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占庭帝国的政体中，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但这种皇权并不是无限的，它虽然至高但不无上，而且皇帝们还得时常做一些恩威并施的事情来让社会各界满意，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这是因为在拜占庭皇权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君权神授”和“君权取之于民”的两种理念。拜占庭的君主政体最早源自罗马帝国，比如屋大维即是罗马的“奥古斯都”又是“终生保民官”，前者是神圣的、抽象的，后者是世俗的、具体的。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引进了波斯和埃及的传统礼仪，使得皇帝在君权取之于民的基础上确立了君权神授的新概念，并且延续到了拜占庭时期。
通常来说，拜占庭皇帝登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宏大的加冕仪式，以此来弘扬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要做到名正言顺就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拜占庭皇帝的加冕仪式最早是戴克里先按照波斯的宫廷礼仪确立的，不过这种来自萨珊波斯的仪式按照罗马的国情做了些改动，原本应该给皇帝加冕的最高祭司换成了普通祭祀。因为戴克里先规定罗马皇帝才是国家的最高祭司。
皇帝的加冕仪式
基督教成为拜占庭的国教以后，从教皇利奥一世开始就由君士坦丁堡教宗在皇宫为新皇帝举行加冕仪式。从7世纪初福卡斯称帝起加冕仪式改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教宗有权代表人民利益向新皇帝提出一些要求。当皇帝完成加冕仪式后，就获得了神圣的权力，他有权过问宗教事务，处理教务争端，甚至否定宗教会议上决议。来自叙利亚的军事将领，通过驱逐阿拉伯人成功保卫君士坦丁堡而登上皇位的利奥三世曾经公开声称“朕即教士”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合法的有效的。基于此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要当拜占庭的皇帝你首先要是一位基督教徒，否则即使你是老皇帝的嫡长子也免谈。
教士参与的御前会议
宗教对于皇权的巩固和制约作用还体现在皇帝的御前会议上，公元812年皇帝迈克尔·朗加巴召开帝国御前会议，讨论要不要对保加利亚人的挑衅付诸军事行动，其主要的参与者和发言者基本都是教士，包括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宗主教、西尼亚和西齐库斯的大主教和主要地区的修道院住持。由此可见，此时拜占庭皇帝借助宗教人士巩固自己的权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尽管拜占庭皇帝不遗余力地宣传君权神授，但他们并不否认君权取之于民的理念。即使是最专制最集权的查士丁尼一世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强调“是人民将权力授予了君主”。你可千万别以为那只是统治者的政治作秀，装模作样说说而已。在拜占庭的历史上民众废立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可能会拥立女性来掌握帝国的权柄。
公元602年，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将领福卡斯在沿多瑙河驱逐阿瓦尔人的途中，突然南下进入君士坦丁堡，早已不堪忍受莫里斯一世暴政的首都人民果断地拥立他为新皇帝。谁知登上皇位的福卡斯也不是什么善类，大肆屠杀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政敌和百姓。此时民众们发现福卡斯同样是个暴君又毫不犹豫的弃他而去。而历史上著名的学者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戴之后，于公元944年依靠起义者的力量逮捕了企图发动政变的斯蒂芬·罗曼努斯和君士坦丁·罗曼努斯，才将皇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1042年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拥立奥古斯塔狄奥多拉的姐姐佐伊共同执掌国家的政权。尽管拜占庭的民众无法从根本上对于皇权的行使起决定性的影响，但起码是有一些制约作用的，使皇帝有时不得不在政策上照顾他们。
或许有人会问拜占庭皇权同时体现君权神授与君权民授两种理念难道不矛盾吗？结论是非但不矛盾而且很和谐，为什么？因为拜占庭的臣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也就是说教会是代表民众授予皇帝种种权力的，这或许可以用我们中国古籍《尚书》中的一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概括。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此举也赋予了皇帝不可亵渎的地位，公元413年，当人们为阿卡第皇帝的皇后尤多克西娅举行葬礼的时候，有一位宫女站在高处的窗台上无意间向正在抬出宫殿的棺木俯视了一眼，就立即被处死。
我们还有必要说一下女性对于巩固拜占庭皇权的积极作用，原则上拜占庭皇位的继承人不可以是儿童，但皇帝合法的儿子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继承帝位，而皇帝的“监护人”可以是皇帝的遗孀、姐妹或女儿。如果皇帝死后没有合适的男性继承人，那么皇室女继承人不但可以执掌国政甚至可以指定自己的男性继承人（即丈夫或儿子）为皇帝。不过在此之前她们需要先由皇帝授命，君士坦丁堡教宗加冕获得奥古斯塔的身份。如狄奥菲鲁斯皇帝在位时期，册封了他的二女儿塞克拉为奥古斯塔，塞克拉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同时确立自己的丈夫有皇位继承权，不过这位驸马爷运气不太好，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他很快就失去了继承权，降格成为小皇帝的摄政。
当然对于拜占庭皇帝来说还有一个快速树立自己权威的方式，那就是亲自领兵出征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许多拜占庭皇帝都是行伍出身，比如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一世。伊苏里亚王朝的君士坦丁五世（741—755年在位）几乎每年都要御驾亲征与边境上的敌人过过招，其中从756年开始频繁与慢慢崛起的保加利亚人决战沙场。由于拜占庭军队的装备较之对手要先进得多，因此保加利亚人每次损失都非常惨重。763年6月30日，君士坦丁五世和保加利亚王特勒茨从早晨激战到晚上，最终拜占庭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君士坦丁五世也赢得了“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他也因此深受民众的拥戴。
当然凡事过犹不及，虽然拜占庭的民众们将征讨敌人看作是皇帝的责任，但如果皇帝在前线被俘，民众们也会发动起义，拥立新皇。比如11世纪的罗曼努斯四世，曾经率军与塞尔柱突厥人作战，一路打到幼发拉底河附近，但此君的好运并没有延续太久，1071年他在亚美尼亚凡湖附近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被塞尔柱首领阿尔普·阿尔斯兰打得溃不成军，本人也成了突厥人的俘虏。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们闻知此信，决定发动起义，废黜了罗曼努斯四世的皇位。
此外当首都面临劫难时，如果皇帝选择逃亡外省，那么也很有可能丢失自己的权柄。6世纪上半叶，由于伟大的查士丁尼大帝的改革政策过于激进，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竞技党人的不满，爆发了著名的尼卡起义，反对派们一边高喊着“尼卡尼卡”，一边在大街上疯狂的破坏，军队对此束手无策。这使得还未坐稳皇位的查士丁尼惶惶不可终日，打算放弃君士坦丁堡，去外省避避风头，此时皇后狄奥多拉却坚定不移地说：“与其逃亡苟活，不如光荣战死，皇帝的紫衣是最好的葬袍！”应该说狄奥多拉这番话说的非常通透，这个女人知道皇帝一但逃离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民众。
影响拜占庭皇权稳固的还有一个很传统的因素那就是“共治”，这一传统同样源自于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地创造。被选为共治者的人称为co-emperor。当皇帝病危的时候，如果继承人还年幼，那么皇帝会为他安排一个或者几个监护人，类似于我国古代的“顾命大臣”，由此获得“共治者”的称号，当皇帝驾崩后，小皇帝虽然是名义上的君主，但实际掌握政权的却是共治者，他们通常会选择与皇室联姻，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比如罗曼努斯一世就在919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君士坦丁七世，从而以国丈的身份成为凯撒，同年12月被提升为共治皇帝，其权势甚至一度超过真正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不过共治皇帝不可以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家族成员，否则就会受到贵族与民众的反对。客观的说，共治者制度的存在是对拜占庭君主体系的一个较为有效的补充。
拜占庭帝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继承了希腊的文明，传承了罗马的制度。有些人总说拜占庭的皇权体系与中国或波斯相比并不完善，其实这是有些片面的。拜占庭的皇权体系中同时体现中君权神授与君权民授两种理念并不是混乱不堪，而是对立统一，因为拜占庭的人民们几乎全部以基督教为信仰，而皇位的继承人也必须信仰上帝，否则就没资格继承皇位，皇帝即是宗教的最高祭司又是世俗的统治者，这两种理念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妥协，成为稳定拜占庭君主统治体系的核心因素，而对于皇帝来说，任你再强势再威严，也不能与宗教和民众完全决裂，就算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专制的查士丁尼大帝，也得下令修建雄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以表示自己对上帝虔诚，更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下承认“是人民将权力授予了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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