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吴瑞林同志初次相识是在1940年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各基干营合编成立第一团的时候。当时，他从中共泰山特委军事部长的岗位上调来一团担任团长。我则是从原基干三营政治教导员调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当我第一次到一团团部同他相见的时候，我本来有些矜持和拘谨，不料他一听介绍，马上边笑边说:“哈!你就是那个刘春啊!我在来泰山区以前就听说你是四团三营教导员，和李胡子李国麟在一起。哪知道李国麟叛变了，打了我的埋伏，把我扣押了十几天，才突围出来。
李国麟在提到你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地骂你呢.”我真没有想到这位初次见面的老红军团长，一见如故，如此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完全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尤其没有想到，他在来泰山区的途中竟有这样一段同李国麟打交道的经历。我禁不住间了一句:“你怎么跑出来的?”他说:“我向看押我们的人做工作，结果有7个人不顾危险，和我们一起爬围墙跑了过来。这些人对八路军有感情，说明你们过去的工作没有白做。”当时因为还有其他人在场(忘记了是在谈什么问题)，我们两人没有就此话题继续展开。
在以后的长时间里也没有机会再提起这段往事。一直到1994年11月刘军同志给我送来吴瑞林同志写的《鹰战齐鲁》，我情不自禁地翻到他到泰山区工作的一章，里面写了他那次被李国麟伏击扣押的前后经过.我到这时才知道，那是一场本来应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事件，也就是说，那是一次由于领导机关某些同志的工作失误造成的重大事故。我想在这里把李国麟部队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要介绍，作为吴瑞林同志回忆这一事件的补充。
李国麟部队原是四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它的前身原来是胶济路周村(车站)一带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主要发起人是从济南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景宣亭，一些当地的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进来。这支游击队的战士主要是当地农民与部分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也有少数兵痞、流氓分子。开始号称第四旅，后改称武装宣传队，在接受清河区我党发动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返后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指挥后改称第二十五中队。
1938年5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度改称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第一师)支队长(师长)洪涛同志因病逝世，苏鲁豫皖省委(山东省委改称)决定调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员廖容标同志继任四支队司令员，并带一个团南下充实第四支队。该团第一、二营是由黑铁山起义的游击队主力组成，二十五中队扩大改组为第三营。该团到达沂蒙山区后改称四支队四团，廖容标兼任团长，为稳定部队，原五军政委姚仲明暂不离开，任该团政委。
三营营长李国麟，人称李胡子.语义双关:一因他蓄留很长的络腮胡子，二因他原是“关东胡子”(在东北当土匪)，曾参加抗日义勇军。在游击队编营时因他懂些军事，就让他当营长。无党派人士李宗山是小学教员，在“五四”运动时曾写过血书，当了副营长，景宣亭任一连指导员。国民党员吴子贤任营部秘书，实际上是李国麟的狗头军师。四团到达省委附近后，我被派去任三营政治教导员，各连都派了副指导员。
三营在李国麟的领导下，旧军队作风很浓，对秘书和政工干部称“师爷”，李则称之为“教导”、“指导”。营部有一个骑兵警卫班，每人配备三大件(驳壳枪、马步枪和大刀)，李国麟还有一个贴身护兵队(不编入队列，晚上睡在李的床下)。营部还设有一个教武术的陈教官，身背一把宝剑，剑柄上拴有一个药葫芦，一派妖道作风。营内宗族、姻亲、帮派关系较多，乡土观念严重，群众纪律很差.驻地人民说这个队伍不像八路军。
我们几个政治工作干部于7月份到任后，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加强政治教育，发展党的组织。约一个多月后，部队纪律有所改进，内部逐渐分化，李宗山和陈教官借故回乡，坏分子趁机进行挑拨。李国麟感到情况的发展对他不利.于是阴谋制造事端。一天，他在同我一桌吃饭时对我说:“现在二连的弟兄们对陈指导(陈鹤洲，后来去延安参加青年工作会议，解放后在山西一个工厂工作)的讲话有议论，都说陈指导说咱这队伍不像八路军，要把队伍拉到岸堤(省委、支队部驻地)去。”他流着泪说:“这事要给廖司令报告解决一下才好。”
我劝他不要听信传言，他坚持说确有其事。我要他一起去见廖司令他又不去。我把他的话向上反映后，姚仲明政委来到三营，李提出要二连集合，由姚当面查询有无此事。姚只得同意这样做，由于李事先布置，结果众口一词地说陈讲了那些话，使领导十分被动。
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气愤，第二天下午，在全营集中上政治课时(原计划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大讲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有人存心捣乱，破坏团结。这时李也乘马来到现场，其亲信值日排长立即喊口令全体起立，向李报告到课人数和课目，随即诬我讲有人破坏团结，进行煽动。李则以袖抹眼泪，有意火上加油。忽然全场把枪摔到地上，威胁地呼喊“不干啦!”要求回家。我面对这种场面束手无策，遂极力克制，要李同我一起去支队部报告请示，他不去也不同意我离开。我建议派景宣亭去.获得他的同意。但等到天色昏黑，不见回音。李借口听候指示和防止部队出问题，提出把全营集中到田家北村大庙和铁佛寺两地，营部从铁佛寺移驻田家北村大庙。我只得同意，并趁各连整队离开现场时示意几个副指导员注意掌握部队和群众纪律。
在营部移防后，我借口回支队部特务连(我原任特务连指导员，来三营后仍与该连保持密切联系)办点事，赶到省委住处.见省委书记郭洪涛、支队首长和姚仲明政委正在同景宣亭研究对策.他们在听我简单汇报后，决定要姚政委和我及景立即到田家北村同李国麟谈判，暂将政治工作干部撤出该营，先稳住部队再考虑以后的问题.姚向李说明这一决定后，他基本同意，但要求景宣亭留下，并假意对我挽留，我当即坚决表示谢绝。姚同意把景留下.带我和二、三连副指导员冒着倾盆大雨回到岸堤(一连副指导员赵光次晨才回来)。
过了不久，忽听到有人叫喊开门。进来一看，原来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二连连长辛云瑞同志。他一身污泥，十分激愤地告诉我:在昨晚整队移防时，他就被捆绑起来，禁闭在一座小炮楼上，他向看押战士作工作，把他的绑绳放松.他趁看押人员打磕睡，把头探出碉堡口，然后翻出炮楼拼命逃回(他擅长武术，1939年在莱芜宜山战斗中牺牲)。我当即带他到支队部报告这一新情况，可惜并未引起领导高度重视，次日还派原五军的一位女科长去该营作解释安抚工作，并未采取任何防备措施。
又过了一天，支队政治部接到地方自卫团的报告，说李国麟已于黄昏时率部北去，并说该部走时很慌张，是跑步出村的。廖司令断定该部是叛逃，当即率一团追击(我也随往)。因已逃走多时，追了一程即返回。过了两天，景宣亭被放回来，景说李率部逃至莱芜邢家庄，叫景回来报告:李称他本来是要跟廖司令打鬼子的，今后也还是要打鬼子，跟谁干都一样。他把叛逃的责任推到陈鹤洲等人身上，并大骂刘春，说要捉住他要活剥他的皮I实际上这时他已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取得联系。不久被秦任命为二十五梯队司令，在莱芜、章丘一带我根据地附近，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此后，景宣亭仍回四团任团部指导员(解放后任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我则受命任教导队(从延安来山东待分配的干部队)指导员，和杨国夫(队长)一起把这批干部送往三支队(当时三支队支队部驻胶济路内淄博地区太河镇)。我被留在三支队，先后任淄()1l)、益(都)独立营教导员和八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12月，山东纵队成立，八团与四支队四团合编，改称山东纵队四支队四团，我先后任政治处副主任、主任。不久实行第一期整军.四支队各团缩为营，四团改编为第三营。
吴瑞林同志是1938年5月随郭洪涛从延安到山东的，根据他的意愿被分配到鲁东南开辟新区工作，很快打开局面，部队扩编，被任命为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1938年2月，山东分局决定成立泰山特委，调他前往泰山特委担任军事部长，开展整顿泰山地区新发展的地方武装，开辟建设根据地。吴到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接受新任务后，纵队司令部一位负责人向他介绍从分局、纵队驻地(沂水王庄)前往泰山特委沿途情况并规定行进路线，说一路都是我军防区，只要到莱芜颜庄找到四支队四团三营，就可以问到泰山特委驻地。
吴瑞林同志一行9人按照指定路线经新泰独立营联系到达颜庄后，不料竟陷人李国麟叛军的埋伏重围，被扣押为人质.吴瑞林同志在毫无思想准备、敌我力量悬殊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沉着机智，从容应付，一面大义凛然，提出严正抗议.坚持说理斗争;一面冷静观察，及时发现矛盾、利用矛盾，对看押人员进行耐心的争取瓦解工作。从而不仅避免了自己的损失，而且促使叛军7名官兵决心同吴瑞林同志一道突围归队。这充分显示了吴瑞林同志久经考验的坚定立场，非凡的宣传组织才能和不失时机当机立断的革命胆略。
从造成吴等一行被叛军扣押的原因来说，自李国麟叛变到吴瑞林同志前往泰山区.中间已隔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纵队司令部的这位负责同志对我军一个营叛逃这样的大事竟然毫无所知，对几个月前还同省委机关一起活动的四支队的一个团的组织变动，竟然若无其事，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失误。如果说，正是这一失误造成了这一起应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重大事故，那么吴瑞林同志则是把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转化为奇迹般的胜利突围。我认为这一次的胜利，其意义绝不亚于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吴瑞林同志等人的胜利突围，对李国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这个叛匪执迷不悟，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日益削弱，于1941年流窜到章丘南部投靠了秦启荣的十八梯队高松坡部，随后又一同投降日寇，编入伪军吴化部的暂编一旅，最后于1944年被我军歼灭。恶贯满盈、身为伪军副团长的李国麟被我俘虏后执行枪决，得到了他应有的可耻下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