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百年经济迷途闭关锁国错过工业化

阿根廷当地有这样一个笑话一直流传着：造物主会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而当他看到阿根廷有着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时，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其实这个笑话就足以反映出阿根廷百年经济衰退的本质。因为没有哪一个落后国家还会在新商业文明时代闭关锁国，更不会在上世纪90年代让比索的汇率紧盯美元，从而导致一系列经济恶化。这就是高乔人，他们从不喜欢被别人掌握命运，甚至会一意孤行，直到曾经被他们鄙视的智利人也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闭关锁国错过工业化

一个百货公司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由盛到衰的缩影。

一个世纪以前，当英国久负盛名的百货公司——哈罗德决定建立第一个海外商场时，它选择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了3797美元，和美国相当，高于法囯和德囯。阿根廷当时被视为未来之国。100年之后，美国人均GDP达到了4.8万美元，阿根廷不足它的1/4。1998年，哈罗德关闭，这家定位高端的商场再也无法忍受门可罗雀。

严格意义上讲，阿根廷在上世纪初的兴盛更多地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当时它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做“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此后，阿根廷又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得种植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但也正因如此，物资富饶的阿根廷对工业时代嗤之以鼻，这正是那个致命的拐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因此阿根廷的出口驱动型经济遭到重创。尤其是在贸易合作方面，它对英国的依赖过于严重。事后看来，这是极度愚蠢的，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因为多年积累的贸易问题爆发的马岛海战，几乎把阿根廷的经济推向海底。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尝试工业化建设。但在50年代以前，它的工业还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直到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但正是备受高乔人尊敬的庇隆夫人和他的总统丈夫“毁掉”了这一切。他们发展工业的方式就是建立了一套闭关自守的经济体系，以此来保护国内效率低下的“幼稚工业”。然而，保护的成本是极高的。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好几倍。而相比之下，更晚起步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了市场开放政策，一举超越了阿根廷。

政权更迭频繁拖累经济

经济的混乱带来的是政权更替频繁。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此间多由军队政府统治，直到1983年，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才标志着阿根廷告别军政府时代。

但这并不代表着一切的结束，一个力证就是阿方辛在军方逼迫下提前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一位美国学者就曾说过，人们常常把阿根廷的衰落归结为政治动荡，又把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他们期盼已久的文人政治家也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完成体制合法化，再优秀的政府都无法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

阿根廷的政治总是被像庇隆夫妇这样的人所掌控，他们更多在意的是去塑造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而腐败贿赂问题又日益猖獗……体制建设是一项沉闷而又缓慢的工作，但那二十几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想快速地解决问题。因此，有什么样的结果显而易见。

阿根廷曾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就包括阿方辛的继任者梅内姆上台之后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比如他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他还对国有企业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私有化，这使得政府获得了大量的收入用于宏观调控。

但谁都没想到，这个稍微有了起色的国家却急转直下，也许正是高乔人天生的自以为是造成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曾任财政部长的多明戈·卡瓦洛比梅内姆要激进得多，他取消了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方面的管辖权，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盯住美元，以强行控制通胀，但结果就是极大地抬高了本国生产和劳工的成本以及出口成本。很快的，阿根廷在2001年遭遇了罕见的经济危机，所欠巨额外债高达1300多亿美元，全国30％的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阿根廷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穷人”。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此后几届阿根廷政府继续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性行政手段，比如管制商品价格、禁止购买外汇等，这进一步扭曲了阿根廷的经济基础。

同样是从一包番茄酱里知微见著。今年2月，在阿根廷有超过200家餐厅的麦当劳宣布番茄酱全线断货，这是因为麦当劳此前几乎所有的番茄酱都是从智利进口的。但是阿根廷政府的进口政策规定，如果一样产品可以在本土生产，其进口将受到重重限制，而番茄酱就被新加入到这个行列里。他们甚至正在毁掉曾经引以为傲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出口。

从2006年开始，阿根廷政府打着“保护阿根廷人的餐桌”的旗号，对小麦出口提高了出口税并设置了出口配额。这项政策出台之后，种植小麦的耕地面积锐减，此前五年的平均种植面积为620万公顷,这一数字在2013年降到了316万公顷，从世界第四大小麦出口国滑落至第十位。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畜牧业上。2005年，阿根廷是全球第三大牛肉出口国，但到了2012年已滑落至第11位。

“政府是惟一一个不理解阿根廷需要解放生产和出口的组织。”阿根廷当地的一家农业咨询机构CONFIAgro的研究员莱昂纳多·萨尔基斯说。在他看来，如果政府不对目前政策做出调整，农业产量将进一步下降，导致更多的短缺和价格上涨。

自2006年以来，阿根廷的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10%以上，有媒体预估目前实际的通胀率可能高达30%。

谁都成不了阿根廷的救世主。已连任两届总统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将于2015年卸任，许多观察家认为，她已经无心再为阿根廷经济做一些实事。有评论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阿根廷总统现在的惟一“抱负”是将该国的一系列问题交给她的继任者。

阿根廷的问题已经不能用任何经典的经济学模型去概括了，这是个太特殊的国度，不太严肃地说，正是高乔人的民族特性使得国家总是无法理顺他们的逻辑。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极端主义并不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必要因素，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薄弱的制度、本土主义的政客、懒散地依赖少量资产以及固执地拒绝面对现实等才是罪魁祸首。”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句经典唱词几乎被用烂了。但毫无疑问，对于“悲情英雄”阿根廷来说，这也是最贴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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