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进入战争失败原因的“城池”，总是绕不过军事因素这道“城门”。凡是用现实诉来解读历史，军事因素往往被轻掷于偏角僻落,现实诉求多着重于抽象、道德因素，诸如民心、腐败等。军事是蛮横的物质力量，赤裸的暴力，甚至一种莫名的偶然之力。“枪杆子出政权”中蕴含的味道与现实和平环境南辕北辙，被置之冷宫自属常理。但一场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必然是军事，其他一切均是衍生出来的附加值。巧合的事，在120年前对清国战败的“教训总结会”上，由于大国心理、政治斗争、记忆建构等因素，军事落后的观点同样无人问津。
“亚洲第一舰队”的光芒至今仍然嚣声于国人耳中。然而甲午之年，北洋海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落后于日本，所谓第一舰队的桂冠五年前尚可担待，甲午之年已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海战火炮威力强弱至关重要，北洋海军装备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仅54门，而日本联合舰队拥有104门。北洋海军火炮射速迟缓，而日本舰队则装备了大量速射炮，足以弥补准确率低的弊病。北洋舰队有大量的本国产有缺陷的开花弹和已经不能爆炸的实心弹，这些炮弹的杀伤力全凭运气。所以多次击中日本舰船，却无法重创敌舰的一幕在黄海海战中反复上演。日本联合舰队装备了大量优质开花弹，黄海一战结束后，日本舰船还留有大量有效弹药。北洋舰队的弹药更多填充的是黑火药，而日军则填充的紧跟时代潮流的苦味酸火药，效果锐增。
此外，北洋舰队中舰艇大多购买年月已久，缺乏新式船只，其中超勇、扬威两艘舰龄已达13年，致使整个舰队的航速比之日本联合舰队远逊
后勤方面，黄海一战后，日本受伤舰船回国修理，可以迅速再次投入战斗，而北洋受伤舰船只能沦落到无人能修的境地。北洋海军的燃煤也极为劣质，燃烧后浓烟盈空，而日本联合舰队则青烟袅袅。
尽管海军官兵个人战术素养强于日本海军，但由于炮弹质量低，火炮射速慢，舰船航速，、燃煤质量差、修复能力弱等因素，在战争已经朝着技术化的方向愈加发展的19世纪末期，装备上的落后是致命的，是官兵个人素质无法扭转的。
这一切都源于1890年后，户部上奏停止购买西方船械弹药。反观日本，战前还在疯狂采购。19世纪末期的军事装备日新月异，犹如一场百米跑，电光火石一瞬间的差距已是霄壤之别。3年前购买的苹果手机放到今天，也只能是“近黄昏”的机型。
海军素质高，装备落后，而大清国陆军只能用不堪来形容。平心而论，陆军装备并不逊色日本陆军三分。但各国装备芜杂其中，且士兵作战能力底下，阵型战术几无一长，将领作战观念落后，也没有近代化的参谋、后勤补给医疗保障等单位。
清国陆军可用兵力更处于绝对下风。甲午之年，清军总兵力达70万之众，但其中60万皆为糜朽的八旗和绿营，只能在账面上抖抖威风。能直接投入战场的新式陆军淮军不过只有三四万人。
防守方一定要比进攻方兵力多，因攻方可毕其兵力攻一点，守方却无法倾其军力守一处，只能分兵把守各个战略要点。日军进入中国境内开始陆战后，清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作战时不得不抽调炮台守军和临时招募百姓，作战能力之低无需赘言。
反观日军，同时期新式陆军总兵力已达24万之众，甲午中直接投入作战的兵力达15万之众。日军登陆后，几近如履平地，而清军则望风披靡。
直接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冰山浮出的一角，其背后是传统中国与近代化格格不入的思维观念。但这种思维观念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打捞”者甚少，远不如民主专制的视角耀眼。
海军军力落后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户部上奏停止购买西洋器械。传统思维成为海军疾速发展的“绊马索”，中国为大陆国家，并无在海洋扩张攫取利益的兴趣，海军仅仅是巩固海防的“守城役”，而非扩张的“马前卒”，在没有持续海外经济利益的支撑下，需要极大国力持续投入的海军自然成了无根之萍，在海洋上化作一声“零丁之叹。”
1890年户部停止为北洋海军拨款，除去腐败滥用等因素，也盖因财政罗雀巨穷。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文明下的小政府社会，施行内敛而非扩张的财税体系，节流不开源，每年税额基本固定，税种极为有限。康熙又制定永不加赋政策。因此以量入为出为圭臬，视量出为入为苛政。甲午前后，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田赋只占土地产值的2%到4%。
甲午之战的历史环境对中国也极为不利。清帝国早已是斜阳西下，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晚清财政和权威都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清国中央无不担心地方势力坐大，多方面限制李鸿章北洋系的发展，开战后频繁对丁汝昌等北洋将领横加诋伐。而地方派系各不所属，陆战阶段旅顺守军群龙无首，没有统一指挥，山东陆军分属于北洋系和山东巡抚李秉衡，李秉衡为了保存实力，对北洋舰队的覆灭见死不救。
反观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田赋高达土地产值的10%，在近代化国家体系下，大政府一竿子插到底，汲取基层资源的马力隆隆作响，各种财政手段迭出频现，远甚于农业社会小政府下的清国。
甲午之年，日本国正如旭日东升，中央政令畅通，以天皇为绝对核心，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高度集权化，最大限度的克服了杂音噪音，从决心与清国一战，疯狂汲取资源备战，到战场指挥畅通，莫不如此。日本以一国之力对付李鸿章北洋一派系之力，用拳头去打伸开的五指，焉有不胜之理。
这场战争胜负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量明显落后，根本原因是一个前近代化的王朝无法与近代化国家抗衡。清国稚嫩的改革之肩扛着着天朝上国心理、祖宗不变之法，儒家传统思维，科举制度、绿营八旗生计等重负，加之正处太平之乱后的帝国暮年，其迈向近代化的改革步伐只能踉踉跄跄的蹒跚而行，瞻顾迂回的走二步退一步。清帝国非近代化国家，在传统农业社会小政府这棵树上，长不出近代海军的绚丽之花。
在舆论场中，部分知识分子忽略了一个前近代国家和近代国家之间的总体迥异，把目光仅仅聚焦在民主与专制的单一视角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国行宪民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开关”，日本人“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管理，有了权利才能有义务。国民战胜臣民的观点在舆论场中风生水起，成为时尚观点。
清日两国百姓判若霄壤的态度也似乎验证了“国民战胜臣民”的观点，在甲午时期，一则惊愕的传闻是日本妓女将所卖身所得捐与国家，用作购买战舰之途，此外，囊中羞涩的贫民也将仅存的收入贡献给国家，在日本军队开拔朝鲜时，出发路过之地，各家门悬挂灯笼国旗，焰火盈空，口号齐飞。虽然比不上淮海战役百万小推车，但也见证了“军民鱼水情”。而清人则麻木已极，一位跟随日军来到中国的记者称，很多清人根本不知道清国在和谁作战。日本人民视战争为清日两国生死存亡之战，为大和民族荣辱兴衰之役。反观清人，视战争为他人瓦上霜，而非自家门前雪。
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真的已经充分享受到民主的待遇了吗？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中，天皇君权至高无上，国会对宪法修改无置喙之处，仅有讨论法律之权，内阁成员对天皇而非国会负责。国会完全是天皇权杖上的装饰花纹。底层日本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负债累累的失地农民如哀鸿遍野，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典文学作品《蟹工船》中的那些苦难的日本底层人民的遭遇也历历在目。
现实的憔悴击碎了想象的欢悦，如何解释清日两国民众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呢？首先必须对国民的概念予以界定，当今舆论场中的国民概念与民主体制下公民参政权利混为一谈。而近代民族国家下的国民具有双重条件，一是国家意识，要有自觉的国家归属感和国家认同，产生“我们”的排他性思维，即民族特质，；二才是权利意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族特质的成功建立往往是决定民族国家建设成功的重要环节。
作为后发国家，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明治政府肩负着创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的双重任务。后者即将政治关注度渗透到社会底层，把处于对国家秩序无责任状态下的国民解放出来，从而建立大政府，在政治上动员一切力量，在经济上汲取一切资源。
明治政府希望国民成为具有自觉地国家意识，能主动为国分忧和献身的忠君爱国之臣民，重点是形成国民的“民族”特质，而权利、自由、平等意识完全被那个时代所“开除”。臣民无近代国家意识，也无权利意识，国民则两者皆有，明治时期的国民，仅仅完成了近代民族的形成，拥有了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以及其带来的自觉的义务，属于臣民和国民的“混血儿”。
日本政治家、思想家，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的代表性，他认为日本需要的是善良的臣民，臣民要绝对服从天皇主权，同时自觉拥有国家认同。这种善良的臣民就是对国家的自觉并能为国尽力的国民。
尽管在打造近代民族国家的路上，日本人的确获得了些许民权，但民权与国权很难并驾齐驱，日本很快形成了国权一马当先的局面，二战前便是国权极度膨胀的最好例证。甲午战后，民权只能看着国权远去的背影而望尘莫及。
如果非要认为有了权利才能为国尽力。那抗日战争期间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又做何解？那些抗日的中国人已经拥有了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独立的个人权利？我们也可以说“国民战胜臣民”没错，但这里的国民绝不是现今舆论场带有民权属性的国民，而是国权属性的国民。现实讨论中丢失了国权属性是国家认同的自觉意识已经深入骨髓，无需现实诉求发挥的余地。
对于100多年前的清人而言，国民的第一层属性并不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古中国传统观念，朝代即国家，君王即国家，清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概念。天下观近似于一种朴素的世界主义，没有严格的疆域划分，没有近代国家主权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体，而非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正所谓入夷则夷，入夏则夏。也许在底层清人眼中，清日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更像是两大集团在争夺天下。天下总要有皇帝，花落何处与我小民何干？
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在笔者看来，今人认定的大部分历史教训都被勾兑了现实诉求的“水分”，与现实世界水乳交融，无缝相接。很多真正的历史客观教训因具体情境早已风飘云散，失去了现实的“着陆点”，失去了作为教训的“价值”。在甲午风云中，军事因素如黑洞一角，缺乏现实关照。中国传统思维与现代化方枘圆凿，但因具体情境不复存在，也沉入“水底”。我们很难期待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能够为今天的现实问题提供“标准教训”，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找到可借鉴之处，而不是随意比附。
历史分为史实和史观两种范畴，史实是客观的事件真相，史观是如何看待并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很多现实诉求“寄生”在史观之中，把历史变成一种工具。在一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历史注定要被现实诉求自觉或不自觉的包装和建构，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是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这种建构不能也无法用简单的褒贬来形容。没必要为了维护历史的纯洁客观，就将现实诉求“斩尽杀绝”，且现实诉求必定会“春风吹又生”。历史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建如同两个齿轮一般，不停的摩擦、咬合。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去客观的解释这种现象，为读者提供多元的思考和判断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