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看史书《武则天》，感觉却与从前大不一样。从前看书，多为情节所惑，无暇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今却能慢慢“不惑”：不惑于情节，不惑于作者观点。乐于撇开作者的布局自己思索。比如这次，我的目光游离了主角则天女皇，却在另两个女人身上作了长久的停留：一个是长孙皇后，一个是高阳公主。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两个女人都不太适合相提并论。一个是母仪天下的贤德皇后，一个是奢靡淫乱的放荡公主。一个垂范千古，一个毁誉难参。然而，撇开历史的定论及时光中层层累积的臆测，只从最本质而最朴素的女人的角度，从历史常常回避的人性的角度来看，一定有某个地方，某个时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其实是一样的，是能够相通的。从这种角度出发，与她们沉睡的心灵对话，一定能带给我另一番体验，另一种结论。
作为女人，渴望爱，追寻爱，应是一生的理想与梦想。皇亲贵胄，布衣平民，无不如此。长孙华年早逝，唐太宗为她多次恸哭，甚至在朝堂之上也无法自制地放声大哭。由此观之，长孙的死对这个男人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多种史料显示，唐太宗对长孙一直是“敬爱有加”，无论国事家事，都视她为警示明镜。她不争宠，不惑乱，不裙党，不涉政，但每能于危急关头，直言敢谏，劝勉丈夫。她几乎完美地迎合了君主时代对一个特定角色的定位和要求，所以也赢得了不止一个时代的钦佩和敬重，这当中当然包括她的丈夫。然而，这种极端的克己的品行，对一个女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在她贤淑端庄的表象之后，压抑着的是怎样的一颗孤寂而睿智的灵魂？单是一个“不争宠”，让她在获得朝野感佩
书中有一段记叙：长孙与哥哥长孙无忌幼年丧父，又遭同父异母哥哥长孙安业遗弃。当上皇后后，她并不记恨，还求太宗照顾安业，任命安业为监门将军。后安业参与刘德裕造反，事败获罪。长孙在太宗面前流泪叩首，说：“安业罪过当死，无可赦免。但天下人都知道他对我不好，陛下要杀他，众人还以为是我借陛下的手杀害自己的兄长，对陛下的名誉有损。”太宗无奈，遂法外施恩，免死流放。
这段文字让我扼腕而叹。无论怎样尊崇的地位和无瑕的品行，长孙皇后始终没有逃得了身为女性的柔弱和惶恐——当然，是在无形而强大的道德舆论面前。她破例为一个无赖外戚求情的唯一理由，便是“众人还以为是我借陛下的手杀害自己的兄长”，说到底，就是怕名誉有损。原来,她一生的言行指向，就是世俗的道德准则。在这种准则的规范下，事无巨细，都当时时检省，不可懈怠。哪怕稍有率性之举,都能令她惶然不宁,必“抑”之而后安。所以，为了维护自身以及皇室的形象，抛弃个人的恩怨爱恨，克制个性和梦想，甚至以命相殉，也是在所不惜。
问题是，如此克己敛性，她换取的到底是唐太宗的敬呢还是爱呢？我回答不出。我想，这也许是一个能让女人们终身困惑的问题。
从长孙身上，我始终能看到一个无形的“套子”。它套进去的是鲜活的人性，加工成的是符合道德审美的社会产品。如此看来，长孙是一个成功的产品，而高阳，则是一次失败的加工。
高阳的一生是逐爱的一生。她生就了道具的命运，本是皇室联姻游戏中的一个筹码，可叹的是她始终拒绝饰演这个角色，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个性，竭力反抗天命和皇威。她放纵着性欲，也放纵着情感，在用身体追逐欢爱的同时，她的情感也以令人心惊的方式一次次沦陷着。如果说她的骄奢淫逸是从行动上对俗世道德的颠覆，那么，她的几场热烈而悲惨的爱情，就是从灵魂深处对 “套子”的否定，对人性执著的追求，并同样以命相殉。
高阳的情感，是我唯一不肯低看了这个叛逆女子的原因。她的一生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爱，最令我动容的是她对辩机的爱。九年的偷情苦痛大于欢娱，但她对他生死不渝。辩机被杀后，她就坐在了仇恨的火山口，不惜蚍蜉撼树，妄图颠覆她父亲的皇朝，为她爱的男人报仇——她的谋反是为了爱，而不是山河社稷。与那些深谋远虑逐鹿江山的男人相比，她的目的是如此单纯，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所以,在爱情面前，高阳是一个完全纯粹的人，完全纯粹得几乎丧失了理性，从而给世俗的审判送上了一个又一个致自己于死地的证据。这些，都注定她万劫不复。
从高阳身上，我看到更多的是她反抗命运时的激烈甚至乖戾，她对自由的追求，对个性的张扬。与长孙一样，她的身上不是没有套子，但她蔑视它，并终其一生都在为挣脱套子而努力。结果，她同样占据了史册的一角，尽管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对她侧目而视。
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长孙与高阳，其实代表了人的两个极致：一个是遵从和维护的极致，一个是反叛和追求的极致。因而，她们一个是世俗道德的典范，一个是自然人性的赤子。她们都是聪明而清醒的，并都在短暂的一生中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人性。即便是现代，能如此义无返顾地投入极致的人依然很少，而且依然会令人惊叹，令人侧目。这样来看，我无法不对这两位一千多年前的极致女人表示同等的敬佩与尊重。
尽管，我是如此地为她们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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