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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随记,杂七杂八(一)

以前开博客时有一个“杂七杂八”的栏目,发过34期杂货,内容大多为阅读书报时的随记,亦杂有少许个人感想,基本不注来历,混为一谈。就数量而言,按每期十来则计,当时应编过三百四五十则以上。现博客已关闭多年,查找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了。想着选择一部分,在这里重新发一下,分两期吧。

杂七杂八,道听途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茶余饭后,聊备一说。

丹麦哥本哈根有个特殊的“图书馆”,那里没有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书,而是出借一个个“大活人”。这些人用“口述”方式让“读者”了解自己的处境、想法,每个人都是一部“活自传”。在“大活人图书馆”里,每本“书”可以由一群人分享,但 “读者”每次只能借走一本“书”,并且只能在图书馆限定的区域内“阅读”。不过“书”也有选择“读者”的权利,如果感觉受到冒犯,“书”可以自己回到图书馆。

在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中,“中国”这个词最早是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出现的。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所在地确指为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贺知章的籍贯,《新唐书》作“会稽永兴人”,《旧唐书》作“越州永兴人”,据考证,永兴为现在的萧山。有关史料中,贺知章离乡前的事迹很少,回乡后却留下了较多的行止踪迹,而这些踪迹基本上发生在绍兴,似乎与萧山没有关系。贺知章回乡后,唐玄宗“诏赐镜湖剡川一曲”,他的诗“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另,据说绍兴曾是贺氏族居地。种种迹象表明,贺知章的籍贯可能并不在萧山,就在镜湖旁边的绍兴。(因为史书记录非常明确,此说无确切证据,只能存疑。)

“伯牙”姓“伯”不姓“俞”,“钟子期”名“期”(“子”是通用的敬称),这是王昕在《漫说“三言”“二拍”》中的说法,我把它作为资料记了下来。一位老兄看到后非常认真,以为后半句缺乏依据。我本来只有“姑存此说”的想法,既然有人问了,也就稍微查看了一些资料。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三国志·王粲传》:“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李白《月夜听卢子顺弹琴》:“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笠翁对韵》:“钟子听琴,荒径入林山寂寂;谪仙捉月,洪涛接岸水悠悠。”颜渊又叫颜子渊 ,严子陵也称严陵(唐许碏《题南岳招仙观壁上》:“邓通饿死严陵贫,帝王岂是无人力。”)。当然,作为佐证,这点资料还是显得单薄的、牵强的。

《地书》是一本用“新的象形文字”写成的小说,据作者自称,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具有当代生活经验,就可以读懂这本书,文盲可以和知识人一样。因为“天书”世上没有人能读得懂,所以人人都能读懂的书就称为“地书”。这书全部用“标识符号”组成,我也没看过,但《读书》杂志2007年曾有过介绍。

有人撰文说,明确提出“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是近代学者汪律本(徽州歙县人,清光绪年间举人);徐霞客说的是“登黄山天下无山”。

1901年,袁世凯用一万两白银购进了一辆奔驰小轿车,送给慈禧作为六十大寿的贡礼。慈禧大喜,一有时间,便在皇宫中坐着汽车兜风。大太监李莲英认为:开车的是个奴才,整天坐在太后前面有失体统;于是,他便命令司机要跪着开车。后来,司机因不能用手代替脚来踩油门和刹车,在路上险些酿成车祸。慈禧也渐渐对坐汽车失去了兴致。

桑兵(中山大学教授)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经过考证指出,梁启超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的故事不可靠。他的考证结果是吴宓推荐陈寅恪任清华研究院导师,而非梁启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写的是夏日清晨景象,指蒹葭上面的露珠像霜一样,而非秋天。《枫桥夜泊》里的“乌啼”据说并不是乌鸦的啼叫,而是“乌啼村”;“江枫”也不指岸边的枫树,而是指“江村桥”和“枫桥”。但即使上述说法属实,人们还是相信误读,欣赏误读之美。不然的话,“秋水伊人”的美感没有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的意境也没有了,这世界将失去多少情趣呢!

人们常常把山海关当作明长城东端的起点,而实际上,明长城东端应是鸭绿江边的凤凰城(现在有说虎山的,不知是否同一个地方)。明朝时把万里长城沿线划分成九个防区,最东边一镇为辽东镇,其管辖范围即为东起凤凰城西到山海关这一段长城。

一般认为,六和塔建于宋开宝三年,即公元970年,智觉禅师在钱王寺废院的基础上,以镇江潮的名义而兴建的。最近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的应先生在《义乌应氏宗谱》上发现,六和塔始建于东晋太和三年,即公元368年,江南应氏始祖应詹的儿子为纪念父亲改葬钱塘赤水乡而建。有人考证,应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有论者认为,“三顾茅庐”非历史真相,诸葛亮是主动登门自见,依据是《魏略》:“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因《魏略》为三国时魏人鱼豢所作,成书于《三国志》之前,系当代人实录当代史,故更为可信。

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一种谬误。无论是达尔文,还是其他著名的进化论者,都没有说过人类是从黑猩猩、大猩猩或其他现存的猿类进化而来。他们仅仅宣称,猴子与人类是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而他们的共同祖先在距今数百万年前已经消亡。

“物竞天择”的内涵并不就是“弱肉强食”。达尔文的原意是讲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竞争,有时候是靠碰运气的,譬如足够强大的恐龙因环境的剧烈变化而灭绝;此外,弱肉强食也无法解释生物的多样性。

严谨的学者喜欢用“演化”一词来代替“进化”。演化无所谓进还是退,在自然生存法则面前,进和退都不失为一种好选择。演化的真谛是变异和自然选择,这并无优劣之分,只是环境差异和偶然机遇导致了成功与失败。

宋人郑思肖为防文字狱,把他的《心史》藏于苏州承天寺一井内,三百五十六年后(明朝)由寺僧君慧上人浚井得之,才公之于世。

江湖算命先生常自称“某半仙”,倘称全仙,则顾客要求句句灵验;妙在一半是仙,一半是人,半准半不准,准有理,不准也有理。好个“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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