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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期乡音君推出的《惊现｜17世纪西方画家笔下的丰州古城》引发关注。几天来乡音君一直围绕着上期“编后语"所质疑的图左那座高塔和“该图画的不是丰州”进行查证，果然不幸被言中：西方画家笔下所画并非南安古城（丰州），而是古称南安的江西大余县。 此次查证源于前几日《天下之货仓》作者告诉乡音君，摄影家陈世哲先生说他的朋友找到此图出自《荷使初访中国记》。乡音君经查，该书作者约翰·尼霍夫是1655年第一个代表荷兰国王访华觐见清朝顺治皇帝的荷兰外交使团随员。尼霍夫回国后将所写的笔记和素描托付给他的哥哥 , 并于1658年从这批材料中整理出一份带插图的报告呈交给东印度公司董事局 。这便是1665年出版的荷文版《荷使初访中国记》，该书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引起反响。 由于该书至今没有中文全译本，且国内关于中荷关系史研究不多，仅有1989年厦大出版社出版的荷兰学者包乐史和厦大庄国土合著的《 <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 》。原来，中国古代有两个南安城，一个是福建的南安，另一个是江西的南安。德国诺市Casimirianum 大学藏书插图所画的并非丰州古城，而是古称南安的江西大余县。很少人知道中国有两个南安，德国人当然更不知道，故其误导情有可原。但通过这次查证，也不枉了解荷兰使团首访中国的这段史实，并及时更正这幅17世纪插图的来源，杜绝今后以讹传讹。《荷使初访中国记》（图源：网络）
《荷使初访中国记》作者约翰·尼霍夫
（图源：网络）
荷兰使团首访中国
清·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7月19日 ,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臣侯叶尔和凯塞尔率14人组成外交使团访华 ，担任使团管事的约翰·尼霍夫善于画画与文字记录。他们乘坐两艘装满朝贡物品的荷兰船从巴达维亚出发，经广州前往北京，希望能够达成与中国平等通商的夙愿。之前，明万历二十九年、三十年（1601-1602年），荷兰先后两次寻求与中国平等通商的的权利均被拒之门外。 随着清朝的建立，荷兰人再次看到了与中国官方建立通商关系的希望。清顺治四年（1647年），《两广总督佟养甲题请准许濠镜澳人通商贸易以阜财用本》颁布，这实际上相当于刚建立的清政府首次颁布的欢迎海外诸国来华通商的“招商令”。而早五年觐见顺治帝且与荷兰关系密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向荷兰人透露这一消息：“清王朝宣称对所有愿意来华贸易的外国人给予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贸易通道。” 于是，荷兰使团于1655年8 月29日抵达了当时清廷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广州。翌年经清政府批准 , 1656年3月 17 日离广州北上 。经水路在广东南雄上岸 , 翻越大庾岭 , 再从南安下船 , 顺赣江 , 出湖口 , 入扬州 , 沿运河到张家湾 , 转北京 , 历时四个月 。荷兰使团幸运地觐见顺治皇帝。清廷按朝贡礼节接待荷兰使团，但顺治帝并未答应其平等通商的迫切要求。经使团努力，荷兰被被列入礼部朝贡国名单并定有贡期的唯一的西方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尼霍夫随团而行，不仅将其一路上的见闻以文字和图画的形式描绘出来，还详细记录了山川、江河、道路等交通信息，成为西方人直观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1656年4月4日，荷兰使团抵达南雄后，在当地官方帮助下骑马翻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境内。《荷使初访中国记》如此记载：“所有翻山的准备工作就绪后，二位使臣于4月8日带着一部分要献给皇帝的礼物，在150名士兵的护卫下，骑马先行出发。我们其余人则于次日晨九时，带着剩余行李离开南雄，来到南安县境。” 从以上描述可以得知，荷兰使团从广东进京路线并没有经过福建，而是直接从广东与江西交界的梅岭和古驿道翻过大庾岭（汉武帝时庾胜将军在此筑关城镇守，故梅岭又称大庾岭），进入江西的南安府城（今大余县）。
尼霍夫记录并描绘了江西南安府城的地貌：“该城距南雄80里，建在群山和岩石间的一块优美的土地上，赣江（应为章江)将此城一分为二，赣江从西北偏北方向流来，到此地开始变宽。江南城区房屋密集，商业繁华。北区有一宝塔，建在山坡上，建造得非常精美。”据查，清顺治时期南安城区被章江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主要是府、县衙门等所在地，南区则为城隍庙商住区等，由横浦桥连接两区。北区的塔是惜母岭上的旗山塔（此塔便是乡音君在上期质疑插图左边的那座高塔）。 江西大余建县始于隋开皇十年（590）的大庾县，隶属广州总管府始兴郡。宋淳化元年（990年）在其治地置南安军，辖大庾等3县，赣南开始形成南安与虔州（赣州）并列的两个行政管理区域。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南安军为南安路总管府，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改南安路为南安府，府治大庾，仍领3县。南安府一直延续到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县，大庾县直属江西省。1957年5月1日，大庾县因庾字生僻改称为大余县，属赣南行政公署。1999年7月撤销赣州地区行署，成立地级赣州市，大余县属之。
江西大余县古城楼（图源：网络）
而福建南安郡建制始于南朝梁天监中，比江西南安军建制早500年。若以隋开皇九年（589年）南安郡改南安县，亦早于江西南安府建制776年。而丰州作为历朝南安县治长达1676年。
荷兰使团首次访华
是东亚转型前夕的重要事件
荷兰在16世纪末赢得独立，17世纪发展成为继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列强之后崛起的海上霸权。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设立总部，这是荷兰在东方的中心，通过它与中国、日本、印度、锡兰和波斯进行贸易。不可否认，荷兰商人和使节团是东西方贸易佼佼者，他们不仅向西方世界传递亚洲的知识与文化，也化身成为穿梭在东亚海域间的重要使者。而1655年荷兰使团首访中国，堪称是东亚转型前夕的重要事件。他们留下描绘当时中国地景物貌的记录，成为17世纪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使团首访中国是发生在其海上霸权被南明郑氏集团夺取之后。早在崇祯六年（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郑芝龙所率的明军水师大败荷兰舰队；崇祯十二年（1639年），郑芝龙率水师在湄洲湾枫亭港口再次大败荷兰舰队。 此役之后，“荷兰人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郑芝龙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八闽以郑氏为长城”。①此后东南海疆唯郑芝龙是从，来往内外商人皆用郑氏旗号，就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令旗。荷兰使团觐见顺治帝6年后，郑成功收复台湾，逐出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势力。 显而易见，荷兰使团首访中国觐见清帝，是明末清初荷兰失去海上优势之后采取的另一种放弃武力解决与中国贸易的策略，其示好通商的希望最终未能如愿。遗憾的是，荷兰使团进京没有途经泉州，《荷使初访中国记》也就没有关于泉州的记载。所幸的是，同一时代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为泉州补上了一笔。意大利人卫匡国途经泉州
1646年从金华入闽的意大利人卫匡国途经泉州，他在所著的《中国新图志》中介绍了泉州洛阳桥：“两个桥墩之间铺放五块同样的巨石，巨石长约18步，这是我以慢步行走时的步幅测得的。”卫匡国还说，在漳州“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十字架，后来基督教徒们得到许可搬走，十分虔诚而慎重地置于我们在该城的一个教堂。“ 但是，卫匡国“他把刺桐和漳州两个地方混同起来了。”②卫匡国所说的”在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字架“，实际上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大司寇苏茂相之太翁在泉州水陆寺发现的十字架，后由基督教徒奉入教堂。 毋庸置疑，这一方十字架石是明末泉州在武荣（南安丰州）、李坑乡、城东水陆寺、东湖畔先后发现的四方古十字架石之一。当时“无人能识”，后请九进九出泉州的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辨识。1644年出版的葡萄牙人阳玛诺传教士著、艾儒略校的《唐景教碑颂正诠》记载了其中三方的摹勒图。经考证，苏茂相在水陆寺发现的古十字架石为宋代天主教或景教遗物，而武荣古十字架石则为唐代。由此说明，唐宋泉州就有景教和天主教的遗迹。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诠》所载水陆寺古十字架墓石摹勒图
（图源：《天下之货仓》）
现存泉州海交馆的古十字架墓石
与阳玛诺所记水陆寺宋代石刻相似
（图源：《天下之货仓》）
参考文献
②英·阿·克·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编后语】虽然《荷使初访中国记》没有关于泉州的记载，但距荷兰使团访华80年前，另一个西方使团关于明代泉州的见闻却有不少精彩的描述，由此推翻了史学家一般认为“宋元之后的泉州一蹶不振、衰败不堪”说法。下期乡音君将邀请《天下之货仓》作者聊一聊这个话题，敬请期待。亦请诸位看官顺手点击右下方“在看”或“点赞”，以示鼓励。乡音君这厢有礼啦。深度解读宋元刺桐 更新泉州历史知识
《天下之货仓》 四重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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