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说“以人治人，改而止。”当然文本中前面还有“故，君子”三个字，作为逻辑上的关联词，和前面的一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相联系。
说明“以人治人，改而止。”的思想，是直接来自于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的。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两个词，叫做”须以“人治人”只能“改而止”。
这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中，沿用了数千年的那种管理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人治。
与我们今天已经习惯的观点不同，我们今天认为应当推重法治而杜绝人治。其实这是一种巨大的误区，因为此人非彼人，中国传统中思想推崇的人治中的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因为“道不远人”，而修养率性而行之道，使自身合于天道的人。
换言之，合于天道是以人治人的前提，同正因为人本来就离道不远，或者说人是可以也应当合于天道的，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自觉地合于天道，所以需要有人来弘道，来引领天下所有的人都顺合于天道，因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个责任，显然只能由，也最应当管理者，统治者来承担。
这就是说，中国人推崇人治，是因为他们既人到了人治的可能性，也认识到了人治的必要性，因为在这个设计当中，其目标与结果是合于天道，而这显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同时，一个准备遂行人治的管理者，或者统治者，也必然是一个合于天道这种前提，和准备承担率领天下合于天道的这种责任的人。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制的由来，应当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因为具有了“道与人远”，也就是天与人是割裂的分离的，不可能也不应当，至少不必要合一的世界观，而认为只能用法治来解决各种对立与矛盾；
第二，是管理者本人不具备，或者说没有一个机制保证管理者本人具备“合于天道”的这一资质，或者前提，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制。
第三，是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制。
后两条告诉我们，所谓的法治，是较之能够奉行人治的管理者更逊一筹的管理者的无奈选择。形象的说，就是当管理者决定放弃，或者没有勇气进行个人的道德追求时，就会拿起更加简单直接的法律，作为其管理的工具。当然反过来说，就是法治的优点，就在于对管理者自身水平的要求降低了。
这是一件好事吗？
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法治的代价是，并不能前进的方向与结果，是天道。
>拿着斧子去砍一块木头，制作另一个斧柄，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是，但是如果“睨而视之”加入主观性，认为只有分毫不差，才是正确的，那么就永远都觉得眼前的对象距离标准很远。其实不是那个斧头柄距离标准很远，而是你制定的标准距离斧头柄太远。
所以，人既可以也，应当为道。同时在为道的过程既不必，也不能远离人性的平常。以此为基础，就衍生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独有的管理思想，乃至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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