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季，朝鲜战场之上，战事正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之上，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着顽强而艰苦的战斗。
正当后方祖国所有同胞们都绷紧了神经，日夜紧盯前线战事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向中央军委发回了一封电报。
电报里的内容一经上报，立时便在军委之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封电报内容主要是：
此次志愿军作战之时，发现由重庆方面提供给前线作战的枪支弹药，有不少生锈的现象，子弹多有受潮、生铜绿的情况，战士们在作战时往往有射击瞎火现象。
志愿军总部方面初步判断，此番问题应该是源于枪支保管不善，导致军火批次受潮生锈，从而影响使用，已运到朝鲜战场上一些受潮严重的军火，甚至只能报废处理。
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流血作战，而后方提供的弹药却是瞎火、无法使用的次品，这让军委相关领导们顿时大为光火，中央军委立即责令西南军区严加查处这批军火受潮的原因。
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里，刘伯承离开军区去外地创办军校、邓小平奉命调中央工作，因此西南军区的主要工作，都是由贺龙副主席负责主持。
贺龙老总是带兵出身的军人，他对于这种枪支出问题的事情，非常敏感。他很明白，战争年代，一颗子弹因为问题射不出去，没能消灭对面敌人的话，那么自己的命也就悬了。
因此，接到军委指示的贺龙迅速成立调查组，并亲自带领调查组赶往距离重庆两百多公里的军事库房。
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就接到命令，加紧生产常规武器、弹药，为可能应对的朝鲜危机，做好武器弹药方面的准备。
当时西南军区后勤某部奉命建造了一批武器弹药库房，一共四十八座，历时一年竣工投入使用，而此次出问题的那批武器，就曾在这些库房内储存过。
随后，贺龙亲自带着工作组人员，进入到这四十八座军械库房之内，一一进行查看。
众所周知，重庆是座山城，该地区的天气多以阴天为主，常年难见阳光，经常雾气蒙蒙，建筑之内的湿气很大。
因此，仓库保管方面，需要做足干燥方面的功夫。然而，当贺龙等人进入这四十八座库房之内之后，却发现这些军械库房之内，水泥剥落、不少墙壁甚至存在渗水现象，而所有库房，无一例外，湿度都大大超标。
难怪在这里储存的枪支弹药，全都受潮生锈了。
贺龙老总看到眼前的这一幕，顿时大为愤怒，他厉声批评身边负责后勤的领导们：
“这样的库房，怎么能够保管枪炮？这种库房，等于是帮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忙，可恶，要严查，要一查到底。”
贺老总随后交代工作组人员，要层层追查，从库房设计、施工、材料供应、施工监督以及后勤部玩忽职守的官僚主义作风查起。
当天看完库房的贺老总一路愤愤不已，途中经过后勤部两座新建的办公楼时，却发现这两座办公楼装修得非常豪华，与附近的建筑风格迥异，然而一打听，他才得知，这是库房承包商当时一并送给司令部的建筑。
贺龙听后批评身边的干部们：
“库房修得那么坏，办公楼修得这么好。看来就是这两座楼，让奸商迷住了你们的眼睛，咱们刚进城，有些同志们可就忘记了，当年爬雪山、吃草根、啃皮带的苦日子了。”
回到重庆之后，贺龙老总鉴于此次暴露的问题，为了让部队官兵们今后引以为戒，随后他便令工作人员，将发现的问题向相关文艺工作人员进行了介绍。
不久文艺团根据指示，赶排出了话剧——《糖衣炮弹》，并在西南军区巡回演出，以此告诫所有同志们，千万不要当初没倒在硝烟战场之上，却最终倒在了糖衣炮弹之下。
随后工作组通过调查，认定库房建筑工程承包方，西南新华制造厂总经理王瑞昌、施工总负责人宋敬亭对库房问题负有主要责任，两人被认定涉及破坏国防建设、偷工减料、行贿领导、大肆盗窃国家财产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当年6月，在重庆民航局广场，西南军区军事法庭举行的万人大会之上，主犯王瑞昌、宋敬亭被判处死刑，其他与案件有关的十八名军内外人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这起志愿军枪火受潮案，落幕的同时，也为那些罔顾国家利益，倒在糖衣炮弹下的贪官、奸商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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