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yton（刺桐），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1］伊本·白图泰称之为“世界最大港”。［2］它是中国首次出现的不是行政中心的商业大城市；是瓷器、丝绸、海船、铁器、蔗糖等诸多制造业中心；是欧亚胡椒贸易最大的集散中心；亦是12-14世纪欧亚大陆商业移民最稠密的国际社区，也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犹太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共存一城的文化核心区，而且还是中世纪中国南方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的传教中心。这是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刺桐历史中心”正是这一文化现象之总结。
——戴泉明《天下之货仓》九州出版社
本文8307字 插图43幅 视频1'10'' 阅读12min
【编者按】前两期建议作者以全球史的视野和13世纪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重构了“刺桐历史中心”这一新主题。乡音君认为，这一新主题的巧妙之处就是把比较分析对象具体化，凸显“人无我有”。因为刺桐有的，恰恰是已登录世遗的50个“历史中心”所没有的，即使有类似的文化遗产大多也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这又恰恰可以反证刺桐文化遗产的互为欣赏、互为尊重、平起平坐、文明对话的普世价值。此外，这一新主题或许比另一个“世界货仓”主题的外延更广，内涵更丰富。 有个别看官反映，前两期的内容有些深奥，能否将已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50个“历史中心”拿出来对比一下。乡音君觉得此建议不错，便“翻箱倒柜”找了几天终于全部找了出来，将分期推送。 乡音君从121期至138期（130期除外），先后推送了围绕新主题重构的9组文化遗产的内容阐述。本期乡音君经建议作者同意，将9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进行归纳，以飨看官。非官方文本的另类观点——
围绕新主题重构的泉州系列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建议作者围绕新主题重构的9组文化遗产是：①安平桥与洛阳桥；②八卦沟与德济门遗址；③屈斗宫德化窑遗址；④山川坛石笋；⑤老君岩造像、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与天后宫；⑥草庵摩尼光佛造像；⑦开元寺；⑧泉州府文庙；⑨伊斯兰教圣墓与清净寺。以上这9组文化遗产的具体阐述已体现在之前的共18期的图文。以下摘取其核心价值部分： 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历时十四年建成的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图源：蒋长云/摄） 洛阳桥、安平桥的核心价值在于这两座跨海长桥是11-13世纪人类文明体现在桥梁建造史的伟大杰作，见证了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刺桐“造桥运动”所构成的世界性大港不可或缺的陆地交通大网络。两宋泉州建造大中型石桥139座，其中南宋（1127－1279年）建桥113座。这些桥梁分布于沿海、山区，是连接刺桐港与北上南下腹地的交通命脉。洛阳桥、安平桥是刺桐这场中世纪举世罕见的“造桥运动”遗存的代表作，亦是刺桐贸易繁荣、交通发达的历史见证。横跨晋江、连接德济门的南宋顺济桥，其下游便是闻名于世的刺桐港 （来源：成冬冬/摄于20世纪80年代）位于永春山区的交通“咽喉”——福建仅有的宋代廊桥东关桥（图源：陈一鸣/摄） 泉州宋代桥梁建设是海外贸易创造巨大社会财富下，外国侨民参与侨居地公共建筑的产物，亦是印度大乘佛教东传之后僧侣弘法与践行佛陀普度众生教义的杰出范例。其浩大工程真实而深刻反映了海外贸易带来宋代刺桐商品经济社会的成熟、社会分工体系的完备以及社会文明和富裕程度。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桥梁，其中特别是福建一带的石桥，体量大，构件重，构筑科学，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能够同它们相比的” [1]。洛阳桥位于洛阳江入海口，是连接泉州至省城福州，乃至江西、浙江腹地的交通要道。又名“万安桥”，始建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历时七年完工。原桥长1200米，宽5米，桥墩四十六座，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来源：陈英杰/摄） 始建于1350年（元·至正十年）德济门，是元代新罗城的南城门，与刺桐港、顺济桥、天后宫毗邻。德济门遗址是刺桐古城七大城门仅存的城门遗址，亦是中国唯一现存的元代城门遗址。德济门与顺济桥 南关港关系示意图，这才是德济门遗址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来源：网络 乡音文化整理 元代新罗城的扩建，将原来城外的“泉南蕃坊”全部包入城内，史称“回半城”，是全城最繁华区域和外国侨民、外来宗教最密集区域，亦是大航海时代之前东西方社会所罕见的移民国家最多的国际社区。其核心价值是终结刺桐城自宋以降的“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历史的标志，亦是欧亚大陆多个民族、多个宗教共存一城的历史见证。 而八卦沟是随历代泉州城池拓建而日臻完善的城市水系，完整展现了泉州古城变迁的肌理和历史文脉。人工挖掘的八卦沟总长10多公里，纵横交错于古城东西南北，数十条大小沟渠构成密如蛛网的古城水系，大小桥梁不下百座，数十个大小池塘星罗棋相通相连。泉州古城池八卦沟与古城外河渠示意图（图源：宋元郎/制图）
八卦沟即是古城内外舟楫往来的水路交通网络，又是利用潮汐涨落排水排污，在城市热岛效应的渲泄和城池小气候的形成上，科学而艺术地解决了亚热带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诸多矛盾，是古代移民城市创造和谐人居环境和生态空间的杰出范例。八卦沟之竹街鹊鸟桥 八卦沟历经唐、五代、两宋和元代泉州古城池拓建而完善的城市水系，完整展现了泉州历代古城变迁的城市肌理和历史文脉。（图源：乡音文化）
八卦沟之水门关遗址，距此百步之遥便是自1087年（北宋元佑二年）至1472年（明朝成化八年）泉州市舶司。海舶进出刺桐港，海商都要换乘小舟进入八卦沟经此水门关到市舶司报关验货。（图源：20世纪50年代摄 乡音文化）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横跨10—20世纪（两宋、元明清）出土外销瓷器最多、长度最长、且保存完整生产过程和烧制工具的“龙窑”、“阶级窑”遗址最多、最为密集的区域，亦是15世纪西欧仿制瓷的源头和东亚、东南亚烧瓷窑炉的始祖。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见证中国早期外销瓷和古代陶瓷生产规模化作业的重要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最早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德化陶瓷和刺桐缎一样，从11世纪起就成为西方认知体系中激发“东方想象”的主要物质载体，在宋元时代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陶瓷输入国上流社会追逐的崇尚对象，甚至改变陶瓷输入国的社会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乔凡尼·贝里尼与提香《诸神之宴》油画（1514—1529年）。该画作描绘众神在林泉之间开怀畅饮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的三件中国瓷盘，分明带有圣洁的含义。（图源：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除1976年发现的破寨山古窑址，它还囊括同年发掘的盖德碗坪仑宋代古瓷窑，以及2012年发现并陆续发掘的14条梅岭古窑址，使屈斗宫德化窑遗址增加到46处，涵盖宋元明清时期的龙窑、阶级窑等多种窑炉形态。2000年南海发现的清代沉船“泰兴号”的35件青花瓷便是出自梅岭窑。1291年马可·波罗从刺桐运回威尼斯的货物就有德化陶瓷，如今在其故乡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就是来自德化。在中国南海海域出水的宋船“南海1号”和清船“泰兴号”共53万多件瓷器正是古代德化窑延续数百年的大规模陶瓷工业生产的实物见证。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满载二千乘客和35万件来自德化梅岭窑瓷器的巨船“泰兴号”为避海盗，在印尼海域触礁沉没。1999年5月，澳大利亚一家海洋公司在南中国海附近把“泰兴号”打捞出水。（图源：德化陶瓷博物馆/藏）截至2019年8月，南宋初古沉船“南海一号”共出水德化窑等瓷器18万余件。（图源：网络） 因此，不论是在东西方交往史上还是世界陶瓷史上，屈斗宫德化窑遗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重要地位。 “山川坛石笋”是古印度教湿婆派最早传入中国的唯一遗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称之为“一支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2］
据最新考证，石笋应为印度教湿婆派祭坛。20世纪五十年代移动时，曾发现俗称“仙尿盆”的磨盘。这是湿婆“林伽”的典型结构。（图源：宋元郎/摄）
“山川坛石笋”借助于中国道教和泉州堪舆习俗的庇护而幸存至今，并成为元代印度教进入刺桐的先导。它与泉州现存的300多方元代印度教寺的石刻、石构件等遗物，共同构成了10-14世纪刺桐是印度教在中国唯一传播中心的历史见证，是印度教石刻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交融的完美结合，甚至出现宗教移植的文化现象。神龛内的印度教神像浮雕石刻，两尊神像中便是“林伽”。（来源：泉州海交馆/藏）左为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毗湿奴神像（来源：傅恩凤/摄），右为1934年泉州南校场出土的毗湿奴立姿神像，为国内一绝。（来源：泉州海交馆/藏）晋江池店兴济亭供奉的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雕像世代为当地村民当作观音祭拜，宗教移植在这里得到验证。（图源：乡音文化） 位于泉州清源山南麓道教圣地的老君岩，是12世纪初艺术家在天然巨石上创作出的颠覆文化传统的最具人性化的老子造像,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度最高、体积最大的老子造像。这一中国美术史上的孤品，是唐以来犍陀罗造像艺术“华化”之后圆润风格的代表作，体现出东方艺术观与希腊现实主义艺术观结合的最高成就。清源山右峰罗山、武山之下为老君岩，古称羽仙岩。（来源：宋元郎/摄） 老君岩造像的思想成就在于“去神化”，它直接挑战帝国等级森严的宗教体系并完全摒弃国家宗教教化的意涵，将唐宋皇帝尊奉为帝的“太上老君”塑造为可近可亲的凡间老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卫》《哀悼基督》等伟大雕塑作品所体现的“去神权”创作思想与老君岩“去神化”的精神内涵如出一辙。 正如文艺复兴发端于佛罗伦萨，老君岩出现在泉州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它们都是以贸易繁荣的城市为时代背景。老子思想在宋代刺桐高度商业主义下发生“解构”和“延异”恰恰体现在老君岩造像的人性化。毫不夸张的说，老君岩造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方人文主义最伟大的艺术杰作。 九日山祈风石刻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中世纪人类掌握季风自然规律进行远程航海活动和12—13世纪刺桐官方在市舶管理制度上创新改革的唯一幸存的文字石刻记录，它不可辩驳地证实了10—14世纪欧亚大陆所有港口城市闻所未闻的、且长达上百年之久的官方祈风祀典的史实，亦是古代中国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珍贵的历史见证。而来自不同国度的蕃商参与基于道教海神信仰的祈风祀典，则是不同文明对话的杰出表现。九日山东西两峰摩崖上，迄今留存北宋至清代的题刻75方（景迹题名15方，登临题诗11方，游览题名29方，修建记事7方，海交祈风及市舶司事13方），以宋刻居多，内容有景迹题名、登临题诗、游览题名、修建纪事、海交祈风等，蔚为奇观，其中以13方宋代航海祈风碑刻最为著名，是研究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图源：陈英杰/摄）真武的紫金殿供奉北极玄天上帝，是天宫二十八宿中的北方神，又是水神、海神兼冥王（死神），后被道教所崇祀，与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之神。《后汉书·王梁传》云：“玄武，水神之名。”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图源：宋元郎/摄） 泉州真武庙为10—13世纪泉州官民为祈祷航海平安之所在。泉州天后宫则横跨宋元两个不同朝代，尤其是13—14世纪藏传佛教为国教的蒙元帝国敕封道教妈祖为“泉州海神”，并上升为国家祀典。妈祖信仰借助由刺桐港出洋的海舶传遍其所经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华人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神祇。泉州天后宫坐北朝南，北枕“三台”（清源山），南临浯江，西扼笋、巽二流，东控法石的经济交通汇集枢纽，为全城繁华要地，总面积72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中轴线上，有山门、戏台、东西阙、正殿、东西廊、寝殿、东西轩、四凉亭、两斋馆和梳妆楼等。（来源：泉州天后宫官网） 不论是九日山祈风的通远王，还是真武庙的北极玄天上帝，抑或是天后宫的妈祖娘娘，都是道教神祇，却为不同信仰的蕃商所接受，深刻反映刺桐“四海一家”的特质，“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3］2013年11月，泉州天后宫24司金身重塑开光。（来源：台湾鹿港天后宫官网） 这组道教范畴的系列遗产，尤其是海神体系信仰是泉州古代航海者出海放洋的精神仰仗。不仅如此，泉州道教仪轨还贯穿于造船过程始终乃至下水，而观星象取方位，“称漏”计时、指南针、牵星术等古代航海术则是道教诸术运用于航海的伟大杰作。泉州宋代海船出土沉碗型铜钵和大小孔各一的椰子壳，以及“称漏”残件“铜渴乌”，便是舟师所用的“水时计”。而“称漏”则是北魏道士李兰发明，对中国“漏刻计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泉州海交馆藏（来源：乡音文化）泉州古代海舶使用的指南针，泉州市博物馆“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藏（来源：乡音文化） 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的核心价值在于世界唯一的摩尼教遗迹。它是摩尼教自9世纪传入泉州之后先与民间巫术融合，后又与道教、佛教合流，由原来无偶像崇拜最后演变成偶像崇拜宗教的“华化”甚至最终“佛化”过程的唯一实物印证。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所具有的世界性、历史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宗教文化演变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曾经影响过世界的摩尼教消亡之后其崇拜偶像唯一幸存于世的直接原因。保存至今的草庵寺摩尼光佛浮雕是世界的文物瑰宝。（图源：成冬冬/摄） “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4］而完全剔除这一“可能性”的直接证明就是草庵摩尼光佛。20世纪60年代遭破坏之前的明代草庵摩尼教信条摩崖石刻（图源：晋江市博物馆）开元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博大的宗教包容品质独一无二：建寺千年以来严守佛教密宗曼荼罗轨制的同时，又具有“佛教多宗，并存一寺”的文化精神；即拥有原生的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历史细节，又见证汉传佛教的衍变历程。泉州开元寺是福建规模最大的佛寺（图源：陈英杰/摄）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的密宗五方佛 （图源：成冬冬/摄）
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的24尊“妙音鸟”，又称迦陵频伽。其独特之处在于她们即为出跳斗拱，又是五方佛前的乐舞供养，营造了佛国极乐世界的气氛。（图源：摄影大视界 陈英杰 摄）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前月台须弥座的印度教72幅人面狮身石刻（图源：宋元郎/摄）开元寺东西塔是中世纪欧亚大陆唯一的对偶仿木结构空心石塔，举世无双。它是13世纪中国宋代《营造法式》和来自印度的佛学、数学、力学、几何学、建筑结构学等多门学科以及泉州石作工艺传统高度结合，是古代中国石构建筑的巅峰之作。
东西塔自古以来就是泉州古城的文化标志。（图源：陈世哲/摄）
因此，开元寺是举世罕见的汉地佛寺多元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且为中国南方汉地佛教再传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而开元寺接纳异教遗物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刺桐包容精神的精彩体现，其突出普遍意义在于“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5］。 泉州府文庙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是中国孔庙仅存的宋代重檐吴殿顶风格及遗构，亦不仅为中国东南现存规模最大、规制最为完备的文庙建筑群。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祭祀之所，又是泉州古代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州学”之地。而且是东南亚和东亚以及台湾儒学的传播中心和“东学西渐”的重要门户，甚至覆盖了宋元时期刺桐侨民子弟特别是阿拉伯蕃商后代的儒学教育。因此，泉州府文庙具有与众不同的“庙学合一”的特质。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是中国孔庙仅存的宋代重檐吴殿顶风格及遗构，为中国东南现存规模最大、规制最为完备的文庙建筑群。（图源：宋元郎/摄）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自古以来称灵山圣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现存两墓并列，墓盖石为花岗岩雕刻，墓座为覆莲石雕，左右两旁为半月形，造型古朴，是为泉州穆斯林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墓盖石形制。伊斯兰教圣墓、石亭、回廊 （图源：宋元郎/摄）
圣墓墓廊檐柱“上下卷杀形制”的“梭柱为南北朝至初唐最早所流行的柱式……应为初唐时期所创建。” ［6］与文献记载的“唐武德中” （618年—626年）年代相符，［7］是为“应即穆罕默德当年的门徒、被中国尊称'三贤’、'四贤’的陵墓”。［8］其核心价值在于其证实了泉州是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最初通过传教士样式向远东直接传教到达的最东端地区。20世纪初的灵山圣墓 请注意，圣墓墓廊檐柱为“上下卷杀形制”的梭柱，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图源：乡音文化）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不仅开创了穆斯林墓盖石的形制，而且其墓后立碑的“进前三宰相，退后万人丁”的涵义，深刻影响后来泉州穆斯林世代相传的墓葬格局。这是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墓葬文化的独有的文化现象，而圣墓的择地选址所形成的“狮子戏球”形势则是中国堪舆布局的杰作，体现早期不同文明交汇的结果。圣墓的文物价值在于它开创了穆斯林墓盖石的形制，其古朴独特的覆莲底座左右为内弧形蕴含《古兰经》“以月为亮”的涵义。而崇尚莲饰则是来自“埃及之花”的影响，也是刺桐外来宗教墓葬文化符号的共同特征。（图源：宋元郎/摄）
灵山圣墓的择地选址充满中国早期堪舆形法派的元素。( 图源：宋元郎/摄)
清·光绪年间的灵山圣墓风动石，极目远眺可见古城墙墙垛、晋江及对岸远山。与圣墓构成极佳风水布局。（图源：乡音文化）
“进前三宰相，退后万人丁“，历代泉州穆斯林的墓葬一直沿袭自圣墓以来墓碑立于墓后的习俗。图为圣墓东面的历代穆斯林公墓区。（图源：宋元郎/摄） 建于1009 年的艾苏哈卜寺是10-14世纪穆斯林在刺桐创建的六、七座清净寺唯一幸存的“寺学合一”的伊斯兰教寺。它与麦加圣寺（今沙特阿拉伯）、木鹿寺（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市）并称世界伊斯兰教三大石构“古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独具中亚风格的伊斯兰教寺的伟大杰作。充满中亚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泉州清净寺（艾苏哈卜大寺）门楼及南围墙外观。（图源：宋元郎/摄） 艾苏哈卜寺是10-14世纪刺桐穆斯林宗教生活中心和精神家园，亦是中国南方伊斯兰教重要的传教中心，见证了中世纪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单住一城”、传教繁盛的历史。泉州艾苏哈卜大寺的桃尖形曲线门楼，为世罕见。（图源：宋元郎/摄）【编后语】建议作者一再强调前两期的“刺桐历史中心”主题重构和本期9组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阐述，只是“匹夫有责”的一家之言，欢迎讨论。下期乡音君推送的是12月28日建议作者应邀在泉州市图书馆新馆首开公益讲座的消息，欢迎到场指导，讲座有礼，先到先得。乡音君诚挚邀请诸位看官到场指导，谢谢。 为了方便看官预订新书《天下之货仓》。乡音君已将130期列入“精彩推荐”，不论看哪一期，只要点击标题下的蓝字“乡音文化”即跳转到主页面，再点击“精彩推荐”便跳转到130期，即可打赏订购。“关注”后即可“留言”收件人信息；或与15906060391咨询。谢谢诸位看官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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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2］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1月。［2］［5］《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世界遗产网。［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 / 曾培耿 / 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6］［8］杨鸿勋：〈试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物》，1986年第3期。［7］明·何乔远：〈方域志〉《闽书》卷7，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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