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并兴盛于唐代的新题乐府（新乐府），在经历了“元白”时代之后，便演变为四种类型，即“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在由唐而清的历史长河中，“即事类乐府”的某些功能、特点等，不仅渐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而且于明末清初之际消歇殆尽。“歌行类乐府”在宋、元、明三朝，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宫词类乐府”与“竹枝类乐府”，则以参与创作的诗人之多，成果之众，特色之鲜明，而构成了明清新乐府史上最为绚丽的两道风景线。
文学史们一般认为，所谓“新乐府”即新题乐府，其肇始于唐代的盛、中唐之际。郭茂倩《乐府诗集》其收新乐府十一卷（卷九十至卷一○○），并认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郭茂倩对新乐府的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唐代新题乐府的实际情况，这里不作讨论，但就其所收录之十一卷新乐府言，可知在郭茂倩看来，新乐府主要是由两部分所构成的，即其一为“新题乐府”，一为“乐府杂题”，前者如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等，后者则有温庭筠《乐府倚曲》、陆龟蒙《乐府杂咏》等。而事实上，《乐府诗集》的这一分类并不科学，原因是兴起于唐代的宫词与竹枝词等，均未为其所收录、所分类。此外，仅就唐代而言，还有数以百计的“歌行乐府”，也没有为收录与分类。这一实况表明，兴起于唐代的新乐府，在《乐府诗集》中是未得到应有之处理的。有鉴于此，本文特着眼于乐府诗史的角度，对新题乐府在由唐而清之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导致新乐府兴盛与消歇的原因等，作一具体考察与观照。
1、乐府诗史上的新题乐府
新题乐府是乐府诗史上可与旧题乐府互为媲美的一种乐府诗品类。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收录了唐代“新乐府辞”十一卷，但其只是唐代新题乐府的一个极少部分。比如李白，十一卷“新乐府辞”仅收录了其7题17首诗，即《笑歌行》1首、《江夏行》1首、《横江词》6首、《静夜思》1首、《黄葛篇》1首、《塞上曲》1首、《塞下曲》6首；如果将 “近代曲辞”所收录之《清平调》3首、《宫中行乐词》8首一并算上，其实际也只有9题28首。这一数量，与李白现所存见之新题乐府实况，差别甚大，因为李白现所存见的新题乐府，乃有104首之多[1]。又如王维，《乐府诗集》收录了其《老将行》1首、《燕支行》1首、《桃源行》1首、《洛阳儿女行》1首、《扶南曲》5首、《渭城曲》1首、《昔昔盐》1首、《伊州》1首、《陆州》1首、《昆仑子》1首、《思妇乐》1首、《戎浑》1首、《浣沙女》1首、《一片子》1首、《拍相府莲》1首，凡15题19首（含 “近代曲辞”10首）。但王维新题乐府的实际数量，据拙著《王维新考论》之所考，总为83首，即《乐府诗集》少收录了64首。这两例足以表明，《乐府诗集》对于唐代新乐府的收录，乃是极为有限的，因之，其不能作为对唐代新题乐府认识的依据，也就显而易见。
而实际上，乐府诗史上的新题乐府，乃是由唐而清，数以万计的，仅清代竹枝词就有25000首的实况，即足以证实之。对于这些数以万计的新题乐府，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一章，乃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即：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其中，后二类主要是繁荣与昌盛于明、清两朝，且数量众多，佳作迭出，而成为新题乐府发展的两大方向。为便于认识，下面对这四类新题乐府略作述介如次：
（一）即事类乐府。这类乐府诗，是新题乐府的代表，也即为诗人们直面社会现实的一种产物，故“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乃为其关键所在。在唐、宋、金、辽、元诸朝代的诗人中，不仅介入即事类乐府创作者众多，而且名篇佳作也非少，如白居易《新乐府》50首、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王禹称《感流亡》、苏舜钦《田家词》、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10首、欧阳修《食糟民》、刘兼《征妇怨》、方回《路傍草》等，便皆为其例。而“病时”（元稹）、“忧黎元”（杜甫）、“裨补时阙”（白居易）等，则为这类新题乐府最核心、也是最本质的特点。
（二）歌行类乐府。这类新题乐府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正格与变格。“正格”的歌行类乐府，即前人所言之“歌行乐府”或者“乐府歌行”，也即其诗题是以“歌”或者“行”结构的，如王维《燕支行》、王昌龄《从军行》、李白《江夏行》、刘禹锡《淮阴行》、杨维桢《梦游沧海歌》等。而“变格”的歌行类乐府，则诚如胡震亨《唐音癸签》所言，诗题是以“引”、“曲”、“谣”、“篇”、“叹”等结构的[2]，如田锡《结交篇》、王郁《游子吟》、杨维桢《花游曲》（此系拟李贺的同题之作）等。这类乐府诗题材既广，内容亦甚丰富，因而在咏写对象方面，乃无所不包含。
（三）宫词类乐府。宫词类乐府以宫词为主，兼及拟宫词、香奁词、宫中词等，而为《乐府诗集》卷八十二所收录之李白《宫中行乐词》8首，则为其之滥觞。这类新题乐府以反映宫庭生活为主旨，因而具有高贵性、典雅性、史料性等特点，唐代以王建《宫词》100首问世最早（此专指大型连章体宫词），也最具有代表性。宫词类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新题乐府的一方重镇，故而由宋及清，不仅佳作连连，各种形式之宫词应有尽有，而且所咏写对象还可补正史之阙，如明代周定王朱橚《元宫词》100首，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四）竹枝类乐府。这是乐府诗史上参与创作的诗人最多、成果数量唯一突破25000首的一类乐府诗。作为新题乐府，竹枝类乐府除竹枝词外，还包舍一些柳枝词、杨柳枝、竹枝子、竹歌，以及其题虽为古体诗题、形式则实为竹枝词的作品，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不独如此，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还开创了“诗注合一”的竹枝词之先例，且注释之文字量乃数倍、甚至是十数倍于竹枝词本文，因而在当时及其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最后还需言及的是，兴盛与繁荣于元、明、清三朝的咏史乐府。就创作规模、作品数量、成果形式等方面言，咏史乐府是乐府诗史上唯一可与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媲美的三大类乐府诗之一，但其却并不能称之为新题乐府的一类，而此，也是拙著《唐后乐府诗史》自始至终都只称其为“咏史乐府”而不称“咏史类乐府”的关键性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明、清三朝的咏史乐府，既有旧题，也有新题，如杨维桢著名的《铁崖咏史》，即属于交织着这两类乐府题的代表作。《铁崖咏史》凡八卷，是一部典型的咏史乐府集，其中既有如《梁父吟》、《长门怨》、《君马黄》、《将进酒》这样的旧题乐府，又有如《单父侯》、《芦中人》、《大良造》、《天下士》这样的新题乐府，因之，归其于旧题乐府而不可能，归其于新题乐府亦同样不可能。正因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即以“咏史乐府”目之。虽然，咏史乐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新题乃明显地多于旧题，但其却仍然不能归类于新题乐府，否则，存在于其中的那些旧题就很难言说清楚了。
二、新题与旧题之互为关联
文学史著作或者高校教材，一般认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乃存在着一种较为清晰的脉络，即由元结而杜甫，再由杜甫而元稹、白居易，也就是说，元结的《系乐府》12首，为具有“病时”、“伤民”特点的新乐府之始。所谓“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所指其实就是上之所言的即事类乐府，而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王维《老将行》，即正是这类新题乐府的代表作。所以，若溯新题乐府之源，王维《老将行》理应是在元结《系乐府》12首之前的。如果从乐府杂题的角度审视，则由隋入唐的谢偃《新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唐代新题乐府的第一诗，原因是《乐府诗集》将其编在十一卷“新乐府辞”之首。这样看来，可知无论是就新题乐府以论，抑或是以乐府杂题而言，元结的《系乐府》12首都是不能称为新乐府（即事类乐府）之始的。换言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辞”表明，唐代“新乐府运动”并非肇始于元结的《系乐府》12首。
唐代的新题乐府创作，虽然曾演变为一场文学“运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参与的诗人却并不多，而此，也是一些 “新乐府诗派”研究者，只是围绕着元稹、白居易、张籍、李绅、王建、刘猛、李馀等人讨生活的原因所在。所以，发生于中唐的这场“新乐府运动”，是并没有对当时的旧题乐府形成冲击之势的，对此，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约4500首旧题乐府唐人约占其半的实况[3]，又可为之佐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虽然都是“新乐府诗派”的重要人物，但其却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旧题乐府。以白居易为例，其集中即有《悲歌行》、《王昭君》、《反白头吟》、《生别离》、《长安道》、《长相思》、《昭君怨》、《浩歌行》、《怨诗》、《短歌行》等旧题乐府，而《乐府诗集》所收元稹的旧题乐府，则有《出门行》、《冬白纻歌》、《估客乐》、《决绝词》、《芳树》、《侠客行》、《将进酒》、《董逃行》、《当来日大难》等。既为“新乐府运动”的重要诗人、且新乐府又曾为宋人大加称道的张籍，亦创作了《少年行》、《出塞》、《白纻歌》、《朱鹭》、《江南曲》、《别鹤》、《车遥遥》、《宛转行》等旧题乐府。这一实况的存在，所表明的是新题乐府虽然兴盛于唐代，但唐代却是一个旧题乐府多于新题乐府的文学时代。而自赵宋一代始，这种情况即大有改观，因为这一时期诗人们对新题乐府的创作，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使之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虽然如此，但宋代的新题乐府，却并非是专指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新乐府”，也即那些“病时”、“伤民”与“忧黎元”之作，而是包含着上所述介之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于其内。而此，即是宋代新乐府与唐代“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的最大不同点。
宋代的新题乐府，由北宋而南宋，发展的势头虽然不如中唐元稹、白居易时期那样迅猛，但形势却十分喜人。与唐代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宋代诗人凡创作新题乐府者，集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旧题乐府，即其大都是新题与旧题兼为，并使二者在各自发展的路途中相向而行，如梅尧臣、周紫芝、陆游等诗人之所为，即皆属如此。《四库全书》本《宛陵集》六十卷中，所收旧题乐府有《猛虎行》、《妾薄命》、《苦热行》、《行路难》、《长歌行》、《哀王孙》[4]等，而新题乐府则有《田家语》、《醉翁吟》、《朝天行》、《春鹘谣、《邺中行》、《花娘歌》、《一日曲》等，且二者数量基本相当。再如范成大《范石湖集》，其中既有组诗《腊月村头乐府》（10首）等新题乐府，更有以旧题乐府《行路难》为压卷之作者，这种情况在宋人别集中是很少见到的。而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则又是一种情况。《太仓稊米集》共收乐府诗两卷（卷一、卷二），诗凡120首，其中旧题乐府28首，新题乐府92首，且以即事类乐府与歌行类乐府为主。《太仓稊米集》中新题乐府几倍于旧题乐府的实况，只有陆游等少许诗人可与之媲美。不独如此，周紫芝还编有《古今诗家乐府》三十卷（已佚亡），首次收录了宋代诗人的乐府诗，并对王观、张耒的新乐府大力称道，周紫芝之于新题乐府的创作与批评，仅此即可窥其一斑。而杨万里、陆游、汪元量、方回等诗人，亦是这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以陆游为例，中国书店版《陆游全集》中的八十五卷《剑南诗稿》，共收录乐府诗271首，其中旧题乐府53首，新题乐府218首，后者几倍于前者的实况，表明作为爱国诗人的陆游，对于乐府诗的创作，是既爱旧题乐府，更爱新题乐府的。而53首旧题乐府，亦皆属以旧题写今事、时事、新事者。
辽、金诗人的乐府诗，主要见于蒋祖怡等《全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元好问《中州集》与《元好问集》。这两个朝代的乐府诗，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新题乐府多于旧题乐府，如辽代现存乐府诗24首，其中只有邢具瞻《出塞》一首为旧题，其余则全为新题，且以歌行类乐府为主。金代最具代表性的乐府诗人，有刘迎、萧贡、雷琯、王郁、李献甫、元好问6人，其中，雷琯的旧题乐府有《商歌》10首（金代诗人唯一无新题乐府者），王郁是旧题乐府（6首）多于新题乐府（四首），刘迎等四人则皆属新题乐府多于旧题乐府。元好问现所存乐府诗共61首，除《步虚词》3首、《长安少年行》、《戚夫人》为旧题乐府外，其余56首全为新题乐府，且多属“病时”、“忧黎元”之作，如《南冠行》、《宛丘叹》、《驱猪行》、《续小娘歌》10首等诗，因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与即时性，而多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相对于新题乐府而言，元好问的旧题乐府不仅数量少，而且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也较旧题乐府要逊色许多。辽、金两朝的旧题乐府之所以明显地不如新题乐府，度其原因，应与诗人们长期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大相关联。
与宋、辽、金三代相比，元代的新题乐府则又特点别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为主；其二即本为新题的大批乐府诗，却被诗人们称之为“古乐府”。元代的歌行类乐府，主要以“××歌”、“××行”（正格）为主，“××曲”、“××吟”等（变格）次之，且在题材内容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含，即如一些“即事名篇”者，也毫不例外。正因此，为元稹、白居易等人所称道的“病时”、“伤民”之作，在元代几乎全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且多以“××歌”、“××行”两种形式而为。若追根溯源，范成大《范石湖集》中的《催租行》、《后催租行》、《缫丝行》，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的《秣陵行》、《魔军行》等诗，即已肇其始。元代诗人正是在此基础上，于不断地艺术实践中，逐渐以歌行类乐府替代了即事类乐府，而此，也是元代即事类乐府甚少、歌行类乐府多与“忧黎元”相关联的原因所在。
元代诗人将本为新题乐府的乐府诗称之为“古乐府”者，杨维桢则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杨维桢现存古乐府1227首，以《铁崖古乐府》所收之作最为著名，其所谓“古乐府”者，主要包含着两种情况：一为旧题，如《履霜操》、《别鹤操》、《雉朝飞》、《公无渡河》等；一属新题，如《鸿门会》、《吴沟行》、《平原君》、《春申君》、《盐商行》等。新题与旧题的互为交融，使得一部《铁崖古乐府》成为了时人争相仿效的高标，而“铁崖乐府派”也即因此而产生。《铁崖古乐府》中的一些专写今事、时事、新事的新题“古乐府”，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成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古乐府”。这虽然是一种“杨维桢式”的“古乐府”，实则源自于元稹对刘猛、李馀“乐府古题”之作的唱和，因为元稹在这组“唱和乐府诗”中，“古题”与新题均有，且大都以写今事、时事、新事为主。所以，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问世，既是旧题乐府在元代中、后期演变的一种标志，又是新题乐府变革于这一时期的最充分反映，而或彼或此，所表明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相互渗透与交融。
3、两类新乐府的异军突起
这里所说的“两类新乐府”，主要指的是竹枝类乐府与宫词类乐府，这两类新题乐府虽然皆源起于有唐一代，但其之繁荣昌盛、蔚为大观者，实则皆在唐代之后。据统计，竹枝词在唐代仅有7人30首，宋代为17人129首，元代则为152人483首，三者共计176人642首。元代的竹枝类乐府的创作，以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酬唱”最具代表性，当时参与酬唱的诗人，乃有“数百人”之多，杨维桢后来则将其编为一集，并直接取名为《西湖竹枝词》，凡收诗184首。而值得注意的是，杨维桢除《西湖竹枝词》9首外，另有《吴下竹枝词》7首、《海乡竹枝词》4首，凡整20首，皆编入其《铁崖古乐府》。本属新题乐府的20首竹枝词，全被编入了《铁崖古乐府》，这便是杨维桢“新古乐府”的真面目。以杨维桢为代表的“西湖竹枝酬唱”，在当时不仅盛况空前，而且直接影响着明初诗人们对竹枝类乐府的创作。明代参与竹枝词创作的诗人，现已知者有307人，竹枝词则为1858首[15]，这一数量，几乎是唐、宋、元三朝总数（642首）的两倍，明代竹枝类乐府之创作概貌，藉此可见一斑。
而清代诗人之于竹枝类乐府的创作，则较明代诗人更甚。据统计，清代已知的各类竹枝词（含柳枝词、杨柳枝等），乃有22000首，其数量之多，几为唐（30首）、宋（129首）、元（483首）、明（1858首）总数的（2500）近10倍。此则表明，有清一代的竹枝类乐府，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一座永远无可替代的文学颠峰，而唐、宋、元、明、清五朝25000首竹枝词的总数[6]，则又充分反映了竹枝类乐府在乐府诗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凡此，均是新题乐府在唐以后繁荣昌盛的标志。25000首竹枝类乐府，要而言之，主要呈现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且均属绝无仅有者。具体为：
其一、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者数量无可相比。在由“前乐府”而清末乐府的三千年历史长河中，其间究竟有多少乐府诗，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原因是迄今为此，并没有一部这样的乐府诗总集问世。若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诗5290首为基点推之，则由唐而清的25000首竹枝词，乃为历代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均无法相比者，而居新题乐府第二的宫词类乐府，其已知的数量也只有8000首左右，所以，竹枝类乐府这一已知数量，为各类乐府诗之最多者，也就自不待言。而作品数量的众多，自然也就意味参与创作的诗人之众多。
其二，题材丰富，内容广泛。这一特点又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地域广阔的全国性竹枝词。仅就竹枝词诗题所涉之地名言，其由东到西，由南到北，乃应有尽有，如沈周《太湖竹枝歌》、唐之淳《扬州竹枝词》、沐璘《滇池竹枝词》、李东阳《长沙竹枝歌》、田汝成《广州竹枝词》、曹学佺《夔府竹枝词》、钱秉镫《南海竹枝词》等。（2）数以千计的海外竹枝词。这是竹枝类乐府有别于其类别乐府诗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如上举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以及潘飞声《柏林竹枝词》、板葰《朝鲜竹枝词》、王芝《缅甸竹枝词》、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等，即皆属此类。（3）描写少数民族风情的竹枝词。如钱琦《台湾竹枝词》对台湾高山族等民俗的描写，毕沅《红苗竹枝词》对不为世人所知的红苗族风情的勾勒，李我《鄂伦春竹枝词》对鄂伦春人日常生活的写照，林则徐《回疆竹枝词》对新疆维族文化的介绍等，均为这方面之佳构。（4）以大型连章体组诗为主。这一特点以明、清两朝的竹枝词为主，如徐之瑞《西湖竹枝词》》100首、郝璧《广陵竹枝词》100首、潘乃光《海外竹枝词》100首、黄遵宪《日本杂事诗》201首等。
其三，开创了“诗注合一”的新形式。这一特点以清代的竹枝类乐府尤为明显。清代竹枝词，无论是对少数民族风情的描写，抑或于海外诸国历史文化的介绍，作者们一般都附有数十字甚或近千字的注释，以便于读者对诗中之所述所写的认识与把握，且引证富赡，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即为这方面之代表作。《日本杂事诗》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81首，下卷120首，作者于每卷中的每一首诗，均进行了极详细之注释（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者），合则可视为一部“日本文化简史”，或者“中日文化交流史”。
新题乐府中的另一“异军”， 是指源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宫词类乐府。宋代的宫词类乐府，主要以描写、记录宫中生活为能事，如宋徽宗的《宫词》300首，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宫词类乐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类型的乐府诗一样，也产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主要者，是为诗人们目之为一种新形式的“咏史”乐府，因而也就出现了《全史宫词》这样的诗题。《全史宫词》之“全史”，诚如孙樗《余墨偶谈》之所言，是“上自轩辕，下到胜国，凡有系于宫壶者，悉采辑之，洵为宫词之大备。”《全史宫词》凡二十卷，刊行于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作者史梦兰。其初编“共得宫词千五百余”，后又作补遗479首，二者合计凡整2000首，而成为了乐府诗史上唯一的一组特大型宫词之作。
在由唐而清的新乐府发展史上，自中唐王建《宫词》100首始，大型连章体宫词即先后问世，如宋代除宋徽宗《宫词》300首外，另有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张仲庠、周彦质、王仲修等人，都先后创作了《宫词》100首，并被后人编成《十家宫词》而传世[7]。明、清时期的宫词，亦以大型连章体为主，如宁献王朱权《宫词》107首、周定王朱橚《元宫词》100首、蜀成王朱让栩《拟古宫词》100首（以上明代），杨鼎昌《汉魏宫词》500余首、吴养原《东周宫词》300首、张鉴《古宫词》300首、沈钦韩《金元宫词》200首、夏仁虎《清宫词》200首、王誉昌《崇祯宫词》186首、陆长春《辽金元宫词》180首、高树《金銮锁记》137首、吴阆《十国宫词》120首、魏程博《清宫词》101首、刘芑川《开天宫词》100首、吴省兰《五代宫词》100首（以上清代）等。这些大型连章体宫词类乐府的先后推出，与竹枝类乐府遥相呼应，构成了新乐府史上最为绚丽的两道风景线。
由于竹枝类乐府与宫词类乐府皆为四句一首的“七言绝句式”，故其均可配乐传唱。对于宫词类乐府可配乐传唱者，宋白《宫词并序》之“援笔一唱”，已曾明言之；而竹枝类乐府之可配乐传唱者，本武孟《竹枝歌》其一之“阿郞贪唱竹枝歌”，王士禄《西湖竹枝词》其二十之“明月满船歌竹枝”等，亦已曾明言之。而此，即成为了这两类新题乐府在其史的王国里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4、消歇殆尽的即事类乐府
如上所言，新题乐府中的即事类乐府，即文学史家们所称道的“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即事名篇”，并因“病时”、“伤民”而可“裨补时阙”，所以，这类新题乐府在中、晚唐时期多为诗人们所雅好。入宋，这类新题乐府不仅深受诗人们所喜爱，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之作，如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头乐府》12首、周紫芝《魔军行》、杨万里《圩丁词》10解、元好问《驱猪行》等，即皆此类乐府诗中的佼佼者。而杨维桢《盐商行》、《盐车重》二诗，虽以“盐”为咏写对象，但于朝廷有关“检制”与“立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地方职守的丑恶行径等，均进行了深刻批判与揭露。如《盐车行》写一位“本是贱家子”出身的商人，因私贩官盐而成为了当地的暴发户，以至于“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面对着当时人们的这种扭曲的社会观念，在当时作为令的杨维桢，不由得深为叹惜：“如何后世深立法，史与盐商成富媪。”《盐车重》一诗，则主要是对地方官吏通过“官铊私称”等卑劣手段，对盐民们层层盘剥之丑恶行径的揭露。在这两首“盐”诗中，由于作者所批判的矛头均直指官方，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类似于杨维桢两首“盐”诗的例子，在唐以后的即事类乐府中，还有很多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即事类乐府的外在形式却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点，即其诗题几乎皆为“××歌”、“××行”结构，或者为“××叹”、“××篇”、“××曲”等结构，如苏轼《秧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叹》、陆游《征妇怨》、方回《种稗叹》、元好问《驱猪行》、马常祖《室妇叹》等，即皆属如此。然而着眼于新题乐府的类别言，苏轼《秧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叹》等，乃皆属于歌行类乐府。这一实况所表明的是，在新题乐府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病时”、“伤民”等特点的即事类乐府，已逐渐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换言之，歌行类乐府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不仅于其形式产生了渐变，即如上所言之正格与变格，而且还扩大了其题材的表现领域，增强了作品“病时”、“伤民”的思想性，并使之在即时性方面得以更进一步升华。这其实是创作歌行类乐府的诗人们，在不断艺术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份硕果。正因此，即时类乐府在明、清两朝即很少出现，或者说，凡与“病时”、“伤民”等社会性题材相关之乐府诗，几乎皆属于歌行类乐府。这便是明、清两朝即事类乐府的一种实况。
作为新题乐府的类别之一，即时类乐府因元稹、白居易所特定的“新乐府”而始[20]，且在当时因响应者众而影响巨大。但其在由唐而元的行进途中，却因歌行类乐府之使然，而呈现出了一种衰落、消歇的状态，以致最终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而此，也是元末及明、清两朝很少有即事类乐府的原因所在。而正是因此之故，才致使咏史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成为了这一时期新题乐府的三大主流。
注释：
[1]李白现所存见之乐府诗，除去伪作，共有238首，其中，旧题乐府为134首，新题乐府为104首，具体参见拙著《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五章第二节，武汉大学2017年版，第169—183页。
[2]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3]据笔者手工统计可知，《乐府诗集》共收诗约5300首，其中“新乐府辞”425首，“近代曲辞”337首，二者合计为762首，其余即旧题乐府，约4500首，其中属唐人之作者，占其半左右，此一数据虽不够准确，但可供参考，特此说明。
[4]《哀王孙》为杜甫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二归类于“新乐府辞”，梅尧臣仍以之为题创作者，表明此诗乃为一首拟乐府。而自宋人始，多有拟唐人之乐府新题者，如杨维桢《铁崖古乐府》之《李夫人》（白居易）、《丽人行》（杜甫）、《花游曲（李贺）等，即皆为其例。
[5]此处所言唐、宋、元、明四朝之竹枝词数量，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三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99—300页。
[6]《十家宫词》之“十家”，分别为宋徽宗、宋白、王建、花蕊夫人、王珪、胡伟、和凝、张公痒、王仲修、周彦质，其中，王建为唐人，和凝为五代人，余则全为宋人，胡传《宫词》一卷为集句。此书编者不详，有《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原载《中国文化论坛》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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