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谢灵运的佛学造诣及对山水诗文的影响

谢灵运是南朝宋时期文坛中最显亮的“巨星”，他的诸多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尤其是他的山水诗文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是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他的《山居赋》更是被众多文人所推崇，此赋反映了始宁庄园内在结构和生产经营场面，涉及到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反映了谢灵运在建筑、园艺、美学、玄理、佛学、儒学、养生等方面的造诣。对于谢灵运的成就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讨，在这里，我想对他的佛学造诣及对山水诗文的影响方面作一些内在成因的探讨。

 

一、谢灵运的一生与他的佛缘

 

    谢灵运（公元385~433年），东晋名将车骑将军谢玄之孙，因袭封康乐公，所以又称为谢康乐。谢氏祖籍在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后移居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嵊州三界镇一带），谢灵运出生在始宁县。

    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创作的山水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性格简放自高，直言不忌，加上他才高出众，使他在政治上屡遭挫折，难得平安，因此在49岁时，被告以谋反罪而诛死。

    谢灵运的一生是与佛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所处的时期是在东晋和南朝,这是印度佛教传入汉地后的发展时期。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的思想而蔚为成风，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因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学与玄谈之理有着诸多的相应之处，故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另外，由于高僧鸠摩罗什来到汉地，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这一时期人才辈出，可以说当时朝野的著名人物莫不都与佛学结缘。

    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代，才智超群的谢灵运当然也会融入这种文化推排的大潮流之中。当时佛门的重要人物有：东晋佛教领袖道安的弟子慧远、法显、慧严、慧观、昙隆、道生等高僧，这些佛门高僧与谢灵运几乎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比如慧远(公元334—416年)，他是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的，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慧远曾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慧远在东林寺刻石立佛影，特地派弟子从庐山赶到京城，请谢灵运作佛影铭。谢灵运欣然遵命，他在这篇《佛影铭》中写道：“道秉道人,远宣旨意,命余制铭，以充刊刻。”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慧远逝世，谢灵运还为慧远作了一篇《庐山慧远法师诔》。

谢灵运与道生(约公元375—434年)可以说是志同道合，道生是中土頓悟成佛的首倡者。在大本《涅槃经》还未译出时，对一阐提（指不信佛法、断灭善根的人）能否成佛还没有明确的经文依据。道生认为：既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那么一阐提也是有情，何得独无佛性？于是独倡一阐提皆得成佛之说。此说一出，群情大哗，都以为道生违经背义，将他逐出建康。道生遂入苏州的虎丘山，传说他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后来大本《涅槃经》传到建康，其中果然说“一阐提人有佛性”，和他先前的主张完全相合，大众才佩服他的卓越见识，道生是提倡“顿悟”说的，谢灵运也是很欣赏道生的顿悟之说，他在《辨宗论》中曾说到“有新论道士（即道生）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窃谓新论为然”。据说后来道生在庐山讲《涅槃经》，用的是经谢灵运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

 

二、谢灵运的主要佛学成就

 

    谢灵运的佛学成就主要分三大部份，一是自身的修行，二是参与整理出了三十六卷南本《大般涅槃经》，三是撰写了大量的佛学诗文。

    佛学与哲学不同，佛学的成就不在于思想上的理解，而是要配合自身的修行对学理进行证悟，也就是以自身作为“实验室”，来悟解和求证不可言说的根本理体。凡是对佛学有真正体悟或见地的，必定会有身心上的实际证量，对此，谢灵运是很有自信心的。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太守孟岂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岂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谢灵运讲的这句话，透露出了两个信息，一是学佛的目的不是修死后升天的福报；二是学佛是“慧”的成就。释迦牟尼之所以称之为佛，是因为他是一个觉悟者，“佛”者觉也，就是对万事万物的本质和作用的彻底了达。谢灵运一生挫折跌宕，又身心好游，在佛学的贡献上还没有发挥他应有的潜能。但也得承认，他对佛理的悟解确实是有超常天赋的。他的这种慧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并且他对道家的经典推崇备至，几乎言必称老庄。他作的《山居赋》、《罗浮山赋》、《衡山诗》等作品反映了他的道家思想。此外，谢灵运为了达到智慧的最高成就，他非常向往有一个清静的修学环境，以提高自己的定力和圆满自己的智慧。因为就佛学而言，真正要使自己有成就，必须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修行的氛围之中，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佛法讲“戒、定、慧”，通俗的讲，就是约束自己的身心行为来提高定力，在深厚的定力基础上实现慧的成就。谢灵运知道，真正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必须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个氛围里去。他很向往在自己的故乡始宁墅隐身而修，而且他也真的修了几座“精舍”。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始宁墅“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谢灵运在《石壁立招提精舍》诗中写道：“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精舍”是佛法修行地的别名，意为精勤修行者的居所。谢灵运曾在始宁墅的精舍中结交道友、讲经说法和自身的禅修。

    在谢灵运所处的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虽然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了（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定为佛教传入之年）。但佛经的翻译还处于继续向印度取经和陆续翻译之中，由于中印两种文化的差异，因此，在译经的文字方面，很有必要由既有佛学功底又有文字造诣的人来参与做这方面工作，而谢灵运当然成了这一工作的首选人才。《大般涅槃经》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在此经还没有译全之前，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本先行流布，世称“六卷泥洹”。同时，昙无谶也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十三品，世称“大本涅槃”,这个译本于南朝宋元嘉（公元424～453年）年间传到江南，宋文帝令义学名僧慧严、慧观及谢灵运等以法显等的译本为基础，结合昙无谶的译本，增加品目，删订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名之为《大般涅槃经》，世称此为“南本涅槃”，而以原昙无谶所译的称之为“北本涅槃”。

    谢灵运的佛学造诣不但影响了他的人生志向,而且也写下了大量佛学方面的诗文作品。查阅谢灵运流传下来的作品，直接阐发佛理或与佛事活动有关的诗文是相当可观的。如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冬应慧远之请作《佛影铭》；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秋至次年在永嘉任太守时与诸僧辩顿悟之理，写下了《辩宗论》及多篇答辩专论；另外，如《过瞿溪山饭僧》、《和范光禄祗洹像赞》、《维摩经十譬赞》、《净土咏》、《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金刚般若经》注）以及为慧远、昙隆等诸多法师写的诔文等等。在这些诗文作品中，最有影响的要数《佛影铭》、《辩宗论》了。特别是《辨宗论》，谢灵运为道生的頓悟说加以论证和进一步阐发。因而引起了一场来自僧俗两方面的质难，谢灵运又不得不予以解答，不知不觉地这场辩论却成为了南朝佛教史上的一次很有影响的理论争鸣，为光大佛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谢灵运的佛学造诣对山水诗文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因为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言诗晦涩艰深，许多文人无病呻吟，整个文坛缺少鲜活的风气。谢灵运以清新明丽的诗文面世，为整个诗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文人们为之耳目一新。

    谢灵运诗文的内容或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据《高僧传》载，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也就是说，六经典文（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是用来利益世间的，但如果要探求出世间的精神核心（或我们生命的本质真相）就必然要以佛经为指南。他这样推崇佛经，说明了他对佛法是有深刻体认的。

    我们知道，谢灵运是推崇顿悟说的，这种观念的产生必定于他自己的根性有关。按照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说法，凡是与顿悟相应的人一定是上上根器的人。谢灵运认为，“夫明非渐至，信由教发……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圣无阶级”。就是说，明了生命的真相而入圣人所觉悟的境地，是用不着一步一步来实现的，真理本来就在当下，因为真理不是人为造作出来的。所以慧能开悟后很有感触地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人们不能悟及这一步，是因为人有一种分别的主观情识，以人主观的分别情识来认识判断这个世界，就会出现偏见，有偏见就有了局限，因为有局限就迷失了整体的真相，就不能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如果能超越这个主观情识、达到物我不二的境地，就容易契入这个本来面目。谢灵运通过自觉的观照来超越情累而体悟生命的本然之性，以此来欣赏自然之山水，人文之气象，达到悟境和诗境的统一。谢灵运的十世孙皎然在《诗式》中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 皎然同样也评价谢灵运“造极”的成就主要是“空王之道（佛被称之为空王）”的助成。谢灵运在《初去郡》的诗中有两句写道：“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这“净”与“明”，如果没有顿悟的观照思维，是不能产生这种澄净清明、幽寂无际境界的。另外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的“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还有“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诗句达到了神意具到、心境相融、直照体悟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顿悟思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佛学中有一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法身”，所谓法身，通俗地讲，就是不执着于万事万物，而又不离万事万物的清净理体。法身本然存在，随处可见，随处皆是。用后世禅宗的话讲就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就是事物的本质必然是通过现象来呈现的，按佛理讲，现象与本质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谢灵运在《佛影铭》中表述的是：“观远表相，就近暧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倚岩辉林，傍潭鉴井……”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谢灵运不但是理会法身真义的，而且在他的笔下把这种概念用很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了。因为法身这种境界是不能用文字直接描述的，但可以通过文学的语言呈现一种意境，让大家在这种意境中契入法身的真义。如他的诗句有“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鮮”（《登江中孤屿》）、“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意境空明灵动、高妙清美。

     “不二”之说是佛学的根本理则，它是讲世上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是平等的，因为万事万物都出于同一个理。当时道生法师说一阐提皆得成佛就是依据这一理则而下的结论。谢灵运在《金刚般若经》注中有这样一句话；“诸法性空，理无乖异，谓之为和；会如解故，名如来”。《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简略地说，就是一切现象界及人的身心感受，其理都是一体的。山与水是一体的，花与草是一体的，人的思想感受与身边的环境是同一个共存体。所以谢灵运在他的山水诗文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都能与身边的山水花草同感同受，花草即是我，我即是花草，境界一如，这种同感同受的心境和借境寄情的文学手法是谢灵运运用得最为普遍的。像“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鄰里相送至方山》）、“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石室山》）、“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等等诗句，有这种理念的观照，才会写出彼此互融、浑然一体的美学境界。

    总的来说，谢灵运在山水诗风格的形成和层次上的深化是离不开他对佛理的体悟。我们可以说，他对佛理感悟的程度，都在他的山水诗中得以呈现。上面所讨论的几点，虽然不能概括其全部，但本质性的关系已作了简略的表述。如果要对谢灵运的山水诗文作全面剖析的话，当然还会有老庄的理念以及儒家学说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从根本上来探求这种对应关系，那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取决于谢灵运对人与自然的根本认知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