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萌生于20世纪初，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的阶梯，历史学也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第一倡导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概述》和《新史学》两篇著作。这两篇著作被誉为“新史学的宣言书”，也因这两篇著作的问世，新史学逐渐受到了学者和大众的追捧，也对当时的史学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一股新史学的思潮。
那么，“新史学”相比较传统史学，究竟做了哪些改变，又比传统史学强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以往史籍都由宫中史官或者帝王特聘学者书写，固然这作者中不乏有司马迁这一类历史观念超前的大家，但也免不了要受眼界、处境等条条框框的束缚。说是让他们记录历史，但其实所针对的人物有很大的局限性，只围绕着王侯将相，鲜有能代表时代的大人物作为历史主角。
西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评价过《二十四史》，称其只是《中国皇帝史》。梁启超受过西方教育，他对典籍的人物观念和伏尔泰一致，认为记录历史应该以群众为主体，他在《新史学》这一篇章中，就对传统史学只描撰帝王起居这一情况发表过激烈的批评。
他认为，传统史学不过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与国家、人民的事业毫无关系，而历史是整个时代的印记，每一个时代，不论是战乱还是繁荣，他的主体都应该是群众，而不是帝王。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度相互之关系。”
梁启超——《中国史绪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之前的史官们，纪录的仅仅是在人世间的当权者的权利更迭，这些人只有一二，并不能概括时代，虽然被称作是历史，但其实只是一家人的族谱和家族兴盛，近代的史学家们，一定得探查人民群众的想法和整个社会的变革，也就是全部群众的共同经历，和人们的思想进阶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探讨的应该是社会和人的关系，而不是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
“新史学”的第一宗旨，就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这也和梁启超所在时代有所联系，梁启超生活在由帝制向民治转变的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正是西方新思想涌入之际，社会转型之际。
古时史官受帝王约束，但此时，社会已然成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形态，所以他的“新史学”思想，可以说是非常顺应时代的，也十分符合新时代学者的进步思想。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内容复古，且循环往复，没有新意，内容也只以皇族王朝为重心，故史学虽然发达，但不见可以真正让人解读中国历史的内容。真正的历史，应该以国民全体为读者和对象，区别于传统史学为帝王个人提供借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梁启超《历史研究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究竟是什么？是记录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社会延续的载体，对比社会是否进步，并总结出人类的行为和产生结果的因果关系，可以成为现代百姓们引以为鉴的对照，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
梁启超对历史该记录的内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01年，他在《中国史概论》中做出过这样的规划，他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把大重心放在了政治、文化和社会三大部分。
政治部分涉及到了诸如朝代、军政财政、法律、地理等内容；文化涉及语言、宗教、美术和教育等方面；社会涉及家庭、农耕、物产和货币等领域。这样的纂写出来的历史，不仅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探访古今的“百科全书”，他认为，这样的史书，才应该被称作“中国史”。
除了记述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之外，梁启超还认为近代的史家应该有别于古代的史家仅仅只记录发生的事实，而是需要在记录明白事件的同时，还要加以深入的探讨，阐明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和对人类活动的利或者弊。如此这般，才是“新史学”思想之下，史家们想要的历史。
梁启超曾经批评，传统史学有“三弊”、“二病”和“三恶果”。其中“四弊”指的是：一、看史和写史的人都只能知道朝廷而不知道国家；二、只能了解个人而不能贯穿集体；三、只知道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而不知道理想的社会状态。
又由“四弊”衍生出了“二病”：一是传统史学在记述历史上做得很好，但是往往没法别出心裁，永远都千篇一律；二是传统史学很好的延续了先辈的记述方式，但是不能创新，无法随时代而进步。
而“新史学”，在规避了这些能够加以改进的地方之后，其优点就很好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总结起啦，大概可以整理为以下三点。
梁启超认为，史学，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供后人阅读，俗话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但若是历史晦涩难懂，我们又如何从历史中学习有用的精华呢。而新史学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不仅把历史事实铺陈在你的眼前，同时也会向你解释清楚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事件发生造成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
这就使得读者能够更好的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毕竟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肯定是由于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而且需要时间的积淀，必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除此之外，历史毕竟还是需要以人为本，所以相比传统史学更加容易卒读的“新史学”相关文献，也更加适合所有的群众。不需要过高的文学素养和史学基础，也能品读历史，感受中华历史的伟大与厚重，想必这会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心中所愿。
传统史学根据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但对于我们这种并非专业研读历史的人们来说，要准确找到事件发生的朝代和具体时间，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加上传统史学的目录编写并不完善，无法起到概括内容的直接作用，所以普遍让群众觉得难以甄别选择。
而“新史学”的相关书籍，不但按照各类型比方说政治、文化、社会等划分，同时开具了十分详细的目录，让群众在翻阅历史时，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看的内容。
这样一来，史学就不仅是研究者们的课题，也能成为普通民众的读物，在历史的普及方面和国家文化的宣传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传统史学不像新史学一般，持着历史进化的观点。有别于传统史学，新史学不再对历史进行毫无新意的“陈陈相因”，而是参考了司马迁、袁枢等历史大家的史学观念，加之现在社会人们对于历史的新想法和观念，把历史进行划分、甄别。
除了能把历史叙述明白之外，还联系客观实际，对事件进行深度解读，让人们很快地就能从历史事件中得到启发，让历史起到真正的借鉴作用。让人们在解读历史之时，不再仅仅把历史当做是一段过去的故事，而是要让人们群众意识到，民族的过往和社会的进程，也即是我们所说的，要让历史起到真正“启发民智”的作用。
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评，如同“地震”和“飓风”一般，对当时的史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不少史学家身体力行，开始撰写新型的史学著作。
我们现在能直接阅读到的史籍或者是学生们上课的历史教材，某种程度上都汲取了他关于史学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新史学”的概念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并且对当时的历史界和我们如今的文坛以及社会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史概论》
《史记》
《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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