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消失大学难以卓越 |
董云川 宋亚萍 |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先后出台,“学科”一词频频闪现。2002年起,经由“学科评估”推波助澜,学科建设“喧嚣尘上”。大学先后制定规划,高薪延聘“学科带头人”;学者大显神通,辗转于学科内外,驰骋于院校之间;评价机构适时推出诱人的“排行榜”以博取眼球。最近,在“双一流”的语境之下,“学科建设”掀起了又一次高潮。然而,精心细想,我国近3000所高校,十余个学科门类,下设上百个一级学科及无数的二级学科,在各种各样的甄别指标中,独独缺少了“学派”这个充满活力、从内在推动学科衍生的非正式组织。学科的成就及其生命力,往往并不因为其体系庞大,恰恰源自其间“学派”丛生,相互博弈、相互塑造,砥砺前行! 学派衍生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首先,学科是学派形成的基础。西南联大时期,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因宣扬“战国时代重演论”而合组的“战国策”派,即一个涉及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综合性文化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人物的“魁阁学派”和以陈达、李景汉等为核心人物的“文庙学派”便是当时“社会学科中国化”的分支派别;上世纪20年代,维也纳的石里克、纽特拉等因信奉数理逻辑被称为“维也纳学派”。当相同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因为遵循某种共同的学术思想、理念与方法,而分属于若干个学术团体,并同时拥有一些核心成员及代表人物时,学派因此而成。反之,学派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哲学”学科便是在不同派别及同一派别内部的不同论争中得以发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相互对立,其内部又分别衍生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等;现象学派,尽管每一位代表人物之主张相似,却也不尽相同,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虽认同意识结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也既不同意胡塞尔把人最终还原为先验意识,也不同意海德格尔把人的生存还原为神秘的存在,同时也反对萨特把自我的生存还原为自我对生存的意识”。而正是由于不同派别甚至同一派别内部各成员之间相互质疑、“摧毁”“片面掘进”,方促成了学科的整体进步。 学派繁盛直接推动大学成长!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伊奥尼亚学派、柏拉图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等诸多学派;战国时期已有儒、道、法、墨、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的存在。起初,学派与近现代大学并非生而连体。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大学与学派、学科纠缠不休、分分合合,直到19世纪之后,德国与美国大学相继问鼎世界,才真正开启了同生共长的命运之旅。大学之于学派,无疑为其提供了生长与繁荣的绝佳场所,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应运而生成百家争鸣的“学科平台”,容纳了孟子、荀子、申不害、邹衍等学派人物。另一方面,学派之于大学,可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促使大学走向卓越。西南联大哲学系,围绕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道学的近代化,形成了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和以贺麟为核心的“新心学”两大学派;中文系也汇聚了一大批诸如新月派、学衡派、现代派、京派等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19世纪下半期,以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为中心的“牛津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伦敦学派”;囊括经济学派、社会学派、建筑学派、传播学派、数学分析学派、气象学派等为一体的“芝加哥学派”;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主体的“哈佛学派”等等。大学因学派林立而成名。 学派消弥无痕,学科有体无魂,大学怎能卓越!学科的生长、演进与繁荣,固然与外在条件的改善相关,显然也离不开各种各样指标的支持,但决然不可缺少的还是内生的演化机制,学派的存在恰恰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学派不兴,学术何来活力?振兴学科,勿忘滋养学派,营造宽松环境,以使得大、小、方、园、左、右、保守、激进、一流、非一流等学派各适其位,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在相生相克之中相融相汇。如此,学问通达,学府方兴。 (董云川 宋亚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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