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讲台，我几乎得天天面对，仿佛履行某种仪式。
那时，我是学生。读书求知，从进学堂发蒙开始，除父母、同学、书本外，每日看得最多的，就是讲台，和讲台上的人——班主任，或科任老师，语文、数学，或音乐、美术。如果说讲台是一道风景，那应该是学生生命中，最重要的风景——从开学，到放假，从上学，到下学，除了课间短暂的休息，一天六七节课，都得面对，仰望。
那时人小，稚嫩。讲台，和讲台上的人，越发显得高迈，庄严，神圣。板书，提问，朗读，示范，讲解，要求，训诫，表彰，惩罚，再辅之以教具，教鞭，不同的表情、手势、语气和声调——讲台上的老师，几乎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代表，智慧的化身：沉着，镇静，坚定。小小的眼里和心里，对他们，和他们所站立的地方，也满是景仰和虔诚。
很多年后，在一首诗中，我称那小小的地方为：与生命对应的高地。
更多的时候，我在大地上行走，出没。农家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单薄的身影，总与村路、树木、庄稼、泥土、农事有关。骑一只竹马，握一只木枪，或滚一只铁环，我和那些玩伴们，在田野里奔跑，跳跃，嬉闹，被简单的快乐，和小小的忧伤袭击，裹挟。泥泞的小路，坎坷的山道，荒草、藤蔓，或荆棘。置身其间，我比一株树矮，比一只鸟低，比一匹山小，比一片云重。
我只能落寞地行走，或奔跑。我的身影，孤独，矮小，单薄。
偶尔，我也会和那帮玩伴一起，在池塘里游泳，在小河里捉鱼。被水裹藏，被波光或浪花掩没。不过小小的一口塘，窄窄的一条河，在我眼里，却满是汪洋的水——除非偶尔仰泳，我甚至看不到明净、高远的天空，看不到如我一样在天空游弋的鸟儿和云朵。
除了被水，和低处的事物围困，很多时候，我一无所见。
年纪稍大些，奔跑成为常态。为上学放学，为四季的农活，为偶尔到街上打酱油，或买盐巴。从家里，到田野，到街上。或者，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
小小的身子，像一颗跳跃的音符，或一只滚动的皮球，在村路上弹跳，摇晃，步幅和力度，都小小的——连偶尔晃过的心愿，也那么低，小，连仅有的梦想，也那么脆弱、渺茫——我只希望能跑得快些，再快些，能赶上一阵风，赶上即将响起的铃声。或者，跑得远些，再远些，能尽快跑出那小小的村落，跑进熟悉的学校大门，在老师开始讲课前，坐在讲台下面，属于自己的座位上。
那时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飞翔，像鸟一样，或者，像头顶偶尔掠过的飞机——那样辽阔、高远的天空，那样自由、快捷的飞行啊，总能诱发孩子心里的迷醉和向往。
想象里，飞行无疑是快乐的。而风筝，是通往天空的最便捷方式。几根篾片，一张薄纸，几十米长长短短的细线，几十米高高低低的飘飞：粗糙，笨拙，摇摇晃晃。乡村里，竹树甚多。一不小心，就会被挂住，或被划破——梦破灭，只余那一张薄纸，几根篾片，在树梢，或枝叶间，被风无情地撕卷，蹂躏，嘲弄。
更多的飞行，只能在梦中，在暗黑的夜晚，在飘忽的虚拟语气里——总是被追赶。总是亡命地逃跑。然后，是在水边，或悬崖上，被迫失足，或主动跳下。身体的坠落，有一种飘飞的感觉，舒缓而漫长。大地的吸引，风的托举，虚幻的沉落和抵抗。缓慢，从容，隐约的恐惧和快感，足以让我看到身体下面的一切：田野，或河流，花草，或荆棘。
在恐惧中醒来，往往由不住汗湿和疲软——“那是在长身体。”母亲的安慰，稍稍缓解了我的惊惶和紧张。那样的梦，隐秘而暧昧的快乐，飞行和成长的快乐。
后来觉得，《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那首歌，仿佛是专为我而写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大学，经历了17年漫长的学生生涯后，我从教室下面矮矮的座位，走上了高高的讲台——我成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在讲台前站立，在黑板上书写，在粉尘中挥洒青春和激情，又成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履行的仪式。
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仪式。
讲课中途，或课间休息，或奉命监考，时常在教室里来回巡游。孩子们坐着的时候，感觉就像一畦畦麦苗，有着春天和生长的气息，青葱，蓬勃；而当他们站起，便如一棵棵高梁，或玉米，秀颀，挺拔。那都是高中生。他们中的许多，个子高过了我，身材壮过了我——心里，由不住掠过当年在田野中行走的情形，总有些压抑、慌乱、不自信的感觉。
那时候，我总是赶快返身，“走上”讲台。
情形马上得到改观。他们中最高的，即使笔直站着，也在我的视线之下，在我的俯视之中。心里的压抑和慌乱顿时停息，自信和踏实的感觉，一点点回到内心。我镇定下来，冷静地提出问题，或明确要求。然后，一双双大手和小手，在我期望的视线里举起来，等待我的指点或示意。我观察，审视，像一个农夫，站在田埂边，望着自己栽培和浇灌的禾苗。
是的，禾苗。如同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所写：
仿佛最抒情的禾苗，在雨声中
拔节，挺立。一双，又一双
高高举起的手，明亮
而温馨。与窗外的春天融合
使我想起远方，旷野中
一片峭拔、充满青春气息的幼林
和更远的地方，那幅
鲜亮、美丽的未来图景
如此诗意、柔美的情怀，萌生在我刚走上讲台时——那样敏锐的心思，那样愉悦的意绪，陪伴着我，鼓舞着我，支撑着我，让我在讲台上，一站就是9年。
9年的教师生涯，让我对讲台，又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
少年时的飞行梦想成真，是很多年后的事。第一次的空中行走经历，尤其刻骨铭心——2003年冬天，我因文章获奖，与几位同伴一道，被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到俄罗斯参观访问，作文化交流。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么的远，一不小心就出了国门，要到那个庞大得“像一个世界”的国家。
波音777。条件舒适得没法想象。飞行高度始终在万米左右，机舱内却非常平稳。两只投影仪不断变换镜头，反映着前方和地面的情形。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车里雅宾斯克。乌法……一个个城市名称，标识着我们走过的路程及与莫斯科的距离——但是，当我透过飞机舷窗，向外望去，向下俯瞰，除了偶尔的云层，遥远得要靠想象才能约略猜想的大地、河流、山野、荒漠、森林、村庄、城市，几乎一无所见。
一无所见。除了机内形形色色的人，除了窗外无边无际的云。
后来有了更多次飞行。不过都在国内，机况也没有最初的感觉好。所以对高空里飞行，越发觉得难受。在某一篇文字里，我这样诉说那滋味——
“乘飞机的感觉，仿佛是被天空给绑架了。一旦登机，尤其是起飞后，一切便都无法掌控，一切也便都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尽管知道飞机最安全，但人在空中，无根无凭，无所依托，只好把自己交给冥冥中的神。而每一次颤动、颠簸，都让人由不住紧张，惶恐，胡乱担忧。尤其是夏秋时节，大风雨，或强气流，或突破云层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张纸，不知道会被带到哪儿去，是否还能到达安全之地。”
所以，每有出行，如果时间充裕，我更愿意乘坐火车。硬卧，或硬座。夜晚躺着，白天坐着，那样大把的时光，仿佛被闲置的，悠散，慵懒，可以随意地胡乱打发：看看书，听听歌，或呆坐窗前，看窗外一掠而过的大地风貌，不同特色的风土人情。
车窗与地面的距离，既让人觉得略略“高出”了大地和生活，又能确切地感知到置身大地的沉稳和踏实，仿佛更加切近生活的本质，感觉到自己真实的“在”。
但我要说的，并非旅行经验和感受。尽管我喜欢那样不断置身异地的生活。我甚至渴望能有更多的出发和行走，抵达更多的远方，亲历陌生的人群，体验不同的风景。
我想说的，其实是讲台，也只是讲台——在教室前方，黑板下面，水泥，或木质。高不盈尺，而且逼仄：横向走，三五步；纵向走，一两步——我所关注的，是那个小小的区域：学校里永恒的风景。教师工作的主要场所。知识传递点的象征。神圣与平凡、高尚与卑微的集结地——在那里，教师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在那里，学生的未来被暗中影响和改变。
当然，我所关注的，也包括：或光洁或黯淡的黑板。或新或旧的讲桌（能够遮住我的大半个身子，和时不时涌现的紧张、惶恐和焦灼——我不止一次体验过那种感觉，那让人觉得“教育是孤独的事业”的感觉）。讲桌上的粉笔。黑板刷。偶尔积盈的粉尘。课本。教参。讲义。试卷。紧张、零乱、缠绕、漫长、周而复始的时光。
《现代汉语词典》说，讲台就是“在教室或会场的一端建造的高出地面的台子，讲课或讲演的人站在上面。”
“高出地面”、“站在上面”，看着这些词语，我有会心的感觉。
讲台总要略高于教室的水平。20厘米，30厘米，或40厘米。那样的高度，不是喜马拉雅，也不是青藏高原，不能增加太多海拔，但刚好，可以强化教师的身份，提升教师的地位（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答案便是这样）——让他高一些，却不至于太高。或者，让像我这样身材矮小的教师，能依凭那有限的物理高度，略略增加一些优越感。
因为那微弱的高度，人们说教书，就是“走上”讲台。而作为教师，最经典的形象，或者说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站”讲台。是“站”，而不是“坐”。我说过，姿势不同，思想和感情就不同，情怀和意味也就不同——那么，这样的站立姿势，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味？一直没想明白，直到有一天，读“全美优秀教师”得主、美国作家弗兰克·迈考特的《教书匠》，才猛然有所悟——他说：
“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
原来如此。站立，其实是一种面对和承担——我说过：每一天，我们在学校，在讲台，不仅展示着自己的教学功底、教学艺术、教学风格、教育理念，也在体现着我们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和人格魅力，更在撰写着我们的教育诗篇、教育历史。
她（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他”？想起张文质的两句话，大意是：其一，教育是母性的；其二，中国最美的女教师都在小学里）娇小，沉静，但一站上讲台，便有一种温柔强悍的力，让喧嚣的教室，像水一样静下来。
她目光很柔，但恍如阳光，所到之处，就让人觉得温暖。她的脸上，没有刻板和威严，她的嘴里，没有指责和罗嗦。她并不漂亮，但清爽靓丽，沉静而内敛，对孩子，有绝对的吸引力——后来想起她，我总说：当教师，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应当越美越好，那样才有亲和感。我甚至套用那句经典的话开玩笑：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长得错又来当教师，天天在讲台上吓学生，那就是你的错了。
她教语文。学生说，她像优秀的导演，每堂课，都有精彩展开的剧情，都有令人激动的风景，而风景的主角，便是她。她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平易温和。高低顿挫，她的声音仿佛有磁。孩子们说：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语文课，他们的生活就会黯然失色。
她动情地讲着，孩子认真地听着。她时而眉飞色舞，时而含情脉脉，她甚至要手舞足蹈起来。她那么容易地，就把美（语言的，或感觉的）向四周散开，让它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无所不在。什么叫如坐春风？这就是——听过她上课的老师说。
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能有幸看到这样风景的人，可惜不多。而当我写下这样的感叹，其实也还有着小小的期望：或许，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风景？
当然，我也知道，一个教师，要让自己成为美丽的风景，并非易事——台上有台上的荣耀，台上也有台上的艰辛，和苦衷。人在台上，会紧张，焦虑，感到压力。成为焦点，被关注的中心，自然也会有被聚焦、被审视的感觉。
每个教师，都期望成为美好的风景，但是否真能成为，很难说——课讲得好不好，衣服穿得是否漂亮，音质如何，心情怎样，是否知识渊博，是否有饱满强悍的内心世界，是否有神彩飞扬的精神面貌，都可能影响到那风景的构成：元素，色调，景深，质地，张力。
更何况，作为精神的高地，在讲台上下，还有着隐隐的对峙和交锋：观察，发现，审视，目光的交流，思想的碰撞，灵魂的交流——那样的时刻，在那水泥台阶上，很容易有“生命与责任重叠”的幸福感、“大道传薪易也不易”的神圣感。
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情形。
大学毕业前，按惯例，要参加为期一月的教学实习。也许平常乱讲乱说惯了，试教的时候，居然不惊不诧，镇定自如。但是到了实习学校，在见习了几天后，真正站上讲台时，面对台下那一双双好奇、渴望、挑剔、期待的眼睛，仍禁不住“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那是冬天，背脊上却微微有汗。惶然站着，几次蠕动嘴唇，脑袋里却一片茫然，和空。“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先生这话，突然涌现，仿佛是专为那样的场景而写。
那一次，到底是怎样开始的，已经记不清了。但那种紧张感和惶恐感，一直记得。即使现在，偶尔上台讲话，或作所谓的交流，仍会觉得忐忑、慌乱、茫然无措——教师的生命在讲台，就像将军的生命在战场一样。教师的功底，在讲台上凸显；教师的梦想，在讲台上放飞；教师的价值，在讲台上展现。讲台之于教师，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苍鹰之于蓝天——基于这样的感受和体验，我曾如此喟叹：
“每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在讲台上，都不免觉得孤单、迷惘，甚至莫名地担心、焦灼，因为他不知道课堂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在课堂上过于清醒超脱，过于成竹在胸的教师，可能是不负责，或不称职的教师，至少是不优秀的教师。”
随着一次次深入课堂，这样的感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切实——对一个教师而言，那小小的讲台，或许永远都是他们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当他们“站在”那里，就意味着独自面对和承担：在那或长或短的单元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上帝也无法帮助他们。
在那或高或低的讲台上，他们，是真正的“一个人在战斗”。
在过去的文字中，我曾诉说过自己在讲台上的感觉——
刚走上讲台时，每次踏着铃声迈进教室，孩子们就会齐刷刷地站起来，像接受检阅一般，说“老师好！”那声音，整齐而宏亮，饱含着希望和尊重。那情形，让初为人师的我，心里暖暖的，很是觉着熨贴，“受用”。而当我开口讲课，那一双双充满惊奇、渴求和期待，静静默默地望着黑板的眼睛，也每每让我一阵阵莫名地心颤，仿佛一丝单弦，却受到重重的一拨。那样的眼睛啊，有着期冀，也有着迷惘，有着无穷的希望，也有着隐隐的不安——面对着它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紧握手中的粉笔，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那美好而纯真的情怀？
就是这样的眼睛，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己瘦瘦矮矮的身躯里，所能为他们提供的光和热。我是虚荣心很重，好为人师的人。我喜欢被别人欣赏、佩服，被别人尊重、需要的感觉。而讲台，给我提供了这种机会。我喜欢上课，喜欢看学生们听课时会心微笑的神情，喜欢听他们说：“谢老师上课真好。”每于无意中听到，我都会被感动。它能给我带来美感，快感，幸福感和自我实现感。所以，我总是尽可能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尽可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我愿意每个学生都喜欢我，敬重我，甚至崇拜我。
现在，我早已远离了那方讲台，甚至远离了曾经效力的那所学校。但是，每想起那些初恋般的岁月，想起那些激情洋溢的时光，我便觉得：讲台，增加了我身体的海拔，也丰厚了我精神的高度——它让我沉稳，更让我自信。它让我矮小的身体，涌漾着强悍的力。
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那时，常常想起初中时的那位语文老师：他比我更矮小，单薄，瘦弱，但印象里，他在讲台上，无论是静静站着，还是激情地走来走去，都让人觉得高大——我知道，这里有尊重和敬畏的成份。而他之所以能赢得我们的尊重和敬畏，只是因为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
而高中时的一位数学老师，中年女性，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间，都有种贵气。但是那一次，我弱弱地向她请教一个问题，她却在讲台上破口大骂我“蠢猪，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时，她所谓的美，气质，仅存的风韵，在我心里，顿时荡然无存——事隔多年，每每想起那一幕，既困惑于她当时何以如此勃然，又怜惜她一时间的自毁“令名”。
“教师仍然可以是课堂的主导力量，但那不是由讲台的高度天然提供的，而是老师个人的信念、人格、教养、学养、趣味、表达方式、课堂魅力驾驭其上的综合影响力，而不是软暴力甚至硬暴力以及单薄身影背后校方机构组织化的权力。”
这是一个叫林少敏的人说的。在《明日教育论坛》上看到了，就记住了。放在这里，以示我的赞和与敬意。
在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里，我不断看到一些美好的记录。虽然是破碎的，片断的，但透过想象，我隐然看到了曾经的风景，关于民国，关于美好教育的风景。
我愿意作一回文抄公，摘录几个：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到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离骚》和《唐诗》。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一多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一多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看见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一惊，呆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10多分钟就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很多，都存在我心里，也存在那短暂、苍茫而驳杂的时光里。每每坐在现在的讲台下，看着现在的课堂，便不由得想起来，同时不由得怅然喟叹：也许，我们今天的教育，其实并不需要进步，而只要退步——退到民国时的教育，也许就好了。
有喜欢讲台感觉的，也有厌倦的，或者说，不愿意再享受那所谓的神圣感和幸福感的——离开教育，从政，或经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就是“离开讲台”。
写过一篇文章，叫《宝贝走了，心有些凉》。那个宝贝，曾经对工作非常在意，对教育非常用心，每次跟我谈到教育，谈到课堂，谈到学生，就激情不已，就激情洋溢。对教书，她有自己的心得、也有明确的想法。我听过她的课，有创意，有机趣，充满激情，煽动性极强。学生喜欢语文课，喜欢她，也尊重她。有些心事，不能对家长说，但愿意对她讲。
她是我身边出现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好老师。
但是她走了。原因，则是贫穷的窘境——“我要生活啊。”她在QQ里说，“我工作五年了，月工资700多点，学校没什么奖金，我怎么活？”又说，“结婚三年了，我该带小孩了吧，妈老汉儿眼巴巴望着带孙娃。”她说，“可是哥哥也，我能怎么带？”
她在QQ那端，我看不到她的心情和表情，但我知道，她心里的那种难受。
这些情况，我其实是知道的。乡村教师的收入之低，我也是知道的。尤其是年轻教师。下乡听课，和他们交流，说到待遇，他们总是满脸苦笑，茫然。每月领了钱，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算计着花。要是遇上同学聚会，自己作个东，吃了饭，小麻将也不敢打了——说话间，手习惯性地在兜里掏了好一阵，最终，却什么也没掏出来。脸红红的，尴尬一笑，又说，烟太孬了，不好意思给你发。你还是抽自己的吧。
那样的时候，我也尴尬，心里很不好受。尽管我不曾在乡村呆过，但乡村教师的拮据，窘困，窝囊，我有过深刻的体验——这样的状况下，他们该怎样面对那神圣的讲台？
第一次普法战争时，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在支付巨额赔款的情况下，普鲁士作出的重要举措就是，举全国之力兴办教育。“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说。
德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英明。支撑这个民族站起来的力量，正是全民办教育，全民支持教育——支持到什么程度？小孩子在学校犯了错，父亲要被处以高额罚款。
“我们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已经注定了！”
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如此口出狂言——人家没法不狂，因为人家有那么全心投入的教育。
如果说，讲台的高低，决定着教师的地位，那么，教师的收入，影响着讲台的稳固。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教育和教师是廉价的，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也必将是廉价的。相反，如果教育和教师是昂贵的，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也必将是昂贵的！
小小的讲台，低低的讲台，让一个民族沉静，安稳，甚至让一个民族由此茁壮，迅速崛起，走向强盛——那个民族，叫德意志。
在那期《明日教育论坛》里，除看到林少敏先生那段话外，还读过摩西的一篇长文：《一意孤行》。摩西，原名夏昆，我大学的师弟，低我一届，曾经有所交往。但我毕业后，彼此便像断线的风筝，再没有任何音信——直到不期然遇见那本杂志。
作为那期杂志的“年度教师”，他写他的教育史和被教育史，写十多年的四处奔走。其中一个细节，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他的一个学生自杀了。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学习特别努力，特别刻苦，非常关心自己的学业成绩。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她服毒自杀了。
在医院，看到女孩躺在地板上，头发一丝不乱，表情很安祥。他“在所有人的面前痛哭失声”。当同事劝他，说女孩的死与他没有什么关系时，他说：“当她为了成绩而哭泣的时候，我把她当作全班的榜样，当她过于看重分数的时候，我认为也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范例来教训学生，我是有罪的。”他说——那个时候，他想起一个朋友文章里的一句话：
“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
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这话说得多么沉痛。而讲台上的罪，又是多么沉重——前些年，看过一则报道，说苏北一个小学班主任，在教室里猥亵了25名女童，而作为他的罪恶的掩体的，就是教室最前面的讲台：他叫学生背课文或批改作业时，总喜欢将女生叫到讲台前。他利用高高的讲桌，挡住其他学生的视线，把女生抱坐在自己腿上，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教室里的讲台上，将罪恶的魔爪伸进女生的内衣、内裤里。
这也许是极端的事件，而更多的又是什么呢？
“同学们都像文静的小猫一样，趴在桌子上一声不响，失去了下课时老虎般的活跃气氛，做着美丽的梦。老师在讲台上不厌其烦地讲着，就像一个可怜巴巴的犯人在向法官忏悔自己的罪恶，恳求法官的饶恕，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肯听他的。老师干巴巴的讲，多么乏味！同学们昏沉沉的听，多么枯燥！教室里只有老师发出的声音，多么单调！”
这是一个学生的作文。这是学生眼里的讲台风景，令人沉重、难以忍受的风景：“恶之花”，或“暗黑世界”——想想那情形，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但丁的神曲里，有七宗原罪：暴食，贪婪，懒惰，淫欲，骄傲，嫉妒，愤怒。而在电影《七宗罪》里，那个宗教杀手，正是以这七宗原罪为标准，以他自己认为的宗教原则，进行毛骨悚然的审判、屠杀和所谓的“救赎”——故事是血腥的，现实却也残酷：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救赎的痛，因此永远不会停息。
无论在校园内，还是校园外。无论在讲台上，还是讲台下。
现在我已离开讲台。但我仍然时常出现在教室里，置身在课堂中：以更低的姿势，出现在教室后方，最末一排课桌后，一张随意的凳子，安放着我端直的身子，像当年做学生时那样——作为教研员，我经常以听课者，或观课者的身份出现。
我欣赏着课堂中的风景，眺望着讲台上的变幻。
位置的不同，意味着角度的不同。角度的不同，意味着感受的不同——我一直在想，对教师，或者说对教育，讲台，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在教室里，却微微高出教室的水平面。它在课堂中，与更大的课堂范围，却有着鲜明的区别：学生被请上讲台板演，会更自信，或更紧张；教师在讲台前上下，或在讲台上做着平移，也必定有不同的感受和心态——讲台，是否也会给他们我当年的那种安慰、鼓励和支撑？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但是，我想说，教育应当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并非全然就是教育——如果生活即教育，我们只需生活就是，何须接受教育？这倒有些像文学界的那个说法：文学即人，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何须读文学作品，只须与人接触，或者说阅读具体的个人，就行了——果真如此，文学的意义何在？
或者，还是另一个说法，更为准确些：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教育与生活，或许也当如此：教育，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像讲台，源自教室的地面，却往往要高于教室地面的水平——讲台，可能低于教室的水平吗？
电影《死亡诗社》里，有个场景，让人过目不忘：基廷在台上讲课时，曾一下子站到讲桌上。“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吗？我是提醒自己，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那样的高度，那样微弱的海拔，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至少可以有所影响和调整，比如视线、角度、感受。
而当他被迫离开，他的学生，从原本最胆小怕事的托德开始，一个接一个站上课桌，庄重地望着他们热爱而尊敬的老师，以他教给他们的方式，为他送行。
从讲台开始，他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穿城而过的这条河流，叫涪江。一年里的绝大多数时光，都蓄着满荡荡的水。据说，其水面，有三个西湖那么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城市的居民，似乎都愿意作智者——沿江两岸的房子，成为全城价钱最贵的高档社区，便是明证。
家和单位，都在河边，却正好被它隔阻。自然有桥，贯通两岸。上班下班，都得从桥上经过。心情悠闲的时候，或时间不紧张的情况下，不免要看看河水。水是好水：有时波光粼粼，有时银鱼戏浪——当然是在清澈的时候，天清气朗的时候——那感觉，是适意的，舒惬的。某些瞬间，会想起童年时戏水的情形，想起曾经在这江水里游泳的情形——满目所见，那汪洋的水，浩淼的波，便觉得：我们置身的高度，会影响和改变原来的风景。
在《唇舌的授权》里，我所喜欢的那个张文质，曾如此诉说他与生活的关系：
“我是个低飞者，我亲近了我无法穿透的深邃，却因贫瘠的土壤开始低飞，我看到了天空的高度，和大地积重难返的苦难，我的心也变得沉重，我的灵魂和肉体无法和谐，我只能低低地飞翔，我飞得比想象的还要低。”
现在，我也是这样谦卑的低飞者。无论对生活，还是对教育。
曾经说过两句话：声音比身体走得更远，灵魂比肉体飞得更高。还曾说过两句：身体在红尘里穿行，灵魂在高空里飞翔。一直为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自豪。但是现在，突然有了新的感觉：高处不胜寒，低处无所见；对于人生，也许超低空飞行，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那样，你所看到的，既不是满目汪洋，也不会是一片虚空。
“飞机盘旋在距离地面或者水面百米的高度，称为超低空飞行。飞机超低空飞行，有利于突破敌人的防空体系，隐蔽地接近目标，但油量消耗大，续航能力低，机载电子技术设备作用距离近，观察地面的角速度大，发现识别目标困难。”
这是从网上得来的，有关“超低空飞行”的专业解说。但是很显然，我用的不是它的本义。我喜欢那种望文生义的感觉：切实，亲近，虽然，有时不免感觉到烦和累。
不远远超越，而略略高出。我所有的文字，无论生活，还是教育，都是“超低空飞行”的产物——那样的感受，脚踏实地，又有些超脱、飘逸的味道。
说到讲台，人们总是用“三尺”来代指。在词典里，三尺的意义，大致有三：其一，代指法、法律。其二，代指剑。其三，代指儿童，小孩——我实在不知道，而且到现在也没能弄明白：为什么人们会用三尺来指代讲台？说它的高度，显然不对，那么，是说它的长度？
那样短短、窄窄的空间，却让那么多人，愿意终身厮守——生命是需要有所坚持的，美好的事业，更需要有人持恒守望。在《江湖一刀教育语录》里，我曾如此说：
教育是美好的事业。只是这美好，更多地被掩盖在琐碎、繁杂、零乱、日常的工作中。我们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奔波、忙碌、挣扎。很多人在这奔忙和挣扎中渐渐麻木。但我依然坚信：为每一点微小的美好，比如“那一刹的亮光”、“那一瞬的甜蜜”，而勤谨努力，而倾情付出，是有意义的，也是很值得的。
既然如此，就让我继续以这样的方式，默默守望着那一方圣地，那小小的讲台吧——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从浑身活力，到暮气沉沉。就像我曾经写下的诗句：
有一种幸福，是终生守护一些
简单而洁净的事物
不为季节和风雨动摇。比如爱
比如灵魂。一旦选择
就不再选择。一旦热烈
就终生痴情，忠贞而坚韧
许多年前，当我还每天站在讲台上，面对我的学生们侃侃而谈时，我曾写过一首诗，《坚守讲台》。现在，我愿意把它放在这里，做为这篇文字的结束——
与生命对应的高地。这小小的讲台
我再一次为它
倾注透明的热泪两行
在秋天，在灵魂所能承受的
最后黄昏，我看着它
像一座座庞大的谷仓，悬浮在
夕阳的余辉中。那些内心寒冷的人
那些双眼饥渴的孩子
在它慈祥圣洁的目光中，寻觅歌唱
这时，谁能理解我
被它刺伤的心情？当黑夜来临
大风吹沙，还有谁像我一样
坚守这孤独的山岗？还有谁像我一样
为它抛洒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隔着纷乱的粉尘，我的泪水
纯粹而坚韧的泪水，砸在转身的瞬间
内心深处，一个叫良知的地方
我知道冬天正在来临。寒风和大雪
将把我逼向更为痛苦
寂寞的清贫和悲怆。但我将继续坚守
这灵魂的最后圣地。像
坚守血液中，最执著高贵的向往
不惜耗费，整整一生的光荣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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