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

《广艺舟双楫》辨析（二）

■李廷华

　　《广艺舟双楫》之序目开宗明义云：“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南海又云：“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此说与素来谓书法乃小道雕虫者异趣，颇可以为崇扬书法乃“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之论张帜。比较前贤，若苏东坡以为书法乃事业学问之余事，黄道周更谓书法乃学问外“七八等事”，康氏之于书法之热衷岂不远迈前贤乎？然康子之论书，本与其政治谋划有关，非为纯学术也。南海云：“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此即可见其尊碑抑帖，非为书法，实为其颠覆前修以书法之变法为己之“素王”事业立则也。其论书乃论政之余绪，长处在世事洞达中辨析书法之去马来牛，具文化社会学之价值；谬悖在以六经注我，未凑书艺之单微，更兼示例率意，前后冲突，子盾子矛，自相攻伐，使书法传统中本来明白之道理又陷混淆，本可渐趋明晰之现象复入朦胧。百年以来，虽有诸多反驳，然其莫衷一是之论，加于书坛似是而非之说，仍为悖论叠出之渊薮，此乃不得不为之辨也。

　　辨析之先，拟将有清一代学术云其大概。康有为可谓清末学术之殿军，上溯之，则顾炎武可谓有清学术之先冠。南海身当清季末世，其成长环境与二百多年前处明、清易代之顾炎武恰可作一对比。顾炎武之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后世崇拜，其人在国家朝廷沦亡之际，曾亲身参与抵抗强敌之战争，在明白抵抗无望之后，遂潜心学术，倡扬“以考据为义理”，其所撰《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实开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先河。顾氏自道积数十年而成之《日知录》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昆山之政治抱负，岂亚于南海，然就学言学，则真学也。康有为之世，乾、嘉考据之学已为强弩之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之悠然确凿与世事风撩火急之煽惑招引，洵难为同日之语。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之前，于书法并无深研。渠自广东赴北京应顺天乡试落第，遂上书光绪皇帝求变法而受守旧官僚攻击，蛰居北京宣武门外之南海会馆谋进阶，居处临近琉璃厂，闲中淘购碑版杂书，遂以一年时间，于辗转北京广东间完成《广艺舟双楫》。据康氏自述，此书之正式命笔，在己丑之腊月，以十七日之功而毕，杀青之日，已在除夕。次年，康氏乃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多人协助下开始撰著《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康有为早期之撰作，多得梁启超赞助，然师徒因性情心理之不同，于纷繁人世之变幻中终分道扬镳。盖康有为一生以“素王”、“魁儒”自命，大言皇皇，颐指气使，胸胆开张而肌理枵蔓，强词夺理复乖谬显然，又绝少反求诸己之诚，终落自相矛盾之谬。梁启超则具修辞立诚初心，随时代发展进步，渠于1925年在清华为国学讲授，即针对脱离客观之学术现象云：“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此为梁启超一生学术澹定之论。渠早年受康有为影响，笔端感情饱满而于事实考据不甚讲求，至晚则服膺乾、嘉，其云：“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9页）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变法思想之参与者，充分肯定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时，他又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白指出康有为学术思想之局限：“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自己也能一分为二，尝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不带成见的反思及与自我为敌之意念，促成梁启超以后对学术的深入研寻。梁启超并非甘于考据之学，然而非实事难以求是，欲得明晰之判断，须先明了事实之真伪。其云：“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舍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9页）。其所论，于自我反思中亦可视为对乃师之批评。康、梁既分难分，梁启超亦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总括而论云：“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治学而治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惜康有为毕生未有此反思之论。梁启超谈及清代考据学之发达，与元代戏曲发达为比较云：“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之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1页）梁启超谓撰文修史最忌三病：夸大，附会，武断。衡之南海之书，三病俱在焉。金石学乃乾隆、嘉庆考据之附丽，因金石而出碑学，是其衍续也。清人若钱晓徵、叶昌炽之论，皆考据金石碑版，而于书法论列非多，阮元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于书法流派自分畦町，已启扬碑之序，包世臣撰《艺舟双楫》，更张非帖之帜。南海广其义而论艺，颇有续其前修之雅，然独张“卑唐”之目，则阮仪征、包安吴之莫敢焉。南海谓“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即以乾嘉考据为饾饤，必欲作携卷登山之唱。当其时也，国势渐蹙渐危，士心思离思变，南海以改弦更张之想，欲奏一药百施之功，致有其十七日之书焉。渠以宏才巨手，少年心胸，开一代之傥论，百年之后，吾侪于文化澹定之顷，回观往史，当汇综源流，探析幽微，是其所真是，非其所实非，以俾书道之正论，直凑艺术之真髓。

　　关于《广艺舟双楫》之成书，海宁沈曾植与瑞安黄绍箕所起作用非小。海宁为显宦大家，著论辉煌。黄绍箕亦多可称道，渠比康有为年仅长四岁，却科场顺遂，南海蛰居宣武门外之顷，瑞安已居翰林，且于康氏之变法思想大为举赞，联络南海与翁同龢，即此黄公。南海初次上书未达而致噱纷纷，颇具落荒之态，亦瑞安百计抚慰。南海撰作《广艺舟双楫》之初，黄即得观，二人于变法大计多相契，然及于书法考论，则多不侔，黄氏后从梁鼎芬处得《广艺舟双楫》写本，为批注七十余则，多纠正其偏颇，而康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苏慈碑》亦曾言及黄氏。据王守民之《从清黄绍箕〈广艺舟双楫评注〉看其与康有为书学观之异同》一文（《书法导报》2014年2月5日），知黄批注现存于温州博物馆。黄氏之基本观点，亦尊碑而不否帖，且就诸多细节与康氏切磋。倘黄氏稿本得全文刊布，亦可证南海之论发表当时，亲近者亦不甘雷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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