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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乡音君认为，“刺桐港”作为历史概念泛指古泉州诸港口也许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它成为特指后渚港而被认同的话，就必须推翻这一约定俗称的定论，否则将造成认识古泉州和刺桐港历史知识的混乱。正如乡音君在上期编后语所言：“'后渚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港口远离城市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天下之货仓》，本期该书作者便是从历代泉州古城发展的方向来否定“后渚说”，并寻找刺桐港具体的地理位置。
刺桐港实际上并非“三湾十二港”
厦大教授庄为玑认为，古刺桐港“包括三大湾十二支港”，即泉州湾的洛阳、后渚、法石、蚶江四支港；深沪湾的祥芝、永宁、深沪、福全四支港；围头湾的金井、围头、石井、安海四支港 。① 但是，庄先生的“三湾十二港”没有南关港，如此广袤的范围，很难与1292年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具体港口的历史场景相对应。《马可·波罗游记》称：“……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②；与1347年伊本·白图泰所描述的刺桐港地理环境也难相符：“刺桐港，世界上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③ 可见，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亲眼所见的刺桐港分明是一个具体的港口，而不是十二个分散各处的港口。值得注意的是，元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所记载的“一城要地，莫胜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④显然，庄弥邵所说的南关就是南关港，而南关港又不在庄为玑“三湾十二港”之列，从泉州的地理位置分析，南关港的方位也远非后渚港之所在。那么，马可·波罗看到“沿岸有一个港口”的“刺桐港”如果不是后渚港又不是十二个支港，那么又会在哪里呢？ 自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荣州治由丰州迁往东南的泉州平原之后，泉州古城一直是向南面发展。最早是唐开元所建的泉州子城和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王延彬为包入西禅寺而拓建的部分城墙。子城周长3里60步，辟东门行春、南门崇阳、西门肃清、北门泉山，城外濠沟环绕，可“通舟楫于城下”；其后，子城陆续增扩称罗城，但范围不大。 为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南唐（949年）留从效任节度使时拓建罗城，“重加版筑”，留从效所拓之罗城一下子将子城扩大了将近7倍，“傍植刺桐环绕”。城墙周长达20里83步，高1丈8尺，全城开有7门：东门仁风、西门义成、北门朝天；而在南面就设了4门：南门镇南、东南通淮、西南临漳、通津（古称水仙门）。城外有濠，引晋水环绕，乘舟楫上下。 留此举显然是为了拓展毗邻晋江的城南港口贸易之便利。这是泉州城建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它打破了唐城正统的方形城市格局，变得极不规整。然而，这种加强街市与水路港口联系的“五代罗城”的城市发展模式一直影响着其后数百年刺桐城的发展方向。 到了宋代，罗城又有多次拓建和增修加固，但规模都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临漳门沿江一带的港口码头逐渐南移。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城南创建顺济宫（见图11）"实当笋江、巽水二流之汇，蕃舶客航聚集之地，时罗城尚在镇南桥内，而是宫适浯浦之上。"⑤巽水通城南市区，船可直接载货入市贸易，而巽水、笋江汇流之处便是大船停泊的南关港。顺济宫虽选址城外，却是连接城南的枢纽，再次强化了后来城市发展的方向。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泉州太守游九功在南罗城外东起浯浦、西至甘棠桥（俗称吊桥）沿江岸以石砌筑翼城及瓮城，“沿江为蔽”，这样就将城南人烟稠密的富庶地区纳入城中，原来城外临江的市舶司也在这次扩建中归入城内。在南关港直接附城的作用下，港区的货物装卸与商业街市的交流更为方便快捷。南宋“翼城”的出现，是泉州城建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革，其直接作用就是连接南关港。
此后，宋罗城的规模一直延续至元代。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郡守偰玉立拓建南罗城，将涂山街一带再向南推移至晋江北岸，与翼城相接，此次将城墙向南扩建30里，城墙高达2丈1尺，东、西、北三面城基宽达2丈4尺，外墙为石；南面城基宽2丈，内外皆石；四周城墙之上皆可行车走马。同时，改镇南门为“德济门”，废通津门，又在临漳、德济二门之间新建“南薰门”（俗称水门）。这是泉州城建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革，史称“新罗城”。这是泉州城建史上规模最大的拓建，其城市格局一直延续至明清。因“新罗城”形似鲤鱼，故称鲤城。
20世纪初的元代新罗城 毁于上世纪30年代
（图源：《天下之货仓》）
此图系根据1922年泉州工务局测绘的“福建泉州城市平面图”绘制，原图较简略，除新罗城墙外，子城墙、王拓罗城、陈拓罗城、原始罗城、风城、原始罗城城门、各城门、吊桥等遗址及部分古地名。陈允敦教授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增添。 绘图者：王愚 在泉州古城变迁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历次大的城市扩建，大多以濒江的南面为重。这是因为："自泉州海外交通开始以来，外舶来泉皆停泊于城南晋江沿岸，因此城南晋江沿岸一带成为外商之居留区，商业繁盛甲于全州。"⑥由于宋廷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⑦故镇南门至通淮门以南一带一直是海外蕃商居住的社区。“六七座清真寺”、印度教寺、顺济宫，以及当代发现的大量伊斯兰教墓盖石、其他外来宗教遗物大都是在宋代镇南门以外。元代新罗城建成后，将城外的天妃宫（即顺济宫）及其以北一带的“南片区”包在城内，目的就是进一步把港口与城市连成一片，形成刺桐港市一体化商业城市的格局。
实际上，从五代留从效拓建罗城开始，泉州古港就呈现向南移的趋势，到了南宋，顺济桥及其下游至法石港已连成了沿江的带状码头群港口。即便是刺桐城东南面通淮门外的津头埔，宋元时也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处可直接上岸交易的埔市（宋代称码头为“津”）。1998年，泉州海交馆在津头埔旧城改造片区就发掘到60多具伊斯兰教墓盖石和也门人建的清真寺构件。
1998年津头埔旧城改造发掘伊斯兰教墓盖石现场
（图源：《天下之货仓》）
此前十多年，古城东南面即今泉州市区温陵路南段开始建设一些高层建筑，在其地下挖掘两三米后就发现有浅灰色、蓝灰色淤泥（元代），还有宋代蓝色淤泥的文化层。市区东面的沉洲、乌洲一带开发时，地下挖掘一两米也同样是几个文化层的淤泥，甚至在“泉秀花园”房地产的地下挖掘中发现有古船船板。可见，今泉秀路附近一带以南很有可能就是晋江下游的一道港澳。明万历《泉州府泉郡总图》有此大概地形，该图很明显标出晋江有一河道可直达通淮门。这说明，紧挨城市的东南面也有码头埔市和蕃商聚居区。20世纪80年代，海交馆在晋江西岸池店一带的调查时，当地群众提供地下埋有沉船的线索。明泉州府泉郡总图/城南与顺济桥晋江下游局部
（图源：《天下之货仓》）
从以上地点的地下文化层以及古船板等遗物的发现，可以推断宋元时期，晋江下游的北（东）岸线至少到泉秀路左右，而南（西）岸线溜石湾以上至少到池店一带。从以下2005年航拍示意图和卫星示意图可以看出，顺济桥下晋江下游北岸大多为冲积平原，这是由于溜石湾江流湍急回旋，将顺流而下的泥沙冲卷到北岸的缘故。泉人自古就有“死尸流不过溜石湾”的说法。七八百年，沧海桑田，今人难以想象当年晋江下游江面是何等的广阔。难怪马可·波罗会将晋江误认为是来自京都的那条大河。也许他受当时很有影响的爱德利奚《地理书》的误导，爱德利奚称泉州就在那条中国最大与最著名的胡姆丹河（Khumdan）上，距广州三日程。⑧毗邻泉州古城城南南关港的“九星连珠”的9大古渡位置示意图。
底图系2005年陈英杰乘热气球航拍图，时旧顺济桥尚在。
（图源：《天下之货仓》）
宋元晋江下游南北江岸线示意图
（地图图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1292年马可·波罗来到泉州，看到刺桐城“沿岸有一个港口”，这是一个具体地理位置的港口。除了顺济桥下的南关港外，十二支港的地理位置没有一个比它更贴近古城了。从历代泉州城池地图的变迁扩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个港口一直牵制着这座商业城市的发展方向向它靠拢，最终与它连成一体，显然这个港口既不是后渚港也不是十二支港，就是南关港！
①庄为玑：《古刺桐港》，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8页。②《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③《伊本.白图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页。④ 明·阳思谦：〈城池〉《（万历）泉州府志》卷11，影印明刊版。⑤乾隆《泉州府志》卷16，<天后宫>引<隆庆府志>。《泉州府志》卷11，<城池>引。⑥李东华：《泉州舆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66页。⑧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编后语】乡音君认为，《天下之货仓》作者的这一论断与元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所记载“一城要地，莫胜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相符，与上世纪20年代著名史学家张星烺到泉州考古时所作的论断一致：“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登陆。马可波罗、马黎诺里回欧洲，自刺桐放洋；孟德高维奴、和德里、拔都他来中国，先抵刺桐港登陆。盖宋元时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门外晋江畔，即当时之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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