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休
一、性格决定命运是个伪命题。
三体探讨了环境、性格、命运的辩证关系。
很多人不明白叶文洁的脱变，觉得她偏执，但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对于叶文洁这类人，可以参照《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甚至我们可以说三体中的三位女主角，叶文洁、庄颜、程心，其本质都是类似的，都是纯粹的人——叶文洁如果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可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和贤惠的妻子，庄颜如果惨遭无数厄运一样会对社会悲观绝望，程心若是不担当那样的政治身份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或者慈善大使。关于人性的善恶，至今无法定断，但我更倾向于人性大体是中性的，但略偏善。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是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成立，在现实中也是不全面的。不同的岗位和职业需要不同个性。艺术家需要敏感，科学家需要偏执，政治家需要坚忍，官僚小吏则需要懂得圆滑和欺上瞒下。事实上很多名人在性格上其实都是有相当严重的缺陷的，比如丘吉尔中晚年常常酗酒和有抑郁症，牛顿是个阴狠小人且情商不高，爱因斯坦在生活自理上经常做些“傻事”，“邋遢大王”王猛丞相和苻坚畅论国策的时候竟然挠着破衣裳掐虱子。就说本书作者大刘，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县城工程师，低调到写作十几年，身边一些同事居然不知道更不相信是他竟然已是蜚声海外的《三体》作者。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事，单纯从身边观感上来说，大刘应该是属于不思进取的失败者或者说非成功者的行列的。因此，我们说环境揉塑性格，性格影响命运，这样似乎更妥帖。
性格的形成一小部分源于天生，更多的在于环境，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或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都被环境裹挟着，只是程度不同，其区别只在于主动积极的人，或许能掌控命运的概率几率大些，被动消极者则被环境裹挟的成分多些。金庸在评价人物创作的时候就说过，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不是作家可以控制的，例如小龙女如果不是幼时古墓中养成的那样的淡泊寡欲的个性，在深水寒潭那样极端的封闭环境中一定支撑不了16年这么久，而韦小宝的个性则主要是适应能力强，从小在市井妓院中的思维方式，使得其在皇宫中或者是社会上那些极端势利的肮脏的斡旋中都可以权衡利弊、随机应变，但如果生活在瑞士等法制相当健全的国度，他一定又会变得“老老实实”了。
二、宇宙社会学
先要说明一个道理。我们常说识人难，人性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的立场出身思想不同，好人坏人很难一言断定。更何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有一点态度我们需要端正，就是说任何抛开个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成长经历而仅仅以结果去评论一个人是非常不负责任，乃至一定会有失偏颇的。如果抛开道德，仅以结果论英雄的话，其实就历史上来看，小人和君子是很难区分的，连伟人例如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就非常经典的说明了这个道理，管仲生活极其奢靡，排场堪比齐桓公；但晏婴就非常清廉，饮食起居都非常朴素。从后世的道德上来说，管仲就不符合我们对官员的一般定义。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非常高，事实上开启齐国新时代霸主地位的就是管仲，因其历史地位、特别是其提出的经济学思想，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古代版的亚当斯密。管仲既能敛财又会办事，客观上既让百姓安居乐业，又让国家富足强盛，同时又能确保自己和家庭的物质富裕，皆大欢喜，因此司马迁赞扬道，尽管管仲生活奢靡，当时百姓却没有一人指责他的。实际上这样的官吏更符合一般人性。
小说家在创作小说前会设定一个背景或者模型，再依据这个背景模型为原点外延或者推断，以此架构情节和人物。大刘在采访时说，科幻小说分很多种，但自己在推断模型时，在理性和感性间会更侧重于理性的逻辑。事实上，《三体》这本小说之所以获得了包括了罗振玉、高晓松等国内很多精英大咖，乃至于扎克伯格、奥巴马等国外商界、政界领袖人物的大力推崇，并不全是其想象力的发散，更多在于它具备的深刻的现实意义，《三体》以其宏大的宇宙观、历史观，把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现在还在发生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模式和大方向都做了发散性、寓言式但又具备现实可能性的预测和评断，对人性的丑陋做了最冷酷的戏虐嘲讽。堪称科幻版的《君主论》。
对于《三体》来说，这个最本源的，最核心也是全篇最精华的背景模型和中心思想，就是黑暗森林法则。虽然大刘谦虚道，这个法则不具备科学的严谨性，但事实上目前已经被一些公司或者一些精英大咖来应用到生活和管理中去。正如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阿瑟克拉克创建了现代卫星通讯的模型，科幻作家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在于其创作思维的理性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预见可以直接应用于科学研究。这个法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本质是基于现实社会的理论而提炼出来的，比如物种共产主义、能量守恒法则等。大刘对这个法则的阐述是这样的——
看似空旷的宇宙中肯定存在文明，既然存在文明，那么这个文明的数量在宇宙间即便以亿万来计算都是保守的（小说中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距离4光年的三体星系（比邻星）上，就存在着比我们更发达的文明）。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上遥望，或许对方星球只是一个微小的点，但是就宇宙这个大尺度来说，这亿万万个文明社会其实是非常拥挤的。在这个拥挤、环境极端恶劣的宇宙间，文明要生存发展，就要引出了两条不证自明的公理——
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二、文明不断发展，但宇宙间的物质总量（资源、能量）保持不变。
上文两条公理是忠实的基于社会历史和当代理论的，比如能量守恒、进化论。事实上，生存和发展这两条铁律本身就适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政治、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是人类文明之所以延续发展至今的最重要的两条根基，是植入我们基因深处的。我们日常的所有举止，无论是感性的或是理性的，都是在诠释这两条客观真理。
接着，我们说尽管文明在宇宙大尺度上非常拥挤，但就局部来说，各个文明间的距离还是相当远的，是以光年计的。那么就引出两个概念——
一、猜疑链。
二、技术爆炸。
先说猜疑链。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假设两个文明（陌生人）间发生沟通对话，如果我作为其中的一个文明是心存恶意的，那么这么远的距离以及文明之间的代沟更会加剧彼此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以致极度的猜忌；如果我这个文明是善意的，那猜疑链依然存在，因为尽管我是善意的，但是我无法证实你是不是善意的，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我的，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我是怎样看待你的，以此无穷类推，结果还是猜忌。而即便假设我最终依然对你是善意的，但是在生存和发展面前，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你的技术远超过我，而你是恶意的，那么我的种族会遭灭顶之灾。
所以在面对一个陌生文明（陌生人、陌生事物）面前，最理智的态度就是保持警惕和猜疑。事实上，这就是人类的本能。
技术爆炸则可以联系到人类发展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进化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革命，再到核电时代，再到信息社会，人类技术发展的迭代速度从百万年到几千年到几百年到几十年到十几年，其速度之快，以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来看就像是爆炸，乃至闪现。而对于宇宙文明间的星际航行，我方在向敌方星系的进发中，哪怕速度已经达到了光速（目前人类理论所能认知的最高速度），那么以星系间距离最基本的十万、百万光年计算，这段时间，敌对文明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超过我方的技术，实力瞬间逆转，完全碾压我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说中三体文明用光速发射高维智子提前来封锁地球理论科技。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理解为行业内，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在信息时代中，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马云等只花了几年十几年就达到了上时代中洛克菲勒、巴菲特为代表的成就和资本积累。在军事领域，美国在先进战斗机的研发投入上始终是一个原则，就是我的技术要能够对你维持一代以上的优势，那样即便你短期内技术发展速度超过我，但我依然对你具备压倒性优势。至于落后小国为何热衷于核武器的研发，也是为了能集中力量在最短时间拥有最大的对优势国家的话语权和制衡实力。
所以，依据两个公理和两个概念就能推导出黑暗森林法则——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简言之，在生存和扩张面前一切道德都是虚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是最终的选择，为了百分之百的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可能，他必须小心谨慎，并毫不犹豫的抢先消灭突然暴露出来的未知文明。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和环境异常恶劣的环境中尤其如此，而宇宙背景仅仅是个设定。
这个理论在逻辑上能够自洽，霍金就警告人类不要轻易和外星文明接触。而联系现实，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这样运作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枪打出头鸟之类的古训目的就是阐述的人类为了消灭威胁和异己力量，把生存危险、发展障碍降到最低所持有的基本心态。只是在和平年代，我们的环境没有那么极端，因此采取的手段会文明些、隐晦些——无需性命相搏，血腥的毙杀可以换作巧妙的地位打压；谋财更不需要害命，精致包装宣传后的商业售卖则你情我愿，但本质仍然是相同的。黑暗森林法则在社会底层和上层这种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尤其适应，因此《三体》能获得柳传志等一众大佬的认可。
三、是非善恶
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不能失去爱和美，我们需要感性；但生存是残酷的，我们要竞争上游，哪怕最低限度的保存自己和身边人，都离不开理性。
所谓的一切以大局为重，所谓的明事理识大体，就是教育我们会理性，能权衡，要付出，得牺牲。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三体3》中的一句名言则把黑暗森林法则于个人生存而言进一步阐释。人性和兽性都是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基因里的，只是不同的环境下会激发出不同的偏向而已，我们以此察人的时候，大略只需要知道他正处于什么环境，他曾经历什么环境即可。明白了这点，那么我们就能解释叶文洁、林平之这类人从善到恶的巨大蜕变了。虽然我们不能认同，但是就能明白那个杀了自己亲生子女的母亲，那些无端戕害同类的狂徒的心理状态。
再打个比方，人面对陌生的事物、领域的态度无非分两种——
一种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冒险去接近它尝试它，这样有一个好处，如果这个事物对你是善意的、有利的，那么你可以从中获取的利益和优势是巨大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但是反过来说，淹死的又大多是会水的，好奇会害死猫。在极端环境下的极端对抗中（例如战争，例如人与细菌病毒的关系），没有组织给你买社保，没有铁饭碗编制和人道救济，那么就只有生死两个结果，生或者死。“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孔子在评价他的弟子子路的时候曾说子路一定会死于非命，因为他勇武又性子忠直，结果子路果真死于一次政变的战斗中；王立群教授在评价项羽的时候说过，项羽破釜成舟、背水一战这招用的太险，在求生意志下军队尽管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但是一旦失败结果是全军覆没，一点不剩，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存在极大代差的时候，无非是螳臂当车。就像赌博或者投资一样，每次都把家底全押上，尽管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结果是只要一次失败就会倾家荡产，而从概率来说一定会出现一次失败。在我们身边，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亿万富翁几十年积蓄一朝之间倾家荡产，究其原因，投资失利的比例只占少数，大部分是因为赌博，我们于是就指责这些老板滥赌不知收敛，但其实，这些老板的崛起和爆发就是因为当初不顾一切的辞职下海和日后一次一次的冒险投资，投资的本质就是一次次的下赌注，赌的是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赌的是对未来前景的看好，只不过好的时机和正确的分析投资手段可以把赌博风险尽量降低，胜算尽量提高。可谓成也赌性，败也赌性。换做政治场和职场也一样，无非是换做一次次的选边站队，一次次的跳槽升职。
所以，对发展来说冒险和开拓精神是必须的，但是发展的前提是稳定，是生存。所以我们基因里存在的谨慎、胆小的因素，对个人而言尽管是不利于其发展的，但是却有利于其哪怕在最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尽最大可能的生存下来继续繁衍，应该说人类这个物种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具备开拓冒险尝鲜的基因，但能够存活下来却是因为我们还有谨慎和胆小的本能，甚至后者的意义比前者更大——我们可以想象，远古时候一个冲锋陷阵和狮子、猛犸象搏斗的男性先祖自然更能赢得周遭女性的芳心暗许，获得更多的交配权，可一旦他阵亡，旁边那个总是采摘果子的胆小男人便能渔翁得利抱得美人归，其基因反而能延续下去。
同样我们可以观察身边，往往一个底层出身、从小生活困窘的人长大后会出现两种表象——他可以表现的不顾一切，特别胆大，也可以表现的异常沉稳乃至自卑胆小。而即便他胆大敢闯，待他成就一份事业之后，到了一定阶段，从小出身的经历形成的潜意识和习惯会激发他谨慎胆小力求稳妥的本能，因为他正是基于这个性格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乃至有机会发展的。著名的杜月笙总结自己的人生，就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是鲤鱼变的，但我从前只是条泥鳅，你们越不过龙门还是条鱼，而我只能回到泥地里。”因此杜月笙本人尽管因混帮会做大，但是他行事一向注重周到稳妥谨慎，对于黑白两道、政商学工等各界精英高层都注意人脉积累，包括当时属于“反政府组织”的我党。而且这种敏感谨慎的人格特质不仅限于出身底层的人，也可见于家庭动荡、父母失和或者幼年时常常历经大变故的孩子身上，乃至一个团体、民族、国家身上，事实上这个就是一种天生的自发的保险机制，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极端环境催生极端人性，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或者说自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对于一个生存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而言，如果他抱有希望。那么，他会特别努力的奋斗，这反而是一种他们通常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残乃至自杀，因为这样的话，他们至少觉得自己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第二种是伤害他人乃至报复社会。对他们而言，只有把这个社会假设的极端恶之后，才能确保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以躲避一切可能的暗箭明枪。的确，友好、善良、包容、接纳、开拓这些外向型的人格可以确保人类的发展，但是，胆小、冷酷、敏感、畏缩、谨慎这些内向型人格可以确保人类的生存。
而我之所以能坐着敲打完以上这么多字，我们的文明之所以存在至今就是基于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本能。所以，除非人类得到永生，且拥有无限的资源，否则这个本能就始终不变。也正因此，从《诗经》中我们依然能感同身受几千年前古人的喜怒哀乐，从《孙子兵法》中，我们依然能汲取到几千年前古人的谋略智慧。
因为，相较技术爆炸而言，人性数千年来几乎未变。
20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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