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内容:
永远的中间派:托洛茨基(一)—— 序幕:沙皇之死
永远的中间派:托洛茨基(二)—— 我本想安静的做个数学家
永远的中间派:托洛茨基(三)—— 转变
1902年10月的一个拂晓,在伦敦英王十字碑附近的霍福特广场10号的住宅门口,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本不是一般客人来访的时间,但他还是敲击着房门。他控制着敲击的力度和节奏,既能示意主人开门,又不至于引起邻居的注意。女主人很快就打开了房门,短暂的辨认之后,回头兴奋的对着屋里的男主人叫起来:“笔尖到了!”“笔尖”是俄国国内的《火星报》同志们给他取的绰号,用以表现他的才华和热情。也是因为国内同志的回报,才引起了此间房屋男主人的重视,让他尽快到这里见面。开门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屋里的男主人正是她的丈夫列宁。屋外的来客则是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托洛茨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列宁,当然列宁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们见面后迅速进入聊天的主题,主要是托洛茨基向列宁汇报了西伯利亚流放犯中的政治倾向,以及他在逃亡过程中接触到的各地团体的情绪和态度。他谈及到的很多问题,并且表露出对党的集中制思想的支持,这些都受到了列宁的认可,列宁评价这次的对话是“清晰且深刻的”。列宁开始考虑应该将他留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2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到达这里之后,很快就在此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火星报》编辑部由6人组成,分别是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在这几人中,初来乍到的托洛茨基更愿意接近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查苏利奇当年曾向当地将军开枪,成为了整个民粹派甚至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又因为在陪审团面前的慷慨陈词后竟被宣判无罪,成为了传奇。她曾是富有激情民粹派成员,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之一。她曾与马克思保持通信,在信中希望马克思能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作出解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此问题都非常重视,分别给与了正式的回信,但在信中他们并没有因为面对俄国这个特殊的国家和它面临的特殊问题,而改变自己已有的结论。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个理论“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同时也肯定了“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东方国家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做出判断。查苏利奇显然在两位导师这里没有得到想要的肯定答案,她似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更加激进,她无疑是最早宣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俄国的人之一。这种似乎仅仅是凭借直觉的判断,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论据的缺乏性而言,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底色似乎是第一批革命者共同的特质,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浪漫主义支撑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同样也成就了他们史诗般壮丽的革命传奇。同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还有马尔托夫。这位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一个比较富裕的犹太家庭的革命者,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是犹太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他放弃了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党的想法,和列宁一起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解放斗争协会。在此期间,他与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流亡期间携手创办了《火星报》。但即便是在彼此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他和列宁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的分歧在于对革命力量的认识上,这也最终导致了彼此的分道扬镳。更具体的描述见红色教父(三)。马尔托夫此时是《火星报》的骨干撰稿人,而列宁只是鼓动者和组织者。马尔托夫对待社会不公时,总是本能的从道德出发,极尽挖苦之能事,并以充斥着敏锐分析的文字的文章加以抨击。而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列宁则是截然不同的人。他完全没有丝毫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更多的是理性和冷静。这对于在当时革命更多的还必须依靠思想和幻想时,实属罕见。这也许要归结为列宁与其他两个人成长的经历不同有关,列宁的哥哥就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他为了脱离现实的行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对幼年的列宁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影响了他之后一生对待敌人的方式。准确和高效是列宁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是他训练革命党人的方式。他很少加入那些漫无止境的争论,他更欣赏那些准备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为了达成共识,而绝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这些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无疑是刻板枯燥的,托洛茨基还需要几年才能发现这位平凡人物的伟大。与这几位年轻人共同为《火星报》工作的还有一些前辈人物,普列汉诺夫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他是俄国早期革命的传奇人物,曾经与恩格斯交往密切,并将很多马恩的著作翻译成俄文,这些著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他成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此时颇具声望的普列汉诺夫仿佛更愿意陶醉在自己已有的辉煌之中,把自己变的冷漠无情且目中无人。他对于新加入的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甚至更多的是强烈的反感。可以预见到,由于托洛茨基的到来,势必要打破《火星报》原本三对三的格局。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前辈派”和以列宁及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青年派”原本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双方往往是通过投票来解决,但最终总是走到平局的局面,僵局产生了,问题也就暂时被搁置,悬而不决。这种状态的好处是保证了小集体的利益暂时不受损失,但坏处往往是牺牲了整个事业的前进动力。看似一团和气之下,是集体利益的葬送。显然这不是列宁的性格,他被哥哥的死推上了革命道路,经过被捕流放逃脱后,绝不仅仅是想要这样的风平浪静。1903年,列宁极力推荐托洛茨基进入编辑部,成为第七个“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尽管凭借列宁的口才和托洛茨基的才华,争取到了绝大多数的赞同,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普列汉诺夫。他反对的意见竟然是:“确实,托洛茨基的文风华丽,可是太华丽了。”看得出来,这位老同志差点就要说:“你怎么戴眼镜!”这次的提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最终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会议,并没有表决权。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托洛茨基的否定,更多的是出于对列宁的反抗。只要是列宁推荐的,他都会反对。这种心理并不难于理解,前辈派和少壮派都希望掌握《火星报》的方向,掌握了编辑部的方向也就是掌握了俄国革命的方向。前辈派沉醉于自己既往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就曾极尽傲慢的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训斥列宁;少壮派对朦胧中的革命的想法更加激进务实,列宁也曾多次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及工作方法,并没有丝毫隐瞒。他们两个都是极度自信的人,这种人在一起是不会有妥协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某种对抗。出于这种对抗之中的托洛茨基,本应该向列宁靠拢,但似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虽然他热烈拥护列宁的多数主张,但在托洛茨基的心里对老一辈的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同时他觉得列宁对于老一辈同志表现的过于急躁而显得粗暴,他甚至一度认为列宁推举他的动机是自私的。因此,即使托洛茨基出于内部争吵的旋涡之中,依旧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热情,因为这种热情不是来自于某个人或者某种职位或者某种身份,而是来自于托洛茨基始终坚信《火星报》能够成为俄国新生政党伟大事业的核心。这种信心在他写的文章中跃然纸上。他在到达伦敦后的9个月时间里,虽然身处漩涡,他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力所能及的工作之上,他深刻的知道既然自己已经身处革命运动的精英分子之中,那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这才是他继续斗争下去的最有力的武器,而绝不是依靠谁的欣赏。这些努力让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确立了自己的声誉。并且他还结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那时她还是一个大学生。当最终托洛茨基与第一个妻子分手时,他只是简短的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自己是个流亡者,不能为妻子和两个女儿尽义务”。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参加了大会。代表们在简陋的仓库里兴奋的聆听者普列汉诺夫的开幕词,他们每个人都相信他们所参加的大会将会是俄国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与沙皇进行了大约八十年的斗争,正在朝着最后的决战前进。托洛茨基在大会期间对经济派猛烈开火,这些争取到的微小的经济利益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是在团结工人阶级凝聚力量时才体现价值,绝不能把这些作为斗争的终点站。当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在为改革而斗争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个集体本身进行改革,必须把当改造成一个又严格党章的集中制的政党。要澄清的是,这一思想并不是列宁独家思想,而是《火星报》所有成员,甚至包括后来的孟什维克成员的共同总结。就连一向和列宁颇有龃龉的普列汉诺夫都坚决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并以“革命至上”的核心论点概括了他的重要发言。这个观点深刻的影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在1918年就是坚持这一点为行动原则。这种一致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最后一次思想统一了,很快他们就会分道扬镳,永远没有再融合的可能。在引入托洛茨基进入《火星报》编辑部失败后,列宁提议将编辑人数从6人减少为3人,只留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这就是列宁的工作风格,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做成,即便最初会遇到抵抗和失败,他认定所有的失败都是暂时,他会调整说服反对者的方式活着给出更具诱惑力的方案,最终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达成一致。此时,有人就会认为此举是列宁想要控制《火星报》,但他只是希望工作更高效,这是他一贯的追求,从《火星报》到后来的俄共,他都奉行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他来说,人员的数量和工作效率成反比。有时候做事就是这样,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做事,越不容易被底层人物理解,并不是由于事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两类人对这件事情背后所涉及的信息的掌握不对等。高层人做事不解释,不是他不想解释,而是解释就是徒劳,底层不听解释,只看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因此总会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此时,列宁同样不解释。但他把其他三人排出《火星报》的做法,让托洛茨基为列宁的无情感到震惊,毕竟这几人还是《火星报》的创办者。《火星报》拟定的党章提交大会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分歧。马尔托夫认为,只要表示认同党章的人都是党员,而不是必须参加到党的某一个组织之中。而列宁坚定的表示,想成为党员就必须加入党组织,这是最基本要求。这一规定的深层含义是为了对党员的有效控制,这个他坚持党的集中制的政治逻辑是相通的。大会就此产生了分歧,难以置信的是,在此分歧上,普列汉诺夫竟然表示列宁,而一向与列宁交好的托洛茨基竟然是公开抨击列宁中最激烈的一个。他指责列宁企图建立一个充满阴谋的秘密组织,而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工人阶级,那么就应该对工人阶级释放出本能般的信任,要相信他们既然肩负了这种历史使命,他们就具备能力理解这一使命,并且有能力完成使命。既然这样,就应该如马尔托夫所说的那样,党应该敞开怀抱接纳加入的人,而不是将党至于工人阶级之上企图管理和教育他们。列宁对托洛茨基反过来抨击自己,同样感到莫名的惊讶。他尝试着说服托洛茨基,再次将他争取到自己的阵营里。列宁强调彼此所争论的问题确实存在一些混淆。没人要否认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能力,但工人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一定是鱼龙混杂,哪怕只混进来一小撮软弱分子,工人阶级队伍都将变的不纯粹,而党恰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他有高度的纯粹性,是最具阶级觉悟和最英勇分子组成的,把党员都纳入组织管理,正是为了让“先锋队”带动“后进生”,同时排除“掉队分子”,这也是一种不断提纯的过程。列宁在会议礼堂外花了几个小时,与托洛茨基交谈,给他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显然这些都没有能够说服托洛茨基。大会最终通过表决,以多数票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由于之前已经斗争失败的经济派分子的退出,列宁以两票的优势进入中央委员会。就此,追随列宁的人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人被称为“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实上,并不是建立了一个政党,而是建立了两个政党。多数派的多数,是非常微弱的多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拥有合法的权利。大会就在一片混乱声中结束了。整个过程给托洛茨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列宁的冷酷;另一个是绝非偶然的分裂。托洛茨基开始已是到他和列宁的差距,尽管他们在互不相识的时候,就不约而同的意识到他们的革命事业五必须要一个集中制的政党,但等到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时候就看出了彼此的不同。列宁在强力的改造党,他需要一切党员的情感都坚决的服从党的组织和政策,这里没有个体只有集体,这才是一个高效且具有无限力量的党。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当有人阻碍了这个改造的进程,列宁都会毫不犹豫不近人情的牺牲他们,即便是开创运动的元老也没有例外。捍卫革命才是革命的最高准则,这对一个个人来说是不近人情的,但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无疑是一剂狂热剂。列宁已经成为后者里的革命者,而此时托洛茨基还只是前者之中左右徘徊的调和者。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思想曾是运动开创的多数者的共识,后来却成为列宁主义诞生的标志,因为只有他是坚定的践行者。会后,马尔托夫立即辞掉编辑部的职务,已是对大会新选择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抵制。托洛茨基则不断地发表文章,抨击列宁推行集中制太过头,夸张的表达了他的幻灭、对列宁的敌意以及他自己的矛盾。并为了声援马尔托夫,托洛茨基联合其他人一起停止位《火星报》供稿。抵制的目的是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施加压力,恢复老战士们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党的团结。1903年9月,孟什维克在日内瓦聚会,通过了由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合写的一项决议,组建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新的领导机关的出现,也标志了最后的分裂到来了。但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都始终领导了孟什维克直到最后,除了托洛茨基。不得不说,和马尔托夫相比,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毕竟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老同志应有的原则性,他明白自己参见的一个党的大会,是大会就会有原则和程序,你要来参加的前提就是对规则的尊重,对大会表决的结果就要接受。但在他成为委员会主席后,这种原则性忽然不见了,他想要调和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的矛盾。他想要说服列宁让退出的几人重新回到编辑部。列宁表示坚决反对,最终提出了辞职,他们来我就走。列宁离开了《火星报》,这份报纸被孟什维克接手。但让普列汉诺夫始料未及的是,马尔托夫回到《火星报》后竟然把托洛茨基也带回来了。即便现在普列汉诺夫也在批评列宁,但他还是更看不上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攻击,尤其是当俄国国内的读者开始反对这种冒犯性的语调之后。普列汉诺夫要求停止发表托洛茨基的稿子,如果他的要求被拒绝,他将辞去这里的一切职务。这一下让孟什维克左右为难,直到托洛茨基提出辞呈,表示希望回到俄国从事地下工作。托洛茨基是为了不让朋友为难才提出辞职,但这些朋友们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交易同样使他感到厌恶。孟什维克掌握《火星报》之后,甚至不愿坚持原有的原则和观点,仅仅是因为这些观点曾和布尔什维克一致。他们甚至开始出现倒退,只要是布尔什维克支持的,他们就反对。渐渐的托洛茨基发现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上,他和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如此之大,而和列宁的距离是如此之小。他开始疏远孟什维克,直到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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