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家道贫寒，少时读书一年，牧牛砍柴之余读书习画。1877年做木匠学徒，次年改学雕花木工，曾习摹《芥子园画传》并据以作雕花新样。1888年起始学画。
在与文人气节相关的文人艺术中，文人对于书斋之外的偶发性表现，往往也能够捕获一些生活中的意趣，使之成为像梅兰竹菊这样的文人画标准题材之外的一种补充，从而丰富了文人画艺术的趣味性，所以历代的文人画家都有一些与生活相关的新题材的表现。基于此，齐白石将一个点而扩大到一个面，以乡间的新题材来获得新时代中新文人的青睐，表现出了文人画艺术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从一个方面也表现了齐白石对文人画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20世纪初期，北京画坛上的“京派”相对于“海派”和“岭南派”的特点是这里既有宫廷艺术的传承，又有文人艺术的延续，它与受新思潮影响的“海派”和受外来艺术影响的“岭南派”相比，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传统和保守。显然，流寓在京城的齐白石成了现实中的另类。
值得庆幸的是，齐白石没有因为流寓到京城而在京派势力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改弦易辙，并融入“京派”之中，相反，却独立于“京派”之外。因此，他先是受到了来自地方势力的打压，成为京城一时的“笑谈”，但性格倔犟的齐白石则通过画《葫芦》以“人笑我，我也笑人”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立世态度。
齐白石70多岁的时候，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人们齐声称赞老人的谦逊。老画家说，我真的不会画。人们越发称赞，当然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齐白石寓居京城后，其艺术开始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北京画坛既是传统京派绘画的一统天下，又是西方绘画的传播中心之一，不管是相对于哪一个阵营，齐白石都是时代的另类。他绘画中的乡间题材，决定了其与传统文人绘画的品格相去甚远，而他的画法又与西方绘画格格不入。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夹缝之中，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使得像陈师曾、徐悲鸿这样的文人画家和西画家也为之动情，为之惊奇。
齐白石的这种不合京派传统和文人画传统的绘画，几乎就是京派画家眼中的沙子，而他的茁壮成长则完全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阳光雨露。虽然齐白石代表的是一种民间文化，而且是来自京城之外的民间文化，势单力薄，难以形成文化阵营，但他与新文化的一拍即合，使他有意无意成为传统势力的对立面。因此，新文化阵营对齐白石的力挺，其中就包含了对旧势力的打击，而像蔬果这样的新题材无疑是最具有力量的重器。
在京城的生活中依然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待城市中的人和事，并以此建立起一种新的环境关系。即使是在远游西安的时候，他也能够有感于蔬果而发：“长安城外曾游处，马上斜阳玩物华。最喜客乡好丰岁，老藤地上乱堆瓜。”在齐白石的艺术世界中，他不仅能够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能和乡村生活相连接的东西，而且还将这种乡间生活表现出符合文化人、城市人欣赏的画面，并演化为一种文人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
蔬果、草虫等对于当时的京城人来说并不陌生，除了个别品种因地域决定有无之外，其他也就无所谓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可是齐白石在作品中还不时地关注地域之间的差别，“白菜之佳无过北地，菌野之美惟有南方，雁来去时方生。菌类之风味，能超群者此种也。土人呼为雁来，惜无蘑菇等之有大名耳”。他是通过这种对于地域的阐发，使蔬果题材的表现呈现出文化上以及审美上的丰富性。
蔬果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食物，并不是所有画家都能对此发生兴趣，也不是所有的文人画家都能够激发起创作的兴趣和灵感。能够将平常所见或记忆中的存留形之于画面，在于艺术家的情感和生活，在于艺术家的发掘和表现。
齐白石对于蔬果的情有独钟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更多的是连接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连接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简朴而直接的感情，所以他的蔬果题材的作品得到了京城人的喜爱，而对于职业画家来说，经常“有客求画园蔬”，无疑也激发了他在这一题材方面的努力和发展。
齐白石的蔬果题材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是农家最常见的，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于文人画家来说，他的写实性所表达的乡间情趣，正是传统文人画家所缺少的一种现实关怀，而那种富有趣味性的表现则是许多传统文人画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京派”绘画中那些恪守传统理法、题材的画家难以想象的。
对于西画家来说，或者是相对于那些在中西论战中的非传统派画家来说，齐白石的艺术正是对传统文人画的一种现实反叛，也是改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方式和一种态度。
在时代文化的激荡中，处于文化边缘的齐白石好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可是他的独特性和中间性却暗合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潮流，齐白石的乡间题材不仅进入到都市，而且进入到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如果在这一层面上考虑齐白石的蔬果题材作品，其意义则超于题材的意义之外。
显然，特殊时代中的齐白石以及他的蔬果和其他一些反映社会下层的乡间题材的绘画是特殊时代的选择，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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