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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分析西周青铜器铭文,认为周厉王是位有文治武功的雄主

周厉王是位暴虐之君,这在《芮良夫惩》《史记·周本纪》《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西周一些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反映,但有学者分析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厉王的记载,认为厉王是位勇于改革、建立赫赫武功的有为之君。难道真的需要重新评价周厉王吗?笔者以为历史定论难以推翻。

历史上以周厉王为无道之君,主要根据是两件事,即“专利”和“弭谤”。

《国语·周语上》云: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为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西周前,山林川泽属于封建国家。《礼记》曰:畿外“名山大泽不以封”,畿内“名山大泽不以颁”。原因之一,是君王因有“五岳四渎”之祀,故不封。西周建立后,山林川泽所有权属于天子或曰周王室,仍是国有化,但对山林川泽是多级占有、管理和征收。周王朝实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度,周天子按照封建等级原则,把不断扩大的疆域之内的土地陆续分封给他的子弟、亲戚、功臣,为诸侯。周天子又把邦畿之内、诸侯把封地之内的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分封给自己的卿、大夫、士。天子拥有土地所有权,诸侯和卿、大夫、士拥有不同程度的土地占有权。山林川泽是土地的一部分。如此,封君在封土之内,对山林川泽有占有权。这些山林川泽,无人经管,人民“以时入而无禁”,封国内虽设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等官,名为掌山林川泽的政令,只不过为定期向樵采、渔猎的人们征收贡税而已。庶民直接向封君纳贡实物,如上好的兽肉、兽皮,丝麻织品,以及薪柴等。对此,《诗·豳风·七月》记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封君又将贡品的一部分作为税赋上缴王室。由此可见,封君占有的山林川泽,其利益由王室、封君和庶民均沾。

而“厉始革典”,即通过专利政策改变了这一常态,《芮良夫惩》称“改变常术,而毋有纪纲”。周厉王实行专利后,山林川泽资源及其利益归厉王或国家独占,使得封君的山林川泽利益尽失,庶民的生计也成了问题,因而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芮良夫惩》说:“民乃嗥嚣,靡所屏依。” 芮良夫也说:“专利作威,佐祸进乱,民将弗堪……下民胥怨,财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而“民至亿兆,后(王)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

面对民怨沸腾,周厉王不改弦更张,反倒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 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此却置若罔闻。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声震如雷,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狼狈逃窜,在爬越宫墙后门出逃时,还摔伤了腿。他在护卫的保护下,偷偷渡过黄河,逃到彘隐居起来, 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国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 此时宗周无主,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定公和召穆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

然而,许倬云先生分析道:“西周王室颇有紧迫的情形,外有国防需要,内有领主的割据。周室可以措手的财源,大约日渐减少。费用多,而资源少,专利云乎,也许只是悉索弊赋的另一面。这是时势造成的情况,厉王君臣未必应独任其咎。” 许倬云先生认为,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是解决国防和财政危机的需要。后来学者更认为“厉王的专利和弭谤,主要是出于对外平叛战争的军事需要,在非常时期采取的特殊经济和政治措施。”

周厉王统治时期,确实内忧外患,但“专利”真的用在修治武备和镇抚淮夷、反击犬戎战争中了吗?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淮夷、南夷或淮南夷,是淮河流域众多部族的合称。周初淮夷地近山东,与东夷相错杂,有时亦相互指代。伯禽封鲁以后,淮夷、徐戎并兴,始有作乱之迹。周厉王时期,淮河流域的昏部族,广伐南国,周王朝忍无可忍,故派虢仲统领柞伯、蔡侯的诸侯军队向昏部族发起进攻。柞、蔡联军围困昏邑,但作战并不顺利,柞伯仅“执讯二夫,或馘十人”,战果甚微,亦可表明攻城失利,进攻失败。

此后淮夷继续广伐南国,厉王又命应侯视工讨逆,多俘戎,战局有所改观,但并没有完全遏制淮夷进犯的势头,致使在应侯反击淮夷约两年后,厉王亲率大军从成周出发,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今江苏宿迁东南)、遹(今安徽桐城县北),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有所斩获。

周师连续进攻淮夷的中心地区,表明周厉王铲除南夷逆的决心坚定,对南夷、东夷诸国产生了很大震动,致使南夷、东夷二十六邦遣使前往觐见,以示臣服。

厉王南征回返途中,在大坯(今河南汜水县里许之大坯山)召见了未曾参与叛乱的鄂侯驭方,待之以燕射之礼,并亲赐驭方玉五㲄、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鄂侯驭方是淮夷的重要人物,厉王意在安抚或警示鄂侯驭方,使其亲周勿叛。然而,鄂侯驭方或从周师征伐南夷战争中看出了周师并不强大,或从觐见厉王中看出了厉王之心虚,竟然在觐见不久,亲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芮国,剑指京畿。面对来势凶猛的叛军,周朝野震动,认为是上天降临的一场大灾难。

厉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讨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气愤至极的厉王动用主力部队扑伐鄂侯驭方及其叛军,并严令无论老幼,斩尽杀绝。然而,貌似威武的周师,面对强敌却惊恐万状,难以抵挡鄂侯率领的联军进攻。虽有晋侯、敔率部击敌,有所斩获,但无以左右战局。无奈,武公只得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人,投入战斗。公戎车,本是守卫王宫和都城之师,一般不出动对外作战,此次在西六师、殷八师伐鄂失利,形势岌岌可危的紧要关头,不得不出战。公戎车参战后,战争开始出现转机。禹指挥公戎车展开反击,对叛军穷追猛打,一直追打到鄂都(或应在随州),擒获鄂侯驭方,并将其兵民无论寿幼杀戮无遗,一举灭掉鄂国。然淮夷仍视周朝形势,时服时叛,直到周宣王之时,召公虎才把淮夷敉平。

周厉王时期,犬戎曾大规模进犯,厉王命武公御敌,武公并未征召西六师,而是命多友调遣公戎车作战。公戎车与犬戎先后在漆、龚、世、杨冢等地交战,屡败犬戎,俘车127,折首356,执讯28,救出被犬戎掳走的周民,并将犬戎赶出国境。

青铜器铭文记载未必完全符合史实,对厉王和周师失利或失败不可能得到充分反映,因为这不符合其勒铭记功的制器目的。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厉世时诸侯叛乱、犬戎入侵,从淮河流域到京畿腹地,战火从南至北不断蔓延,其激烈程度是罕见的,以至于时人惊呼“天降大丧于下国”,虽然厉王用兵暂时消弭叛乱和逐出犬戎,但国家危机并没有彻底消除;从中也可以看出,厉世缺乏镇抚诸侯和洞察边患、治兵御敌的才干,突出表现在淮夷屡屡进犯、国家边备不修、周王朝西六师、殷八师等主力部队战斗力孱弱等。

人们不禁要问:厉王以专利积累的财富,如真的用在强化武备、提高军力、巩固国防和整修内政上,国家何至于此?其实,实行专利所得财富,已落入厉王君臣囊中,供其挥霍享受,并未发挥满足国防需求的特殊作用。正如《芮良夫惩》篇首有序云:“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静(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

杜勇先生认为,无论是国防上的轻忽戎患,不修边备,还是内政上专利贪财,残民以逞,都表明周厉王所作所为已严重突破了国家伦理的基本底线,是一个不折不扣恶暴虐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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