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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是古老的歌谣，深情又带忧伤；
大街是记忆的画卷，真实却又缥缈。
—— 题记
一
一条胡同，被大街从中截断，分成了两条。街东的，叫小刘家胡同，街西的，叫双磨胡同。
双磨胡同，顾名思义，应该是有两盘石磨。据说，早先真有两盘磨，还是水磨，位置是老城墙下孝妇河边。50年代初，随着老城墙撤除，两盘水磨消失了。磨是没有了，双磨胡同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双磨胡同，比较知名的院落是栾家、程家、袁家。
栾家大院，大门有三个。北门，是栾家大院的正门，高台门楼，极有气派。出此门左拐，沿着半胡同西行，就汇入南北向的双磨胡同。
栾家大院的主人叫栾明刚，解放前办诊所，开药店，是博山非常知名的老中医。后人多以行医为职业，有好口碑，好名声。
解放后，大院先后征为帽社厂房、博山公安局宿舍。
栾家大院的西邻，是程家大院。大院的的主人是程一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程家是博山的知名富商。据双磨胡同的老人回忆说，程家是谦益祥（注1）商号的大股东。谦益祥惨案发生后，程家做人行事非常低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程家大院，是两进院落。第一个院落，方方正正，四面皆是高台大屋，尤以北屋台阶最高，室内最宽敞。
东屋与北屋相接的东北角，有一条过道 ，通向后院。后院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落。五间北屋，三间西屋，两间南屋，与前院的北屋连在一起。
有记忆起，程家大院就是大街小学的一个分校。1970年，这里又成为博山被服二厂的子弟学校，小学三四年级，我就在这里上学。小学毕业，因母亲是被服二厂职工，根据隶属关系及有关政策，我又回到这里读中学。
初中一年级，我们的教室，就是敞亮的高台北屋。东屋北墙根的大青石，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那次与同学玩耍，跑得太急，一个狗啃泥，恰巧啃到大青石的棱角。过后嘴里发腥，还有沙粒活动的感觉。回家镜子一照，腥味是鲜血，沙粒其实是磕碎的四分之一门牙。
大概是1969年，全民备战，挖防空洞。北屋教室的下面，挖开了一个隐藏的地下室。室内藏有一桶袁大头银元，有数百枚之多。听老人讲，解放战争时期，程家大院驻过共产党县大队的一个中队，政府曾从院里挖出数大缸银元，用马车拉了一车。
程家大院对面，是道台府北门。西行不远，拐角的地方，就是袁家大院。
袁家大院，没有栾家大院的规模，也无程家大院的宽敞，却有一种文化内涵。
大院是同学袁徽武家的祖宅，他们一家，包括爷爷奶奶，大爷及后人，都住在院内。
袁家是商人，但重视教育。袁徽武的爷爷是商号的大掌柜，家里办着私塾学校。小时候，走进袁家大门，大人孩子，彬彬有礼；一花一木，皆都谦恭。
二
胡同里的人，多是平民百姓，即使是草根，也有个性鲜明的人。
神秘的李老八
李老八，排行第八，大名李济洲，解放前家族大多从事银行金融业。解放后，家人都移居大都市或国外。李济洲一个人留守家中，深居简出。他个头高、腰板直、穿戴整齐，人很“板正”，很有素养。
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物，行为却有点神秘。
他家是双磨胡同西头的第一个院落，院墙特别高，而且厚。院墙上插满荆棘。外面能看到的，只有两溜屋脊，高过墙头的苹果树枝。
他家的大门，永远是紧闭的。即使挑水归来，李老八也是腰板挺直，一手扶担，一手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转身进门后，随即掩门落锁。
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很少与人说话、交往。
最离奇的，是他的爱人去世，不报丧、不出殡。悄没声息，自己在北墙根挖了个坑，将爱人埋葬，堆起一个坟头，终日与其相伴。二十多年后，旧城改造，老屋连同旧坟，一同撤除扒掉。
有人向公安举报，此人有特务嫌疑，公安派人调查，啥问题也没有。至于生活来源，查清是有人资助: 他的弟弟是工程师，按月给他寄钱，为亲哥提供生活费。据老人们讲，李老八的后人，个个都是高学历，事业有成，让人生慕。
幸运的王延瑞
王延瑞，是知识分子、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同学王华森说，小时看到过王延瑞的照片，身披戎装，腰扎武装带，英俊潇洒。
提到特务，又是中统，人们自然想到“白公馆”、“渣滓洞”，以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王延瑞既无劣迹，又无民愤。这样，他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
双磨胡同西头那盘大碾，建在十字路口东南。碾棚的西邻，有一高台院落，这就是王华森家。华森的父亲，任李家窑大队的大队长（注2）。
华森住的院落对面，是王延瑞家。
华森的父亲与王延瑞，一个是共产党的村官，一个是被管制的特务。两人身份不同，阶级有别。但他们却走动频繁，相处融洽。两人有共同的爱好，都好喝一杯。每逢有值得庆贺的好事，既会凑到一块，把盏对饮。逢年过节喝上几杯，借机谈天说地，也是快事一桩。
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俩人能不避嫌疑，保持正常交往，还能喝酒聊天，当属一段佳话。
文革前夕，华森的父亲因性格倔强，不善逢迎，请辞村官。王延瑞作为“四类分子”，接受监督改造。俩人并没有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交往仍在延续。浩劫结束，新上任的村书记，依然与王延瑞有密切的联系，每临大事，多上门求教。八十年代，博山商品街建设项目，是李家窑村的大手笔。据说，背后出谋划策的，就是王延瑞。改朝换代时期，王延瑞站错了队，是他的不幸。以戴罪之身，没受过多的折磨蹉跎，又是他的幸运。王延瑞的生活智慧，人格魅力，非一般人可比。
三
沉静的袁大爷
袁子敬，我喊袁大爷。袁大爷的三儿子袁徽武，是我小学、初中的同窗，一块下乡，又一块返城招工。十几年间，我有事没事，就去徽武家，成为他家的常客。
袁大爷的父亲，经商办学，曾经辉煌过。无奈身逢乱世，家道衰落。解放时，除了住宅，家财已基本散尽。没了资产，家庭出身就划做了下中农。无意中，为三代人带来福报，解除了政治枷锁之忧。
袁大爷上过私塾，毛笔字写得好。街坊邻居有红白公事，都请他去当账房先生。袁大爷来者不拒，尽职尽责。他端坐于桌案，戴上花镜，摊开账本，一笔一划，记上每一个名字，记准每笔账款。街坊邻里，都知道袁大爷说话很少，办事认真，为人真诚。
袁大爷喜欢独处，一个小托盘，一把宜兴小泥壶，几个配套的褐色茶杯，一天到头，不离左右。冬天寒冷，厅堂燃起炉火，袁大爷安坐屋内太师椅，一边品茶，一边读书。夏天酷热，袁大爷会在石阶旁，搬一张四方小木桌于阴凉，取一马扎，一把蒲扇，一壶浓茶，独自坐上半天。
酒这玩意儿，袁大爷偶尔也会抿上几口。袁大爷喝酒，有自己的套路。一个瓷酒杯，四个精致的瓷碟，这是标配。酒杯是景德镇特制的，喇叭形，与酒杯配套的是暖酒器。暖酒器内倒入热水，将盛满酒的酒杯放置入内，然后将瓷盖盖上。三五分钟，酒温热，然后取出，慢慢送入口中。
四个小瓷碟，不外乎是几片猪头肉，两页豆腐，数粒花生，再加酸咸菜。酒杯，酒壶，暖酒器，碟子，小碗，菜盘，一色的景德镇细瓷，晶莹剔透、人工彩绘，非常精致。
袁大爷喝酒，喝的是情趣，是文化。
袁大爷内敛、沉静、低调，默默无闻走完一生。我敬重袁大爷，遥祝他老人家在天国快乐。
最美的邻家姑娘
程家大院北面一墙之隔，有一个大院，大院的大门坐南朝北。门楼很气派，是大户人家。出了大门，向西直行，是我的同学胡昆业的家。再向西，这条半截胡同汇入双磨胡同。
某个黄昏，从昆业家玩够了，出门，回家吃饭。懒懒的夕阳，在胡同里投下温柔的余晖。寂静无人，有人轻声哼唱，由远及近。随着歌声，一位身材苗条、扎两条长辫的姑娘，蹦跳着，向我奔来。谁家的女孩？身材这么好，嗓音这么清亮？还没缓过神，那女孩飘到眼前。可能，诧异我的面生，亦或是为自己的忘情吟唱，有点不好意思，女孩放慢脚步，往旁边挪了一步，友好的对我嫣然一笑。慌乱中，忘记了有没有还礼，只感觉做梦一样，姑娘奖我一个笑脸，又翩然而去。
女孩明丽的面孔、健美的身段，让我迷恋。初中那段时间，每当走进双磨胡同，就会想到素不相识的美女，期待见到她，与她聊天，与她携手，与她共享少年的梦。日子过的很快，高中两年，没有再次相遇。后来，听说她下乡到了当时的惠民地区，又听说在当地就业，最后迁居青岛。
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妙。今年，与远在海滨城市居住的姐姐、同学昆业相聚。都是邻居，自然聊起当年都熟悉的人和事。姐姐与昆业兴致勃勃地聊起故友。无意中聊到我曾经关注的姑娘，姐姐与这个姑娘的大姐，是文艺宣传队的同学，昆业对我曾经倾慕的姑娘知之甚多。这么多年过去，昆业谈起她们，依然是神采奕奕，为邻家美女颇感骄傲自豪。也是到今天，五十年后，我方知道那姑娘的大名、乳名。少年时代，仅知其姓不知其名。
逝去的双磨胡同，你如何在我的记忆中湮灭？
注1：
1937年12月发生的日本兵屠杀饥民的惨案，地点就在北关谦益祥。致79人死亡，30人负伤。
注2：
农村公社化以后，村级机构一般称为大队，大队长相当于村长。八十年代恢复村长、村支部书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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