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美学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就要到了。我提出以下五点看法。
第一点，要重新审视五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五十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有它的积极作用，最大的积极作用是在社会上普及了美学，引起了社会大众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大学生对美学的兴趣，这对美学的发展很有利。但是我认为那场讨论也有它消极的方面，而随著历史的发展，消极的方面越来越暴露出来，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在那次讨论中，大家普遍把美学问题归结为认识论的问题。审美活动其实不是一种认识活动。例如，这里有一株梅花，我欣赏这株梅花是一种体验，用中国人的话讲是一种“感兴”。“感兴”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西方讲的“体验”。用“感兴”这个词比用“美感”来得好，“美感”容易被人误解，因为美感的情感色彩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我们看一朵花得到的美感，和看一出悲剧得到的美感是不一样的。我们念李煜的词，得到一种惆怅感，它也是美感，和看一朵花的美感也不一样。用“美感”这个词就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和谐感，愉悦感，而那种惆怅感、悲剧感就不被包括在里头。其实这些应该包括在里头，而用“感兴”这个词就可以。所以，“感兴”这个概念非常好，应该把它引到美学里头来。我们欣赏一株梅花，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兴，感受它的美；而不是去认识这株梅花，掌握它的规律，不是像植物学家所做的那样。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就是把审美活动归结为认识活动，而把哲学上心和物的关简单地搬到美学里面，讨论美在物还是在心。当时，批判朱光潜就说他是唯心论，批评他不承认美的客观性，不承认美在物。蔡仪倒没有人批评他是唯心论，因为他主张美就是在物，但是有人批评他是机械唯物论。实际上这种讨论在理论上的意义并不大。
再一个问题是在那场讨论中形成了一种理论模式，就是把审美活动归结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就是在大陆学界影响很大的“自然人化”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当然跟审美活动不能说没有关，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社会不搞物质生产就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但不能因此就把一切文化活动、精神活动归结为物质生产活动；不能把审美活动等同于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两回事。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当然要以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基础，社会上一切活动都要以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基础，但是却不能把它还原为物质生产活动。相反，审美活动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一种超越，是对个体生命感性存在的一种超越，一种精神的追求。
第二点，就是要从朱光潜接著讲。冯友兰先生有一种提法：“照著讲”和“接著讲”。冯先生曾说，搞哲学史的人就是“照著讲”。比方说朱熹是怎么讲的，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就要照著他讲，把他介绍给诸位；当然照著讲其中也有个人的解释。但做一个哲学家不能只是照著讲，还要接著讲。朱熹讲到那儿还要接下去讲，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时代不同了，不能老是重复朱熹那一套，不能限于照著讲。冯先生说，搞哲学、人文学科和搞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不一定接著讲。比方讲物理学和数学可以讲最新的，不一定再讲过去的；但哲学一定要接著讲，不能抛开过去。我认为我们中国当代的美学，应该从朱光潜接著讲。我这里所讲的朱光潜是把他作为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来看待，所以也不只是指朱光潜一个人，宗白华、丰子恺等许多人都应该包括进去。朱光潜最有资格做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朱光潜的美学，从西方美学来讲，是处在西方美学的主航道之上，他是继承西方美学这条路子；同时朱光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艺术也有很深的研究。朱光潜有个孙子最近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家里发现朱光潜曾在1949年做过老子的研究，他把老子道德经的七种注本集在一起加以比照，做了校勘；并且从训诂、义理方面做了很多笔记。这说明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的哲学下过很大的工夫。 朱光潜写过一本《诗论》，就是试图用西方的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他自己说，这是他最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前面说过，五十年代整个美学讨论的框架有问题，局限在认识论的框架里。但即便是在这个框架里，朱光潜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命题，值得我们研究。比如他早年吸取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意象”的思想，指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强调美在意象，所以美离不开审美主体的创造。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他仍然坚持这个思想。他区分了“物甲”和“物乙”的概念，梅花是“物甲”，“物甲”不是美，只是美的条件；而梅花反映到我的意识里，和我的情趣相结合成了物的形象，这叫“物乙”，“物乙”才是美，所以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物乙”就是“意象”。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所以我们的当代美学应该从朱光潜接著讲。接著讲不是照著讲。
第三点，要研究中国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回到中国美学”。中国美学有一个特点，从思维模式上来讲是天人合一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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