教育学术有必要再次拥抱崇高的使命，教育学者不妨重新温习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

我读研究生是2001年到2004年的事，那年头似乎尚无考研热一说，稀里糊涂报考稀里糊涂上。但学习的兴趣和气氛现在想来比较单纯，没有过多的压力，自由地读读书上上课，和同学们的交往单纯而诚挚，大有天之骄子一同奔向真理之路、幸福之路的情怀。我们这批人04年参加工作后各奔东西，徐继存教授似也是那年离兰东去的。我个人不善交际，无趋炎附势的禀赋，尤不擅钻营投机，和许多授业老师、学兄学弟疏于联络。偶尔读读他们的文章，也不主动交流。既缺乏对老师的纪念与慰问，对学兄学妹们也没有关心照顾，当然很是惭愧。所幸胸内始终怀着善良之心，时刻由衷地感谢怀念师友，他日相逢，必定还如当日一般亲切。

“当下教育学者最迫切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心灵的磨砺和修炼”——婴其鸣也，求其友声；德不孤，必有邻。我相信人心是可以相通的。踯躅于教育学术的漫漫旅途，徐继存教授的此般天籁之音可否经由我们的耳目进入我们的心灵？夜深人静之时可否在我们的内心激起些微的涟漪？

（徐继存.教育学术的尊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