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 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 东北方志纂修
地方志作为我国独特的一种文献形式，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的一员，东北方志是我国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东北方志的研究成果颇多，整理与编目工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展开，至20 世纪90 年代，成果迭出，既有简目又有提要。21 世纪初，对东北方志的研究逐渐深入，但系统地以辛亥革命后至抗战胜利前夕东北方志的编纂情况、旨趣、体例、理论与方法等为主题的研究较少，已有成果多以东北一省为界进行探讨。① 而对该时期的东北方志进行研究，有助于对学术转型期东北方志编纂的变化有一个深入认识，从而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
一 纂修方志情况
这一时期的东北方志既有官修、又有私纂。从数量上看，有东北总志4 种、辽宁志59 种、吉林志64 种、黑龙江志58 种、内蒙古志9 种、附《库页岛志略》1 种，共194 种。其中，伪满志书56 种，不足总数之半。
当时的东北方志屡受国民政府重视。民国肇建，内务部即下令全国各省呈送县志。② 1926年4 月又令各县呈送新旧志书。1930 年1 月25 日，内政部以“训政时期，建设方殷”为由，督促各县市编修县市志书。此外，当时国民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征集过地方志书。东北地方政府对修志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19 年，东三省巡阅使曾征集各县志、乡土志，1920 年再下令征集志书，对“向无志书之处，亦应斟酌速编，随时呈送查核”。1926 年8 月6 日，奉天省长公署的命令更为急迫: “自通令后，凡未经编辑或仅有乡土志者，应迅即筹款编辑，克日观成。其已经编辑尚未完竣者，应从速编成，以资参考。”③ 于是奉天和热河相继成立通志馆，东北各县则设县志编辑所、编辑处或修志局，随修随设，修完解散。修志通常由县知事充总纂，召集地方乡绅编修。县属警、甲、农、学等机关及各区区长、区保长任调查，此外又有绘图、测绘、校勘、誊录、夫役等人。修志所需经费多由地方政府预算划拨，不足则募捐，待修志办法报备省府通过后即可开始修志。伪满时期继续推动修志工作，尤其是1933—1937 年，“部”令、“省”令迭下，而且限期极严，不准延迟。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伪满对修志的推动力度逐渐减小，1943年后修志工作完全停止。但伪满时期似乎并没有像民国政府那样颁布法令，确立完备的修志制度。① 这一时期私修志书也屡见不鲜，如《吉林汇征》《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吉林新志》《布特哈志略》等。乡土志具有教科书的功能，因此学校也曾参与编志，如1938 年辽阳市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即编过《辽阳乡土志》。
东北地区地处边陲，文化落后于内陆，这在方志编纂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民国以前，内陆一省或一县的方志往往多达数部，民国后亦代不乏人，如江苏省在民国前有总志3 部、南京志32部; ② 山西省在民国前有总志8 部、太原志15 部; ③ 广东省有总志7 部、广州志27 部。④ 而东北地区方志有专书可考者，始于元代的《辽阳图志》，此书未付梓，已佚; 明代仅有《辽东志》和《全辽志》2 种，收入“辽海丛书”; 清代东北编纂方志形成热潮，共有113 种，其中东北总志10 种、辽宁志书67 种、吉林志32 种、黑龙江志4 种。⑤ 东北因设省置县较晚，又迭遭兵燹，社会动荡，编志者几无旧志可循。因此，民国后东北方志多有创修者，其中以黑龙江省为最。民初黑龙江设省未久，所辖各县有志书者寥寥无几，除呼兰、阿城、依兰和宁安旧有志书外，其他各县志书均为创修。吉林省自光绪十七年( 1891) 修纂《吉林通志》后，所辖州、厅、县修志的时间多在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而修志热潮是在民国年间，共修志40 余种。⑥ 辽宁省民国时期纂修志书95 种。⑦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东北方志在清代志书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修志的又一热潮，成书数量远超前代，这是不同于内陆的一大特点。
二 修志旨趣与功能
我国纂修方志源远流长，方志产生⑧后，到宋代定型，在清代进入全盛时期，可以说方志发展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古代方志的编纂宗旨较为单一，章学诚曾说: “史志之书，有俾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冽冽，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 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⑨ 可见古代方志编纂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忠孝节义，维持纲常礼教，从而维护封建统治。
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东北方志在继承传统志书编纂观念的基础上，受新史学思潮影响，修志旨趣逐渐发生了变化，呈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尤其是19 世纪末，西方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后，成为批判封建旧史学的思想武器，史学界由此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史家纷纷尝试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而志为史体，修纂方志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刘滋桂在为《庄河县志》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方志不再是备采访、供暇时消遣的陋儒之学，举凡治安、教育、内政外交、名胜品物等“无一不关切维新之进化”。因此他认为处此潮流之中，人人都应奋发图强，建功立业，并用方志记录下不断取得的功业，“所望刊行之后，俾庄河之区域日起有功则扩而充之，安见共和之政教不远胜于欧美之文明哉”①! 以进化的观念编纂方志，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修志上也得到了体现。据《安东县县志调查目录及修志办法》记载: “现在县志一书，不仅搜求古迹，作文字之敷陈，尤应注重新知，为科学之记载。”② 一是增加新知识，二是注重记载的科学性，满足了这两点，志书的科学性才会相应提高，这种修志旨趣显然是与时俱进的、是科学的。
方志的修纂旨趣也受时局的影响。近代以来，国事日蹙，东北边事日急。在此背景下，民国前期的东北方志极具爱国主义精神，“经国大计，首在边疆”，“复以地方政要，首在图籍”，而“志乘阙如，实为大憾”③。于是注重对边事的记载成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迩者，边境风云，变幻莫测，东北情势，益为留心边事者所注重”。以《珠河县志》为例，“是编之书，不仅为采风之考证，有以知形束壤制之端、安内攘外之要，于边务、国防有裨益焉”④。
由此可见修志者已经具备爱国主义的自觉意识。这一时期的方志还记载了大量反帝斗争材料，如《黑龙江志稿》记载按照《瑷珲条约》的规定，松花江和黑龙江的航权归中俄所共有，而俄屡次在两江阻拦中国客轮和江防军舰。民国18 年( 1929) 秋，中俄舰队战于三江口，中方终因寡不敌众惜败，但“其奋斗之历史，亦有足述者矣”⑤。修志者记载中国江防舰队抗击苏俄侵略的斗争，赞扬反侵略精神。同年，安图县初级中学校长王政兴以纂修《安图县志》为例，突出志书对于国防建设的价值，他说“是志之辑，又徒叙地理，言物产而已，亦所以使吾人知山川之势，国防之要，有所警惕也”⑥。同年11 月，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的张作相从为官角度强调志书对于筹边的重要性，称“筹边稽古亦得考镜矣”⑦。这些观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东北地处边疆，与国防关系尤为密切，该时期东北志书具有鲜明的忧患意识和地域特色。
传统方志学认为志书为施政参考书，但以近代眼光视之，方志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材料。“然地方历史之沿革，与目前之现状，亦可以一览了然，为治学研政之一助”⑧， “上备国史轩之撷，余亦考古者之所资也”⑨。具体来说，志书不仅可以保存一方故实，还是学者征文考献、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资料，一言以蔽之，方志具有史料的功能。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文化晚进，文献阙略，因此有学者指出编纂方志将“有益文化”①。张书翰以《宾县志》为例，指出编纂该志将“有裨益社会”，可以“促文明，则兹编之成，未始非洪流之滥觞，巨室之基础矣”②。他强调了编纂方志对于促进地方社会进步、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有价值。
而且，方志还可以用于学校教育，以唤起学子的桑梓之情。魏声龢在《吉林地理纪要》增订后还想改订，他说: “俟有三版印行之机会，必为改正，以供乡校乡土史地之参考，似不无裨益。”③ 姜庆元为《凤城县志》所作序言则直陈志书可为“学校备教科书之用”④。志书是一方之全史，举凡沿革、历史、风俗等，包罗万象，以志书作为学校的史地教材，丰富了教学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乡之情。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旅游成为人们闲暇消遣的内容之一。有人认为方志还可作旅游指南书。如邢定云认为: “有司下车伊始，外宾之观光游历者，亦当以此为指南，俾可采风问俗焉。”⑤ 志书记载一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等大量旅游资源信息，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
总之，以上诸家对志书功用的不同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均是不同于传统志书的近代编纂理念，且为后世编志者所继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 方志体例
方志的体例是指志书区别于其他著述的整体表现形式，它具体表现在志书的凡例、宗旨、体裁、章法等方面⑥，是方志编纂的首要之事。傅振伦认为: “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例无有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⑦ 王鹤龄说得更直白: “县志之凡例何为而作也? 所为记者一序之，预定其梗概; 阅者一览焉，尽窥其底蕴而作也。盖何者宜总计，何者沿成规，何者造创，则无不当胪列于篇。”⑧ 可见，体例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东北方志的体裁形式非常丰富，主要有纲目体、平列诸目体、三宝体及章节体等。纲目体是把内容分为几个类目，大类下设子目的形式。如民国8 年( 1919) 所修《拜泉县志》，全书分为舆地志、建置志、经政志、礼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及蒙旗志共10 志，下列诸子目，纲举目张，颇便翻检。此外还有《黑龙江通志纲要》等，这是我国方志的传统体裁。平列诸目体是按内容分为几个类目，下不设子目的体裁，各类目之间无统属关系。
该体裁以《复县志略》比较有代表性，该志分为建置略、舆图并原序、疆域表、经纬方里表、山水略、滨海地形略、道路略、官职略等46 个类目。此外还有《盖平县乡土志》《辑安县乡土志》《桦川县志》等。有学者认为该体诸目联系松散，彼此间的互相影响和逻辑关系难以得到反映，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系统，故是一种不成熟的体裁。⑨ 三宝体是依《孟子》所谓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为分类依据的体裁。如《辉南县志》将全书分为疆域、政治、人事及附记4 部分，类目虽略有增加，但实质相同。章节体按篇、章、节编排，清末由西方传入，民国3 年( 1914) 所修《拜泉县志》和《吉林新志》等皆属此体，其中《吉林新志》较有代表性。该志分自然和人文2 部，自然之部又分疆域、地形、地质、气候及物产5 章，每章之下又列若干节; 人文之部有名称及沿革、区划、人民、教育、实业、交通、财产、货币、金融、行政、军事、外交、都埠及市镇和古迹15 章，按内容多寡，每章下或设节或不设，篇幅或多或少，内容丰富，此体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得到普及。
体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变迁思想变化而变化。19 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家斥“君史”、倡“民史”，主张从单调、陈旧、一朝一姓的“君史”“家族史”“王朝史”转向多角度、多方位的“民史”，以民为本，关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民事。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修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把古往今来关乎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以及工商各业悉数编入方志。① 受民生史观影响，这时期的方志增加了对实业和民生等社会经济生活的记载。谈国恒认为: “诚以百产滋殖，然后民生，遂而国本以强。世之询察政俗者，盖无不以是为亟亟也。”②
实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他指出编纂方志者尤不可疏于对实业的记载。《锦县志略》设有实业1 卷、物产2 卷，对方兴未艾的商业活动和农牧产品记载颇详，“于实业一端，纪述尤为赅备”③。《吉林新志》不仅设物产、实业等章，更单独设人民章，记载吉林省的种族及由来、户口及分布、语言和文字、衣食住行及职业、婚丧嫁娶及宗教信仰等，对人民生活记载较为全面。正如该志编者所说: “我国旧有方志省志，多详于典章人物，而略于一般民众生活状况。本书力矫此弊，以备采风问俗、关心民众生活者参考。”④ 相对于古代专记乡贤官宦、儒林卓行、忠孝节义、文苑术士等人物纪传，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时人评道: “观其人民及实业等章，体裁独创，迥异常规，实开方志之新纪元。其颜之曰新志，以别于旧作，不亦宜乎。”⑤ 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大之嫌，但也可看出时人对实业和民生的重视。也有以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志书，如《哲盟实剂》共有15 章，分别是哲里木盟、设官分治、银行、移民、开垦法、铁路、河流、林业、渔业、碱业、矿业、工业、畜牧、商业及教育，其核心部分是经济，可见编者旨趣在经济。
随着社会进步，人民的慈善事业也引起了编志者的注意，特设慈善类目，如《锦县志》和《桦川县志》等。总之，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成为这一时期东北方志编纂者的共识，并为后世所继承。
在地理科学和西方技术引进的影响下，方志地理类目也发生了变化。民国时期地理类目下旧有的部分子目被重新分类，使得类目科学性增强。而且全新的地理类目下面创新子目的设立，反映了地理类目的变革精神，地势、地质、气候、面积等现代地理知识渗入其中。⑥ 东北方志受此影响，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舆地志类目，开始采用新式地理类目。如《拜泉县志》舆地志下属子目只有经纬度、沿革、疆域、山川、人种和物产6 类。⑦ 而《兴京县志》不采舆地志旧例，代之以“地理”，子目包括建制沿革、疆域、地势、山脉、河流、城池、田亩、水利、市镇、面积、经纬、晷刻、气候、道路、村屯、区划及险要，共17 类，记载内容更为丰富。但以上二志记载较为模糊，以气候为例，《兴京县志》记气候只说此地有严寒而无酷暑，不同于内陆，故不按二十四节气评定气候，缺乏科学性。《吉林新志》不循舆地志旧例的做法，代之以“自然之部”。该志记气候时，采用近代测绘等西方科学技术所得成果，收录吉林地区的空气温度、井水温度、气压、湿度、雨量、风向及风速等数据，以此反映当地气候特征，比根据传统模糊的经验记载要先进，增强了方志的科学性。
记风俗也有创新。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修志事例概要》，指出: “志书文字，但求畅达，无取艰深。遇有用满、蒙、回、藏文字，注音字母，以及外国文字时，得附载原文。”① 这一时期的东北方志对此落实较好的是《黑龙江志稿·风俗》，该志附记方言，简要记载黑龙江地区满、蒙古、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5 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以及天文、时令、人伦、礼仪、衣服、饮食、宫室、文事、政治、数计、武事、器用、动物、植物、矿物、神怪及俗语17 类名物的不同称谓。如天文类的“天”，满语称为“阿卜卡”、蒙古语为“滕里”、达斡尔语为“滕格勒”、鄂温克为“乌吉勒布呼”、鄂伦春语为“卜瓦格”，其中满蒙二族著其本民族文字，其余3 个民族因无本民族文字，皆用汉字注音。《黑龙江志稿》对记载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有较大贡献，在风俗目中附记少数民族语言是此前的《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及其他东北方志所没有的。
此外，民国前期东北方志删掉了封建时代圣制、圣训、纶音、天章等类目，人物、艺文志等皆去掉“国朝”字样。并且利用西方摄影技术，采用照片作为插图，内容涉及方志纂修人、学校、县署、监狱、古迹、风景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给人以直观感受。
这一时期东北方志的编纂方法也是可圈可点的，主要表现在记事的详略和书法上。“详”与“略”是历史编纂学上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曾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 这是从文献多寡的角度来说的。撰史如此，纂修方志也要注意详略得体。从时间上来说，方志为一方之史，虽应取证于古，也需要兼详于今，“其取材也，宜偏重物质方面，更应偏重现代，用垂一方之典，不特征文考献，备乡人考古之资料与夫国史之采摭而已”③。从空间上说，有学者认为:“作县志须别于省志，有省志详者，县志则宜略; 有省志从略者，县志则宜详。”④ 但省志和县志记载的地理范围不同，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在下者更应详记，诚为不刊之论。只有这样，才能“由县而郡，上至国家，汇而归之，采而辑之，而一代之史始荟萃以成”⑤。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书编修的优良传统，志乃史体，也应注重实事求是，反对曲笔。姜庆元在《凤城县志》序中称: “夫志为一邑掌柜之书，必崇实黜华，考求精当，简而不漏，信而有征，方不失志之本质。”⑥ 时人王宝善认为如此方可“传之于后世，历久而弥彰。至政治之改良，学术之进化，并足以维系世道人心者，胥于此而是赖”⑦。这一时期东北方志较好地继承了直笔的传统，非调查所得不妄下笔，如《桦川县志》记物产时加按语: “桦川野生蔬最多，非重要品不书，非调查所得恐失实，亦不书”①，体现出修志者的严谨态度。但也应看到东北志书的局限，因纂修者颇有旧式文人，也存在曲笔回护的毛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溢美过誉。此外，罗列史事、因袭草率、文字芜杂等，不一而足。②
四 方志理论
该时期东北方志没有理论专书，有关的方志理论主要散见于各志序跋、凡例及学者日记、往来函札等之中，这是与内陆不同之特点。关于方志的起源，东北方志修纂者莫衷一是，主要有图经、《禹贡》《周礼》《汉书》《元和郡县志》或《越绝书》等说。时至今日，对方志起源的研究仍然言人人殊、各执一端。但仓修良认为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③
对于方志的性质，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方志为掌故之书，资治之书，施政之张本。④ 伪满时期日本人萩原四郎认为是“万有文库”⑤，王春鹏赞同此说，但又认为方志是“生产度量衡”，因为“夫志者，志也。凡一县生产与消费，其数量如恒河沙，数不可纪及，设无统计以记其事，异日勾稽，从何著手，故此志于正文外，又别开生面，附统计表册，以备统计之引证与比较”⑥。抑或认为方志是史书。⑦ 其中该时期纂修方志者认为方志为史书的观念最普遍，金毓黻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继承章学诚志属信史的观点，指出: “志书，为一方之史，不惟方域山川在所宜详，凡有渉于一方之文献者皆宜入录，故有纪、有传、有表、有志，一如史体。”⑧ 近代自西学东渐以来，打破了我国传统四部知识体系，至五四时期，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此后分科治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其中就包括社会史的研究。方志因其记载内容丰富， “举凡一县之地理、天时、政治、经济、山川、人物、物产、民风以及地方行政、习俗、沿革诸大端，无不载诸志乘，蔚为巨帙”，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志书具有同样以人类社会生活为考察对象的社会学著作的某些特征。又因社会史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以往昔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因此社会史著与略古详今的志书在精神层面上有相通之处。故王永恩指出: “夫志书，乃一部分之社会史也。”⑨ 王氏把社会学引入方志学，对方志性质做出新的解释，突破了传统观点，极具时代特征。
总之，当时学界对志书起源和性质的认识差异，不仅体现出思想活跃与争鸣的学风，而且也可看出纂修者在学术转型期对近代方志起源和性质不懈探索的状态。
我国方志历经千年的发展，至章学诚，方志学始成为一门学科。梁启超指出: “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瑏瑠章氏方志学的核心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并因此以史法论方志。晚清民国时期欧风东渐，传统方志学随史学一起逐渐向近代方志学转型，东北方志学亦然。表现在:“若志之所采，凡天文、地理、政法、人文、物产、实业以及社会民生诸情况，凡经、史、子、集与夫哲学科学之意旨，无不包而有之。其范围之广，较诸纯粹史书，迥乎不相侔也。”不难得见，不仅志书的记载范围扩大了，并努力吸收近代科学用于纂修志书，而且近代方志学的学科意识渐强。张恩书指出: “昔人作志专重史料，殊失志书之本质。故拟力避前人窠臼，而以史地人文为纲，参以科学组织，如社会现象、人民生活、经济变迁、劳动状况与资产阶级之调剂、工商失败之原因，悉考究而详列之。以期将今日之事，介绍于将来，后之阅者视为史乘也可，视为一种学科也亦无不可。”① 张氏已不把方志视同史料纂辑之作，他试图解释志书所记事物变迁情况及其因果关系，更视方志为一种科学撰述，把方志学提升到科学的高度，为近代东北方志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此举既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又体现出当时东北方志学发展的时代态势，这无疑是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巨大突破。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② 关于编纂方志的方法，金毓黻认为修志宜先定大纲，经过深通志学的三五同道反复研讨，完成后才可进行材料的搜集、纂辑。搜集的方法分为两种: 年代久远的事可参考旧志，最近之事则需要实地征访。材料搜集完毕后进行纂辑，先为长编，再由通人勒为定本。至于修志时限，他认为应以3 年为期，第一年搜集资料，第二年纂辑长编，第三年完稿。③ 显然，金氏是从志书成书过程的角度立论的。杨维嶓则从编纂方志的内容、分工及态度角度予以阐发，认为应该从分类、博考、明真三方面入手纂修方志。首先引入科学分类的观念，把志书内容分门别类，再按照纂修者性之所近，分工合作撰写。他说: “考一志之中，所包甚广。人之性质各有所长，长于此者不必长于彼。因治一志而遍及诸学，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强从事，亦必不得深造。故今日讲课学者，崇尚分类法。而编修县志亦当采之。苟能敦聘若干学者，分为数组，一组编修地理，一组编修政治，一组编修人物，一组编修文艺，其余各组则皆称是; 是所疑则互相参稽，有所见则互相印证。如此为之，则有事半功倍之效。此之谓分类。”“分类之法既定，次宜博考。博考者，所以戒主观而重客观也。”亦即考订一事，必参稽众说，详为考证。如“求一古迹，犹必于历史、地理、职官各方详细考验，而后能定，其他可类推矣。此之谓博考”④。博考的目的在于明真，即纂修方志者应该有孤证不立、杜绝凭空臆度的态度，以探求事实真相为目的。金、杨二人对编修志书的义例、步骤、态度等方面作了概括，既继承了传统长编法，又吸取科学分类法以及实事求是、求真的学术理念，放之今日，仍值得借鉴。
至于修志应该续修还是重修，金毓黻认为省志或县志一旦修成，后世只可续作，对前修则补充和纠误。如此才能避免掠人之美，而且事半功倍。有学者赞同金氏看法，认为理由有三: 第一，可以为后人保存更多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第二，续修前志，可以集中力量在当代，充分体现方志的详今略古原则; 第三，续修前志还可以节省大量不必要付出的人力物力。笔者认为续修固然事半功倍，但是否重修要视前志质量而定。若前志仓促成篇，乏善可陈，则需重修; 若随着时代进步，学术思想变化，旧志不合时宜时，也需要重修。
需要指出的是，在伪满时期修志活动出现衰退。不仅数量上比民初要少，而且修志宗旨也充斥殖民色彩。伪满续修《庄河县志》，刘滋楷在序文中大谈孝子、节妇与寿考，又说文字记载有功于世道人心，十分赞同新志表彰孝节、寿考，如此“则凡夫不孝不节与恐惧其不获寿考者，俱能闻风而起，相观而善，以希冀其渐臻于孝节与寿考焉”①。而且鼓吹伪满是现代史上的新篇章，东西方新秩序的一部分，② 宣扬“王道主义”“五族协和”和“东亚共荣”等来麻痹中国人的编纂思想。在他看来，编纂方志无非是为了恢复和维护封建旧道德、旧秩序。但这些封建教条的陈词滥调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相比民初所编庄河旧志以进化史观为宗旨的编纂观念无疑是倒退。
结论
民国时期东北大量创修志书，同时又不断增修、续修。受新史学理论之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和科学观等观念影响。该时期的东北方志在编纂旨趣、体例、内容和编纂方法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时代气息浓郁。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近代新史学眼光看待志书皆为史料，金毓黻撰写《东北通史》就利用了大量东北志书。而且该时期东北志书纂修者认识到编纂志书有益于地方社会进步、促进文化建设，这对东北来说意义重大。同时，该时期东北方志也极具地域特色。数量方面，相对于中原地区，东北志书创修者多，以黑龙江省为最，体现出东北开发较晚、文化晚进的地域特色。近代以来，东北屡受俄日侵略，这一时期的志书具有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精神，突出了东北为近代筹边重地的区位特点。体例方面，在风俗、附记部分记载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体现出东北为多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区特点。不过该时期东北方志学未撰成理论专书，而且伪满时期带有殖民色彩的烙印。总之，纂修方志的理念和方法为后世继承，在近代东北方志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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