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想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
不仅帝国如此,但凡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这里还牵涉一些实际利益的问题。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动用了宗教上的理由作为武器,和这些教士的肉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也就是了。
世袭和反世袭的斗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问题,有过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正如前面所说,南汉是割世袭尾巴的时期,而晋朝则是世袭倾向占上风的朝代。南汉反对世袭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晋朝士族推动世袭倾向的利器则是九品中正制。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