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561位真人的故事
我叫胡平山@胡胡,50岁,北京,已在芬兰生活了26年,现在是空姐、模特、演员,兼职在老人院做护理。
24岁,在父母安排下,我来到芬兰留学。毕业后,我选择留在芬兰找工作,没曾想,15年后,我失业了。大家都说,35岁存在职业危机,但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应聘成为一名空姐,那年我41岁了。
谁知7年后,疫情突然爆发了,我又丢掉了喜欢的工作,再一次面临职业困境。我原本可以领取失业金,但我不想在家无所事事,就来到老人院做护理。也是在这一年,我获得了芬兰健美大赛季军,也是唯一参赛的中国人。
现在,我50岁了,我又重新应聘成为一名空姐,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回顾半生,余生不长,不要给自我设限,能让生命活出价值的,只可以是我们自己。
(2020年,我参加芬兰全国健美锦标赛)
1972年,我出生在北京,家里四口人,还有个弟弟。爷爷、姥爷是政府高级干部,父亲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母亲是医院的妇产科大夫。那时候,姥爷住在独门独栋的别墅里,平时出门都有小汽车接送。可以说,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上学后,父母从没给我太多压力,我在学习上也不用功,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初中时,我的成绩就很一般,到了高中后,我更是成了班里垫底儿的。
在高中,每次考完试,学校都会组织排名公示。我的名字,每次都要从后往前找。虽是一张薄薄的纸,在我看来却格外的沉重,无情地践踏着我的自尊心。我也曾尝试努力把分数提上去,但结果总是不尽如意。
(1996年,家庭聚会的合照)
上帝在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给我开启了一扇窗。由于工作原因,母亲认识了很多外国人,我也就经常跟他们接触。在十七八的时候,我已经能和外国人用英语对答如流了,这无意当中,为我将来出国奠定了基础。
1990年,我参加了高考。当然了,结果也在我意料之中,我没能考上心仪的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华社会大学。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它是国内第一所民办高校,当时是一所专科院校。在家人建议下,我选了国际贸易专业。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学习成绩在班里只处于中等水平。就这样,我按部就班地渡过了三年大学时光。
大学期间,我对学业没有太多印象。如果非要问,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什么?那就是勤工俭学了。
(我的童年照)
那时,我虽然有足够的零花钱,不用为生活费发愁,但是为了体验一下生活,母亲还是帮我找了一家公司去打工。
这家公司是台湾人开的,在一家饭店里租的办公室。在公司,我主要责内勤工作,每月给我开800元的工资。在90年代初,800块钱对一个学生而言,相当于一笔巨款了,同学们都羡慕得不行。
当时,公司有一个香港合伙人,他的女朋友是广东人,在广州开了一家公司。因为业务往来,她经常到公司出差,一来二去,我俩就熟悉了。巧的是,我们还是本家,她也姓胡,平时我就管她叫胡姐。
1993年,在我快毕业实习的时候,胡姐问我:“想不想去我的公司上班?”。我想到胡姐平时对我十分照顾,再加上我也想去广州闯一闯,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做事向来很自信、性情)
到公司,我担任胡姐的秘书,主要负责行政工作,日子也过得轻松自在。一年后,因为公司领导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做事很性情,不想受到影响,便辞职不干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十分感激胡姐给提供的第一份工作。
回到北京后,我玩了一段时间。父母想让我出国留学长长见识,在熟悉的环境下呆久了,我也想出去转转,不想一直呆在父母的羽翼下,想借此沉淀下来。
这时,恰好母亲有个朋友是芬兰人,于是便决定让我去芬兰留学,这样还能有个照应。
回顾之前的这段时光,在家人的庇护下,我过得非常洒脱,做事全凭喜好。在我意识里,凡事都有家人兜底,不需要自己考虑或追求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真正活出了自己,但我很感恩这段日子,让我尝尽了人间温情。
(1997年,我第一次和芬兰摄影师合作拍照)
1996年4月,也就是24岁那年,我只身一人来到了芬兰,从此开启了我的另一段人生之旅。
4月份的芬兰还飘着雪,刚下了飞机,我深吸了一口气,鼻腔里满满的都是松柏的味道。刚走出机场,我就被一股巨大的失落感笼罩了,这里太冷清了。
我的目的地是小镇瓦萨,是芬兰西部的一个沿海城市。芬兰总人口大约540万人,而这里却仅仅有7万人左右。之前我看惯了首都的繁华热闹,再看看瓦萨空落落的街道,巨大的落差感立刻就涌上了心头。
当时,我住在母亲的朋友家,阿姨人很好,这让我在异乡感到了一丝难得的温暖。初来乍到,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语言不通,好在我的英语还可以,即便不会说芬兰语,也能和周围的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跟公司同事的合照)
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最让我感到受挫的,不是交流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不同。咱们中国人交流,喜欢说些客套话,但在芬兰,他们做事非常直接。
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到芬兰不久,有一次,我在厨房帮阿姨洗盘子,她说:“你不用做了。”我以为是客套话,就没理会,然后继续洗。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一句:“你不用做了。”我还是没当回事。没想到,她竟走到我跟前,有些愤怒地嚷道:“你不用做了!”
这一嗓子,可把我吓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当地人做事挺高效的,说什么就办什么,干脆利落,但在情感上却很难让人接受。
(在芬兰拍广告)
还有一次,阿姨看我带来的衣服不是很多,便打算送我一件。那是一条工装的背带裤,我试穿了一下,还挺喜欢的。出于之前的习惯,在别人送东西时,我都会客气一下,说:“你真的给我了吗?”
没想到,阿姨听到后,非常淡然地把衣服拿走了,还说:“你不要啊?那好吧,我就拿走了……”当时,我感到哭笑不得。
现在听起来,这很像是一个笑话,但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边。从那以后,我便长了“记性”,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拒绝,如果想要什么,直截了当的说就行。
在适应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在外地,远离亲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没人会在乎你,凡事都要靠自己。但只有切身体会到努力的过程,生活才是踏实的、真实的。
(我的日常写真)
1996年9月,我考上了芬兰瓦萨应用技术大学,选择的也是国际贸易专业。也许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逐渐意识到学业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不上心,每次上课我都会认真去听,平时的课题作业也会努力去做。
1998年,大学毕业后,我原本想回国找工作,但由于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已经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节奏,便决定先在芬兰找工作历练一下。
当时,我入职了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与我学的专业相关。公司里都是芬兰人,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工作前两年,我被外派到北京的分公司,负责文秘行政工作。比如派到北京的芬兰员工的日常饮食、起居、租房等事项,都是我来负责的。
(去健身房健身的照片)
别看这些都是小事,越是琐碎的事情,越能磨炼人的心性。比如,我需要了解每位同事的性格,还要清楚他们对租房是否有额外要求等等,工作要做得非常细致才行。就是在这里,我变得更加踏实了,非常享受同事们对我的认可。
在此期间,我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原本以为,我会“左手职场,右手家庭”,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至退休。可没想到的是,危机早已经向我们慢慢靠近。
2013年,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公司为了自保开始裁员,倒霉的是,我成了被裁人员之一。
在快退休的年纪,遭遇了职场洗牌,任谁都会受不了。再加上那段时间,我身体状况不佳,一直掉发、失眠。在这双重打击之下,我不得不停下来,开始好好筹备下一步计划。
(一个好的身体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中国有句老话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一副好身体,才能寻找诗和远方。为了改善亚健康的状态,我开始跑步、跳操、做瑜伽,还去健身房办了卡。
幸运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芬兰航空公司正在招空乘,而且要求会中文。这个机会,简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我把心一横,二话不说,就跑去应聘了。
应聘前,我专门恶补了一些与空乘相关的知识,面试十分顺利,然后就通过了。接下来,我要进行为期2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急救知识、危险物品处理等。
就在我为找到这份工作感到庆幸时,意外却发生了。在一次进行医疗急救演戏时,我不小心把腿给摔了,医生用钢板给我固定好,并嘱咐我说:“不要再参加后续的训练了!”听到这句话后,我的心仿佛坠入冰窖,瞬间就绝望了。
(在培训时,我出意外的照片)
可有时候,成功就是你比别人多做了那么一点点。这时,老公鼓励我说:“你不能放弃,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老公带着我又去别的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说,我可以不用拄拐,能够正常走路。
于是,我立刻找到培训老师,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最后,他被我的这股韧劲打动了,同意让我归队,继续参加培训。
经过努力,我通过了所有考试,顺利地成为了当时公司里的一名中国空乘。我曾看到有个热门话题——“35岁失业”,我非常不解:为什么招聘还要设置一个35岁的门槛呢?超过35岁就没有机会了吗?可谁又能想到,我是在41岁时开启了新的职场生涯。
(我做空乘时的照片)
我飞的航线,大多是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飞往世界各地的国际航线。我们是排班制,飞行六天,休息三四天。在飞行的六天中,偶尔也有替补,如有空乘需求,公司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登上飞机。
虽然跟机到处飞,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我还是很喜欢空乘这份工作。因为不仅能见识到不同的人和事,还能体验到不同国度的文化风俗。
比如,就拿按呼叫铃来说,在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旅途中,瑞典人恨不得一直按玲,叫服务员就像召唤仆人似的。但咱们中国人上了飞机就很少按铃。这也许和瑞典的传统有关系,它是国王制,所以他们性格很高傲,不像咱们中国人这么随和。
(跟同事们在一起工作)
就这样,在一次次为乘客服务中,我体验到了真实的生活,性格中也多了几份耐心。尤其是面对苛刻的乘客,我从不回避,真诚地与他们沟通。我一直都觉得,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充实,很享受工作的过程。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2020年,疫情突然爆发了。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我所在的国际航班也停飞了。就这样,在做了7年空乘之后,我再次面临职业困境。
其实在芬兰,失业者每月都可以领取上千欧元的失业金,如果家里有小孩,还能领更多,足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是,我不想过这种“提前退休”的生活。我想找点事干,让生活充实起来。
(开始健身后,自己乐观自信)
国内的一些朋友,在得知我这个想法后,纷纷劝我:“你都48了,也该退休了,老老实实地待两年不好吗?我们还巴不得像你一样呢!”
思考再三,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而且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停下来,最终我还是报考了护理专业。实习时,我被分配到了一家老人院做专业护理。
在当地,老年人如果身患重病,无法自理,又没有子女的情况下,政府会安排让他们入住“临终关怀中心”。这里90%以上的患者都是老年痴呆或是全身瘫痪,他们选择来这里终老。
护理这些老人肯定是有困难的。记得有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脾气特别差,每次靠近他都要骂人。无论是换尿片,还是洗屁股,他都嫌麻烦特别抗拒。有一次他拉在了裤子里,我带他去清洗,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双手乱抓,结果弄得到处都是。
(在临终关怀中心,我和一位老人的合照)
还有些老人脾气特别倔,让他洗澡,他不洗;让他吃药,他也不吃。面对这样的老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能强迫他们去做,只能耐心地去沟通。因为在芬兰,逼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是犯法的。
即便困难很多,但我依然很喜欢这份工作,能够帮助到别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时间久了,我也深刻地领悟到那句话的含义:健康好比数字1,事业、家庭、地位、钱财都是0。有了1,后面的0越多就越富有;反之,没有1则一切皆无。
因此,在平日里我一直都在坚持健身,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去做想做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健身不仅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还给我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我的参赛照片)
2019年冬天,芬兰发布了举办健美锦标赛的通知,当时我已经健身7年了,就跃跃欲试,最后在家人鼓励下,就报了名。之后,我开始了更为严格的锻炼。
备赛期间,我每天坚持少吃多餐,一天五顿健身餐,同时还要低碳水、少油盐,严格控制每一餐的份量。我每天都去健身房,按照教练的指导进行锻炼。
2020年秋天,比赛如约而至。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拿到了健美模特组的季军,也是当时参赛的唯一一名中国人。
(我获得了比赛季军)
这场比赛带来的蝴蝶效应,很快便显现出来。两个月后,一家模特公司约我拍摄一组写真。没过多久,又有制片人联系我,约我出演广告和影视剧。
就这样,我现在身兼多职,不仅在老人院做护理,业余还兼职广告模特、演员。新的人生体验,让我的后半生更加丰富多彩。
今年年初,疫情有所缓解,我终于可以回到喜欢的空乘岗位了。这次,我又面试了新的航空公司,收获了两家公司的offer。最后,我选择入职了欧洲之翼航空公司。这一年,我50岁。
(我入职了欧洲之翼航空公司)
我看到网上针对女人的年龄有很多负面言论。无论是所谓的“中年危机”,还是“35岁分水岭”。这在我看来,不过是给自我设限的一个理由。
现在,我在芬兰已经生活了26年,这完全超出我当初的预期,可人生就是这样,从不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其中会出现很多的意外。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外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想家,想念国内的亲朋好友。
但最应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他们为了让我有个好的前程,倾尽所有供我读书、留学,可我却没有陪在他们身边尽孝。之前每年我都会回家,但因为疫情,已经很久没能回国了。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尽早将父母接来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
(余生不长,不要辜负自己)
回顾我的前半生,最精彩的阅历恰恰是在35岁之后才开始的。
余生不长,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只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价值的,只可以是我们自己!
【口述:胡平山】
【编辑: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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