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还能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尤其是他的议论文，议论纵横而气势磅礴，任谁看了都说好。
偏偏有这么一位特立独行者，他非但不觉得毛主席文章写得好，还公然嘲讽其文章为“半通不通的老狐禅”。毛主席对此作何反应？他非但不急不恼，反而亲自为他书写碑文，照顾其遗孀二十年。在毛主席这一系列异于常人的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有些读者朋友们看到这样一个副标题，恐怕要嗤之以鼻了。必然会在心中腹诽：有些人当真大言不惭，张口“神偷”闭口“奇才”，吸引眼球罢了。
那么倘若章士钊、郭沫若和毛主席三位文学造诣颇深的“大佬”都对他推崇备至，列位看官还会觉得笔者大惊小怪吗？
这位“苗乡奇才”，就是被毛主席赞为：“教天下”的袁吉六先生 。
袁吉六，榜名仲谦，1871年四月初十出生于保靖县葫芦寨。袁少时虽家贫，但其人开朗达观，天资聪颖而勤奋好学。
从小生在苗家，长在苗家的袁吉六受亲人影响，养成了淳朴的是非观和道德观。
袁吉六，七岁启蒙。因其家境窘迫而险些辍学，幸得同村大户资助在1897年考中举人，成了山沟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然而与诸位削尖了头想做官的同僚相比，袁吉六的人生追求并非升官发财，而是获取更多知识，教于天下。
他天生痛恨官场的虚与委蛇，更对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造福万民而是为了欺压百姓的不良风气嗤之以鼻。故而他早早发誓，一辈子不走仕途。
底层人民出身的袁吉六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弯脊梁，他一生行事，颇有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遗风。
彼时，军阀唐生智花五百大洋的重金请袁吉六为其母亲写墓志铭，他视金钱如粪土，拒之不写；
谭延闿任湖南省省长兼总督时，曾以八十大洋每个月的超高薪请他出山接任机要秘书之职，他弃之如敝履。
后来他在自己写的《桃源舟次》中托物言志，以“途穷归棹早，翻幸我无成”这样的词句，表明了自己无心官场，淡泊名利的心态。
一位是致力于教书育才的古怪举人，一位是矢志报国的热血青年。这两个从年龄到身份完全迥异的奇才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思想火花？
毛主席曾在自传中说：“予之得窥古文涯埃者，袁胡之教为多。”“毛氏曾学于第一师范，甚得公宠”。
短短两句话，即体现出师徒二人的深情厚谊。不过让人有些纳闷的是，为何言及袁先生时，称之为“袁胡”？
原来是因为，袁吉六在长沙教书时年事已高，又留着一把胡子，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管他叫袁大胡子。生性淡泊的袁先生也不追究，对这个“爱称”一笑置之，由得他们去了。
1913年，毛主席留下一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豪言，立志出乡关，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编在第八班，他们的国文老师，正是袁吉六。
同那些一本正经的老学究不同，对学生既严且爱的袁吉六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将国文知识同社会实际两相结合。
他博古通今且思维活跃，不似有些行将就木的死板老学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讲课，不是填鸭式的一蹴而就，而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们自主学习和探究，和许多上课氛围死气沉沉的老师不同，袁吉六先生的课堂总能听到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
“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 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 ”
抗日战争时期，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主席如是说。毛主席所提到的，是袁吉六劝导他“改梁为韩”的故事。
青年时期，毛主席对梁启超的文章十分赞赏，将其视作学习的模范。
当毛主席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第四师范时（后来并入一师），校长陈霖润对他的文笔颇为欣赏，慨叹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里又有几个做得出来？”
袁吉六是个爱才的，他对毛主席十分欣赏，却对他的模仿梁启超的写作风格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半懂不懂的“新闻体”。
于是他强令毛主席钻研古文，研究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毛主席在老师的要求下，买了一本《韩愈文集》研读，后因错漏极多，毛主席不得不向老师借书。
梁启超
袁吉六在这方面大方的很，当即把一本自己批注好的韩愈文集赠与毛主席。
这本文集，为毛主席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日夜诵读，宿舍熄灯了就到走廊挑灯夜读。
平日的学习生活中，袁吉六先生对他的这个徒弟关爱有加，处处照顾。一般像袁先生这样的爱书之人，是从不把珍藏外借的，可毛主席却是例外。
1949年，袁吉六的儿子袁诚在整理父亲故居的遗物时，还翻出来一本毛主席当年借书打下的借条。
后来，毛主席回忆道：“读韩愈的文集时，我除开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伤感诗，剩下的都是一篇一篇的研究。”
古文的阅读，确实给毛主席文笔的精进带来了极大的裨益。如今我们回过头去拜读毛主席的滔滔雄文，的确能够感觉到毛主席的议论文很有韩愈雄奇奔放的特点。
其实相比于传统的师徒，毛主席和袁老更偏向于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一次袁吉六在办公室大发雷霆，骂人骂个没完。
其他人都噤若寒蝉，只有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就出来劝解：“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的！”
袁吉六一听，不仅没有摆师父的架子，反而十分听劝，当即住口不骂。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位书法家，他爱好写作，说书法能舒缓身心，陶冶情操。
毛主席给我们留下各种形式的墨宝难以计数，但由他题写的碑文，世上却再没有第二块。
这块唯一的碑文，不是写给什么达官显贵重要外宾，而是献给自己最尊敬的老师，袁吉六。
1932年4月，袁老先生卒于湖南新化老家，自己开辟的“山斋”中。当时的毛主席正在轰轰烈烈干革命，正处于国民党白匪围追堵截中的他始终无法脱身。
授业恩师驾鹤西去却未能亲身相送，这件事，成了尊师重道的毛主席心里的一个结。
直到1950年，一直忙于工作的毛主席才专门抽出时间去到白莲村——袁先生如今安眠的地方，前去祭奠。
1952年，日理万机的毛主席恭恭敬敬地写下“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书”以缅怀师长。
墓碑上的每个字都饱含着师徒二人日常相处时喜怒哀乐的点点滴滴，蕴含着毛主席对袁先生无尽的哀思。
如今，这块墓碑镌刻在已经落成的袁吉六纪念亭内，供游人瞻仰悼念。除了为授业恩师写下碑文外，毛主席还在解放后照抚袁先生的家人。
刚解放时，全国上下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得比较艰难。老伴去世后，膝下多子多孙的袁先生遗孀戴常贞女士常常感觉生活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拜托丈夫生前的老友王季范给毛主席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王季范在信中赋诗一首，道尽了遗孀的心酸——
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收到了这封信，他马上了解情况，随后提笔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件给时任湖南省省长王其道。他在信中恳求：
“袁仲谦先生已亡故，其妻年逾七十，终日食不果腹，请省政府酌情帮助，予以接济。”
收到信的湖南省政府立即落实下去，解决了一批遗孤的抚救问题。毛主席对师父的遗孀也格外关照，三五不时寄钱给她。
这一照顾，就是二十年的时间，直到戴老人因病去世。作为学生，他尽到了自己能做的所有，也算报答了袁老年轻时的教育之恩。
毛主席对老师的追思，是绵长的，而非一时兴起，直到1965年，他还时不时想起自己这位授业恩师。
1965年，他邀请郭沫若、章士钊等好友来中南海家中做客，天南海北闲聊之际谈起了一师的国文教师袁吉六。章老慨叹到：“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紧接着称赞：“斯人教天下之英才”。
然后毛主席出来总结，他自谦到：“英才是对我过誉了！但教天下三字，却是符合袁老一生的贡献。”
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他的生平经历，千古功绩讨论者甚众，可作为给毛主席传道授业解惑、塑造三观的袁老，却有些无人问津。要知道任何一个天才，都必须由一个不一定是天才的老师来培育。袁六吉一生致力于教育发展，桃李满天下，也很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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