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坚持历史研究的动力钱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儒学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杰出的教育贡献而闻名。他自学成才，凭借《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震撼了北方学术界，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强大地位。钱穆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而在学术之外，他与余英时先生和钱穆夫人的关系也倍受人们关注。然而，在中国的历史洪流中，特别是在1949年和1957年这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中，钱穆的思想和选择显得尤为引人注目。1949年，中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年象征着“走，还是留”的抉择。而1957年，则意味着“说，还是不说”的思考。在这个大时代中，大多数人只能任由历史的洪流冲走，而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和传统派的知识分子，则站在超越政治立场的角度，思考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为自己选择一个心目中的未来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钱穆的渡江文告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信息。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位知识分子，称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能够操纵的“极少数人”。对于毛泽东的点名，钱穆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认为自己是“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根本无法被控制，更无法成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员。然而，当这篇社论发表时，胡适早已远赴美国，傅斯年则赴台湾。而此时的钱穆，已经南下香港。钱穆在离开前曾拜访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希望他能前往香港任教，然而遭到了拒绝。之后，他又曾邀请熊十力一同前往乡间，但对方并不打算离开。钱穆还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然而并未得到回复。最后，他前往中山大学拜访杨树达，但杨树达也并不打算离开。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钱穆逐渐感到孤独和困惑。然而，尽管面临着困境，钱穆并没有放弃他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和执着。
他相信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可以找到中国不会灭亡的依据。这也是他80年来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钱穆深知，历史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坚持认为，国人必须对自己的国史抱有温情和敬意，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自己的历史根基。回顾钱穆的一生，他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惑。然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对历史充满热爱，并不断探索中国的未来。钱穆的坚持和执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史？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历史研究来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钱穆的经历和思考，值得我们深思。总结：钱穆，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儒学学者，通过自学成才并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教育贡献而闻名。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困惑，但他始终坚守着对历史的热爱和执着。
在中国的历史洪流中，特别是在1949年和1957年这两个重要的年份中，钱穆的思想和选择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坚持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可以找到中国不会灭亡的依据。他强调国人对自己国史的温情和敬意，并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来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钱穆的经历和思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史，如何通过历史研究来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钱穆的离去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香港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他在创办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挑战，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景。这篇文章将探讨钱穆在香港的故事，并强调他对中国文化保护和教育发展的重要贡献。钱穆的离开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决定离开自己在大陆的舒适环境，来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钱穆的伯父是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劝钱穆留下来，但钱穆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否有大度包容的气象？
钱穆的伯父沉默不语，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在大陆的行动空间可能受到限制。因此，他决定南下香港，并创办新亚书院，以保存文化种子。来到香港后，钱穆看到了许多流亡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感到彷徨、愁闷和悲苦。这激发了他的愿望，他决定创办亚洲文商学院，致力于在香港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光明的未来。钱穆在创始校刊上写道：“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这表明了他对培养正确思想的重视。然而，初期的新亚书院条件极其艰苦，只有三间教室，没有图书馆。许多学生来自内陆的流亡青年，他们甚至不得不露宿在学校的天台和楼梯上。学院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很严重，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发不了薪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钱穆决定行乞办学，他游说台湾，蒋介石帮助了他4年。
最终，他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援助，问题得以解决。在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为“新亚书院”，这使得流亡学生得以继续学业。随着办学成绩的提高，新亚书院也获得了香港政府的尊崇，于1955年被香港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随后，钱穆又应邀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并获得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新亚书院逐渐壮大，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并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这标志着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使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与欧洲、美国和台湾相媲美，享誉全球。钱穆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钱穆面临着来自中共的统战工作的压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遣吕思勉和钱穆的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然而，钱穆拒绝了这一建议，选择继续留在香港。
总结起来，钱穆的离开大陆和创办新亚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保护和教育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在香港建立了一所致力于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府，为香港的中国人争取了光明的未来。他的努力使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也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压力，但他坚守自己的信念，选择留在香港，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继续奋斗。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请留下您的评论和想法。钱穆：传承中华文化的使者中国历史学家钱穆，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而闻名于世。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致力于著述和教学，还通过自己的行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内外。这篇文章将探讨钱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故事，并分析他在香港和台湾的留守和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给吕思勉老师的回信中，钱穆表达了他拒绝回到大陆的决定，愿意继续留守香港并传播中国文化的意愿。他提到了明末亡臣朱舜水在日本传播中华文化的事例，并表示自己愿意效仿他的行为。这显示了钱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对传承的责任感。他坚定地认为，只有通过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的遗产。钱穆在香港的留守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香港遭受了大陆运动的冲击，钱穆决定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定居。然而，在他在香港的时光里，他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东吴大学校内建立了“素书楼”，并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著书和授课时光。这座楼位于青山背后，环境清幽，是他思考和研究的理想场所。钱穆的著述总计达到了1700万字之多，他笃信这些著作将来会有用途。除了著述外，钱穆还经常在素书楼举办经书朗诵会，让学生们能够亲自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他总是强调学生们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不要抹杀自己的文化。这些言辞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表达了钱穆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传承的决心。1986年，年过九旬的钱穆在素书楼为博士班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在这堂课上，他再次重申了学生们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的重要性。这标志着钱穆将近80年的杏坛生涯的结束，他以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成为了现代四大史学家中唯一善终的一位。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湾去世，终年92岁。他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和传承中华文化，他的思想和学说影响了许多学生和后来的学者。钱穆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学术领域，更是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他的一生是对中华文化的真挚热爱和坚守的写照。钱穆的故事告诉我们，传承中华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应该铭记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不忘本来，传承下去。只有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中华文化才能继续发扬光大。
现在的社会快节奏，信息繁杂，我们有时会忽略了自己的文化根源。因此，我想问问读者们，你们怎么看待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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