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三阳川中滩镇的天水农业科技园，背靠的是渭河三级台地，这一台地自南向东向北被渠刘村、雷王集、后川村环绕，这块背依九龙山为天巉公路穿过的台地就是民间俗称的樊家城。据考证，这是一处具有六千年的文化遗存，地表暴露文物十分丰富，有红陶片、彩陶片、夹砂陶片、灰层等，出土文物有石斧、石刀、骨锥等生产工具。从出土生活用具看，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类文化遗存。
这块台地和渭河南岸的寺坪梁都是三阳川盆地在地质年代河流冲刷黄土高原后的遗孑。以卦台山为视点，这两个台地象大山向河川中伸出的手臂。在风水学家的眼里，这是三阳川太极图中阴阳眼。
樊家城和附近位于四合村的演营寺共同有一段民间传说，说是唐朝女将樊梨花在征西番的时候在此安营扎寨，操演人马，因此城寨被称作樊家城，东边的校场留下了演营寺。时至今天，演营寺内古柏森森，其中一株古柏胸径就有将近两米，是天水现在胸径最大的古柏，据验证，其生长周期最少有1200多年，即是唐朝所植了。目前，演营寺大殿坐北朝南，院内左为钟楼，右为鼓楼，有古柏7棵，均为千年以上树龄，苍劲挺拔，数人合抱，为国内罕见。台地上的古老城墙和遗址，平川里寺院里古老柏树，似乎都在映证传说的真实。
实际上樊梨花是历史演义和小说的人物，正史里虽然有薛仁贵，但并没有薛丁山及樊梨花的记载，而樊梨花的故事起于民间的时代暂无可考证。据百度资料，清乾隆年间中都遗叟杂采历代民间传说、角本子编纂成讲史小说《说唐三传》，又名《异说后唐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后人亦称《征西全传》；如莲居士编辑成《反唐演义全传》等书，然后樊梨花形象才得以广泛流传，并成为后世戏曲资源之一。
而《说唐三传》里，樊梨花故事中也没有三阳川樊家城。显然，所谓樊家城、演营寺不过是后世民间附会传说，给这一古迹增添些广为人知的意趣和色彩而已，就像天水境内附会《西游记》，有晒经石、高老庄一样。
但是，樊家城和演营寺是实实在在的古迹，樊家城建于那个时代，因何而建呢？
天水方志的记载中，樊家城一律做番家城。
明代秦州乡贤秦安人胡缵宗【胡缵宗（公元1480年一1560年），字孝思，又字世甫。号可泉，又别号鸟鼠山人。明巩昌府秦州秦安（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公元1510年后，历经嘉定州判官，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抚，足迹遍及江南、中原。胡缵宗为官爱民礼士，抚绥安辑，廉洁辩治，著称大江南北。公元1534年罢官归里，遂开阁著书，有《鸟鼠山人集》、《安庆府志》、《苏州府志》、《秦州志》等14部著作传世。胡缵宗还是一位书法家，现存江苏镇江有“海不扬波”、曲阜孔庙有“金声玉振”，天水伏羲庙有“与天地准”牌匾】在《卦台记》说“前有新阳下城（见《水经》，俗称为沿河城，盖在西南）下瞰新阳川，后有番城（盖在东北），下瞰三阳川”
乾隆间费廷珍所修《秦州新志》称：“番家城，西北四十里，其城艰厚，门甃俱全，不知筑自何时，绎其名，或金人所筑欤？”
可见在明朝时，这块和卦台山遥相对应的渭河北岸台地就叫番家城（番城），那时候，城墙应该还在。
所谓“番”就是在宋代时汉民对西夏或金的称谓。绍兴十二年(1142)以渭河为界，割秦州一半予金，县地属金。当时的秦州有“汉四番八”(属宋者称汉，属金者称番)之说。
这个说法可能一直延续在现在，笔者的少年时代（1980年代），还听过庄里有人把西坪山区称作“番子家”，现在看来这个不那么尊重的民间口语是源远流长的，也是一种活化石。
据《宋史 兵志》记载，“秦凤路砦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仅“三阳砦，十八门、三十四大部族、四十三姓、一百八十族，总兵马三千四百六十七”，足见当时秦州边地的居民种姓之多。
建隆二年（961年），高防出知秦州之后，因秦州西北夕阳镇（今天水市西北新阳镇）木材甚多，便募集三百人设采造务，专事伐木，借渭河水运之便供给京城汴梁建筑之需。高防还在渭河南筑定西寨（在今新阳川胡大村），派军驻守，向西开拓至原伏羌（今甘谷）境，时居伏羌的吐蕃部落有借木材之利为生者，部落头领尚波于以宋设采造务侵犯吐蕃居民利益为由，于建隆三年（962年）联络其他部族共千余人攻采造务，夺取运输木筏并杀伤役卒，高防令守军出城接战，击败尚波千俘其部属47人 ，并上报北宋朝廷。
当时赵匡胤尚无意西部疆土，闻报后恐高防在边境惹出纠纷，即派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军节度使、知秦州，取代高防。经此一战，尚波于也知道了宋军的厉害，同时为了表示和解的意愿，将渭河以南伏羌地归还于宋朝。当时宋和西夏分治秦州，以渭河为界，估计为保护伐木利益和固守边地，边开始大规模修筑土堡，从高防开始到后来的秦州经略使曹玮，武经总要称：
“州境旷远，曹玮在边增筑弓门、治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
显然，筑堡是按边界线走向的，且从静戎、三阳向西就以渭河为界的，因此，属于渭河北岸的番家城，肯定不是北宋一方修筑的，按北宋筑堡置砦的惯例，修筑城寨是应向中央政府申请，批准后才能修筑，这个可以从韩琦指派杨文广修筑筚篥城得以验证。
史载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
从筑堡到置砦建城是一个级别上升的申请和审批过程，其决定权在中央朝廷，甚至由皇帝和宰相协商议定，然后下诏批准。一个要中央批准的建设项目肯定会被记载在案的。
而且，有宋一朝，可以说是文化意识全面自觉的时代，当时就绘有《秦州图经》，如果它能保存下来，今天许多有关地名的沿革演变就不需要我们在此劳神费思了，可惜所谓图经只有一个书名。
宋朝官方对有关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记录是空前绝后的，煌煌巨著《宋会要》是宋代原始的记录资料，在《方域 诸堡》、《武经总要》、《元丰九域志》里，尽管对秦州边地堡寨记载详细，如《武经总要》：
静戎寨，太平兴国中筑，在长山岭下，管小堡五。东至床穰寨四十里，西至三阳寨四十里，南至陇城界五里，北至蕃界五里。开宝中重修。【即今天道北寨子村】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今渭南镇马咀山汝季一带】
定西寨，太平兴国中筑，管小寨四。东至三阳寨十五里，西至伏羌寨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今新阳镇胡大村】
但这些古籍中就是没有关于番家城的的任何记录，
综上，可以判定番家城是由西夏部族或金修筑。根据宋、西夏、金角逐历史，可以认定番家城最初应为属夏的部族或吐蕃部族所建，后来南宋和金分割秦州时可能据城驻守。
从我们今天观察三阳川，山水形势，假如当年渭河水量较大的话，按河流的下切侵蚀，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些地方应该都是河道，而且河道比现在要高。那么番家城可以说是渭水之滨了。在宋夏隔河而治的时代，生活在三阳西北方的各部族，肯定是要和南岸边区人民发生联系的。他们或者归附，或者独立，或者平和相处，或者争夺资源。前述资料里关于高防在西阳镇建设采造务，专门采伐渭河两岸的林木。看到南边筑堡采木，北边不可能无动于衷，如法筑堡，在这一块台地上建城聚寨，作为和南边争夺的据点就合乎逻辑了。
在这里进可涉河进击，退可据山而守，在尚波于和高防发生冲突后，看到曹玮沿渭河筑堡屯军，北朝部族肯定会有所忌惮的，因此他们修城戍卫也在情理之中。
南朝一直沿渭河伐木，我在此间设点截留，番家城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场所吗？
据史载，北宋何常知秦州时，“谍告夏人多筑堡栅，朝议出兵牵制，常言：“羌人生长射猎，今困于版筑，违所长， 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无烦有为也。从之”。（《宋史》列传113）。
由此可推知夏人建设堡寨的时间应在宋哲宗在位年代（公元1085—1100年），到此我们可以把番家城修筑间基本确定，距今约930左右。
数千年来，我们脚下这边沃土还有许多遗迹遗痕，有待我们依据山形地貌的演变和历史资料的片言只句揭示它上面发生过的故事，从而增加三阳川的文化厚度和历史温度。让我们贴近这边土地，感觉他的过去并畅想他的未来。
（2017.05.20）
附：《宋史 何常传》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进士第，为开封府兵曹。绍圣初，或言苏轼主文柄， 取士之非毁宗庙者，常预其间，出通判原州。历将作丞、陕西转运判官、熙河转运 副使。议者欲贷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车牛转输，民力已病，然未至于 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无害也。今强以金帛，使自入粟，惧非贫弱之利。”熙帅 及监军劾之，贬秩，徙成都路。
中使持御札至，令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常奏：“旗者，军器之饰，敢不 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 其言，为减四之三。
除直龙图阁，加集贤殿修撰，为使徙陕西，以显谟阁待制知秦州，转通议大夫。 谍告夏人多筑堡栅，朝议出兵牵制，常言：“羌人生长射猎，今困于版筑，违所长， 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无烦有为也。”从之。
镇秦六岁，察访方邵劾其越法货酒，借米曲于官而毁其历。狱具，责昭化军节 度副使。数月，复其官。终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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