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7名中国人站在尼罗河畔,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满脸笑容——他们在尽情的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他们从当年3月抵达埃及开始,就一直奔波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埃及总统府、埃及空军驻地这三个地方,期间从未停歇。
这一行7人之所以这么拼命,全然是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艰苦卓绝的使命:当年2月,埃及想要通过无偿援助的方式获得我国的歼六战机;而这7人则是努力地游说埃及各方,劝说他们最终以1.67亿美元购进了我国50架歼六战机。
那么,我国为何突然将无偿援助政策修改了呢?这7人代表团究竟是如何说服埃及政府的呢?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局势内忧外患:内有自然灾害不断侵袭劳苦大众,外有美帝封锁我国。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我国开始了自己的国防建设。
在在第一次国防工业建设大会上,毛主席严正地提出:“我们绝不当军火商!”
“不当军火商”的思想提纲挈领,一直主导着我国的军事发展方向——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与他国的军事合作都是以“无偿援助”的形式进行的。
这就意味着从技术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国提供“一条龙”服务,所有的科研经费、工业生产费用均由我国政府承担,而其他国家则是坐收我国援外政策的“渔翁之利”。
这样的政策是与我国当时面临的紧张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的,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以对外援助换取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
在20多年的对外援助期间,我国科研工作者努力钻研苏联军事专家所留存的武器图纸,设计、改进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战机,并将这些战机无偿提供给埃及、朝鲜、越南等国家,总数超过1000余架。
中国的对外无偿援助政策被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誉为“真正的共产国际主义精神”。而这些国家投桃报李,在诸多国际会议上发声支持中国,铸就了我国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彼此实现了真正的共赢。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我国政策方针的改变。邓小平同志在上台之后,视察沈阳航空厂的时候曾忧心地说道:
“军工行业想要真正的发展,只靠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集百家之所长。但是要怎么集呢?那就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这些技术又要大量的外汇。我们只是搞对外无偿军事援助,外汇流失很严重呀!”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邓小平同志多次到访航空工业部门,听取各级的汇报。他最后得出结论:
“要先进技术,也要先进人才,这些都需要外汇支撑。不当军火商是不行了。”
因此在1979年,我国取消无偿的对外军事援助,改为“收费”等方式。
自此,我国正式进入了靠航空工业赚取出口外汇的时期。然而万事开头难,我国很快就碰上了第一件大单,也碰上了第一道“难题”。
我国正式改变无偿对外军事援助政策的时候,恰逢中东战争刚刚收尾——埃及获得了一场惨胜,人员伤亡严重,军事装备损失不小,尤其是空军急需补充新式装备。
与此同时,伴随着埃及在中东站稳了脚跟,苏联人大为火光,认为埃及人打破了自己“收复中东”的计划,迅速撤走所有的科研专家,停止向埃及的一切援助。
(埃及击溃英法联军,获得中东战争的胜利)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和埃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无偿对外军事援助对象也一直包括着埃及。
因此,埃及人在1979年1月正式向中国提出了获取无偿军事援助的请求。很显然,埃及人并未将中国政策的更改放在心上。
翌月,埃及政府派遣图哈密副总理飞赴北京,洽谈合作事宜。
面对着喜笑颜开的埃及代表,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表示:
“卖飞机,可以;送飞机,现在没有这个说法。”
从一方面来说,邓小平同志为我国航空工业赚取外汇开创了商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之前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对出口业务十分的陌生。简而言之,我国的相关机构并不知道该怎么起草对外出口合同。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哪个部门赚到了外汇,那么外汇就归哪个部门使用”——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中国与埃及的飞机合作事宜一度陷入僵局。
而更为不可避免的是,图哈密副总理对于我国突然收费的决定感到不满,因此我国政府与图哈密副总理第一次合作谈判无疾而终。
但是我国并不想放弃埃及这个客户,为了能够重新让埃及重新考虑我国提出的方案,我国航空工业公司在图哈密副总理返回埃及的当月组建了一个7人代表团,前往埃及洽谈飞机出口事宜。
在临行之前,邓小平同志特意叮嘱道:
“现在我们急需外汇,哪怕是一美元,也是可以皆大欢喜的。”
带着邓公的谆谆叮嘱,7人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奔赴埃及开罗。但是,时任埃及民航主席并不在国内,因此相关洽谈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阻力。
但为了不辱使命,7人代表团不断地游说埃及各方,痛陈利弊,以求拨云见日。
三、中埃坦诚相对:难题接踵而至
中方代表团不断地向埃及空军表明态度,宣扬我国相关军事装备的优势。
但是埃及空军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们表示自己“急需无偿援助”,称“已经在中东战争中损失惨重,最好由下次改为有偿援助”。
(埃及总统府)
话已至此,埃及人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这次不是无偿援助,那么下次也就免谈了。
面对着埃及人暗暗威胁的意味,我国代表团知难而进,层层剖析,一点点地向埃及空军阐述我国为何要采取有偿援助。
我国代表团最先说道:
“从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情况来看,埃及是中国的3倍之多。因此我国想要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并非是不可取的。同时,拥有奋战的埃及人民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中国也并未要求埃及政府使得我国的船只免费通过这一运河——因为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异想天开的。”
(埃及人中东战争胜利,夺取苏伊士运河)
中国代表团的坦诚使得埃及空军的相关官员点头称是,越发的尊重中国代表团,渐渐地不再提起无偿援助这件事。
然而中国代表团面临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埃及空军并不看好中国的歼六飞机,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落后于西方先进战机的残次品”。
埃及空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曾在西方留学,谙熟西方先进战机的相关参数。
埃及空军总参谋长更是不屑的表示:
“埃及空军之所以继续着这一谈判,并非是我们将要在实战中应用中国的歼六战机。恰恰相反的是,我们需要的是靠歼六战机保持空军的训练状态。”
换言之,埃及空军只是将我国的歼六战机当做了空军的训练机。
一时间,谈判工作再度陷入了僵局。辗转了一个月之后,埃及空军宣布暂停谈判,相关事宜日后再议。
我国代表团见状,瞬间明白了埃及人想要中止谈判合作的意图。在这危难的时刻,我国驻埃及大使将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时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是一位“亲中派”,曾在苏联留学,又曾在中国学习,对于东西方的飞机技术都颇为熟悉。
在我国驻埃及大使请求会见了自己之后,穆巴拉克表现出了迫切的关心之意,紧急召见了我国的7人代表团,详细地询问着有关歼六战机各方面的情况。
整个询问过程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在静静地思考了片刻之后,穆巴拉克试探性的询问了我国歼六战机的供应情况。
(穆巴拉克)
我国代表闻之大喜,虽然询问了供应情况,那就是有意购买歼六战机。
但是我国代表不动声色,谨慎地回答道:
“歼六战机相当于苏联的米格-19战机,中国有充足的现货,今年就可以交付。”
穆巴拉克听后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随即表示:
“有关歼六战机的相关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会着手让空军再度与你们进行谈判。”
而在当日的晚宴上,穆巴拉克副总统更是动情地说道:
“中国和埃及就像密不可分的亲兄弟一般,彼此的友谊源远流长。遥想当年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之时,正是中国的大批商船以领航员之姿向世人宣布着对我国的支持。这次你们来,我很欢迎!”
翌日,埃及空军司令便是主动向我国的代表团发起邀请,重新开展合作谈判。
这一次,相关工作甚为顺利,我国代表团与埃及政府在1979年5月正式签订了合作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1.67亿美元,我国将向埃及交付50架歼六战机。
谈判正式结束之后,一直窝在使馆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们才有心情去领略尼罗河的壮阔,去感受埃及金字塔的神秘。那段岁月究竟多么的压抑与紧张,也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晓了。
代表团载誉归国之后,邓小平同志甚是高兴,委派航空工业部门将埃及的合同当作“大事”来抓,并亲自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部门、各机构通力合作。
而埃及方面也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在合同签订当年的7月份,埃及就主动支付了2700余万元的定金——这是一笔全是美元的定金,对于刚刚改革开放、急需外汇的新中国而言效益巨大。
(中国航空业飞速发展)
由于中国良好的合作信誉,埃及人在一年之后又签订了60架歼六战机的订单,总金额预估达到2.47亿美元。
伴随着与埃及合作的顺利展开,我国从此开启了航空工业赚取外汇的崭新局面。
刘纪原.《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王明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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