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一词，据悉出自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唐昭宗幸华州，……作《菩萨蛮》辞三章，……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题跋内容多为对书画的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分而言之，有曰：题，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字。看来，“题跋”同“序跋”大概还是有些差异的。我的感觉（不知是否正确），“序跋”是印书之前写好，是作为书籍的组成部分印刷出版的；“题跋”则是见到成品（字画、碑帖等）之后，再写上去（写出来）的。
不过此启功“题跋卷”并不只收题跋，还有其他类文章，包括怀人记事散文等，也有为几部书作的序跋（“题跋”范围或本包含“序跋”）。启功先生在“前言”中说，“此册所收，率为题跋及谈艺札记之篇”“兼收题识专文及谈艺之作，总以'题跋’颜之”，意谓“杂书纪事亦在其中，并不尽专属'书后’'题跋’也”。
书中有些文章也在别的地方看过，如开头几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学林漫录》连载过启先生的《坚净居题跋》，因此“题跋”也已经看过一部分，但这次还是重新全部看了一遍。虽然书中讲的大多为书画、诗词等艺术门类，我是门外汉，但有时讲艺术就要讲到艺术家，也会写到一些有趣的事；深的不懂，也可能读到较浅显的扫盲启蒙知识，因此还是开卷有益的。
印象较深的是讲溥心畬先生，溥心畬是著名艺术家，擅长书画（其主要成就可上网搜索）；据悉，其书画类作品（视同国宝）列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限制出境名家名单中。溥先生与启功先生都是大清皇族，溥先生辈份高，是启先生的曾祖辈（远房太公）。启先生说，溥先生和他家又是亲戚，“他相当是我的表叔”；论文学艺术，则“是我一位深承教诲的恩师”。溥先生膂力很强，从小学过太极拳，腕力极大，他的画凡见笔划线条处，无不坚刚有力。启功先生说，溥先生写字写到兴高采烈时，末笔写完，笔已离开纸面，手中执笔还在空中抖动，旁观者喝彩，他也常抬头张口，向人“哈”的一声，自惊地一笑。
关于心畬先生的画艺，启先生讲，有一次临摹一卷古代无款山水，“我的临本可以说连山头小树、苔痕细点，都极忠实地不差位置，回头再看先生节临的几段，远远不及我钩摹的那么准确，但先生的临本古雅超脱，可以大胆地肯定说竟比原件提高若干度”。（超过原件的评价，绝无仅有！)启功先生又说，溥先生作画有一毛病，即是懒于构图起稿，常常令学生把影印的古画用另纸放大。后来应酬笔墨太多太忙时，自己钩勒出主要的笔道，如山石轮廓、树木枝干、房屋框架，以及重要的苔点等等，令学生们去加染颜色或增些石皴树叶。启先生见过这类半成品，上边已有溥心畬署款盖章。有人持来请启先生鉴定，他即为之题跋，并劝藏者不必请人补全，因为这正足以见到溥心畬用笔的主次、先后，比补全的作品还有价值。启先生说，心畬先生有一件流传的故事，谈者常当作笑柄：有一次求画人问溥心畬，所求的那件画成了没有，溥手指另一房屋说“问他们画得了没有”，听起来好像家中有许多代笔伪作；其实，所谓“问他们画成”的，只是加工补缀部分。
一次张大千到溥心畬家中作客，溥先生打开一个箱子，里边都是自己的作品，请张先生选取。大千先生拿了一张没有布景的骆驼，心畬先生当时题写上款。一张大书案，二位各坐一边，旁边放着许多张单幅的册页纸。两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好似不加思索地运笔如飞。一张纸上或画一树一石、或画一花一鸟，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掷回给对方。大约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那些已完成或半完成的册页，二位分手时各分一半，随后补完或题款。启功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受到最大最奇的一次教导。
书中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很多，略举几例：
有人误传文征明原名璧，说因宋末文天祥抗敌不屈而死，其子（名璧）出仕元朝，文征明耻与同名，才以字行。于是出现了许多玉璧名款的文氏书画。其实文氏名壁（从土），字征明。兄名奎、弟名室，都用星宿名。约在四十岁后，以字行，又取字征仲。
古代人常自称己名（如苏轼自己称“轼”，朱熹自己称“熹”），没有用“某”字自作代称的。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称作“某”的，都是旁人记述这个人的话。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自己称“某”。有时听到二人谈话，当自指本人时，常说“我张某人”“我李某人”，他们并不是要自讳其名，而是习而不察，成为惯例。
赤壁一地，聚讼极多，东坡一赋，恰为自诩博学之徒增一口实：以为博学如东坡，竟有误用之典，误指之地，而我独得而纠之，其足以压倒东坡。安知东坡集中，本曾自言其地属于传闻，词中亦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今人解此词者多矣，于“故国”“华发”数句，多纡曲其辞，盖不敢以周瑜神游见诸笔墨。故国者，周瑜之故国也；周瑜往矣，“故国神游”者，诗人设想周郎之神来游其故国也。“多情”者，谓周郎之多情也；以彼之英发，见我之早衰，自应相笑。然其相笑，非由鄙弃，正见其“多情”耳；正如辛稼轩词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八大山人名字失传已久，《画史》传记多书“朱耷”，而山人真迹署款，“八大山人”之外，或署“驴”，或署“屋驴”等，未尝有作“耷”者。后因忆及仙人骑白驴故事，乃悟“耷”盖“驴”之俗字。作画史传记者殆嫌驴名未雅，因变体书之，不知山人自署固不作“耷”也。
张旭观公主与担夫争道而悟笔法事，不知争道之说，常以为相逢狭路，攘臂而争之走道也。其实，所博盖围棋、双陆一类，所争，局上行道耳。按公主担夫所争，藉使果为驰道，然公主出行必有导从，骤遇担夫，无待手自对搏。可见其为争博局之道，更无疑矣。
画有赝作，人所习知，然其中亦有等差。他人点染，自署姓名，是为代笔。揣摩名家，效其笔迹，是为伪作。以次等笔迹改易款字，以冒大家，是为割换。唐宋佳作，多无款识，后人妄题某家名字，捕风捉影，反成蛇足，是为添款。影摹名画，钩填款字，翻刻印章，以充原作，是为摹本。
张廉卿书，吾初病其斧凿痕太甚，如观吞刀吐火，使人心悸不怡。继见其未尝无沉着痛快处，如听口吃人诉冤，虽期期艾艾，亦自有其情理在。近又觉其盲行跛履，纵或自如，以视长驱阔步者，终自有别。真妙喻。
有清旗下人乳名率以“哥”称，如“福哥”“永哥”等。称女子之未嫁者曰“哥哥”；称少男曰“阿哥”，如汉人之称少爷。其后欲别于汉人之习称，则改“哥”为“格”，仍读作阴平之声。
有清末叶，公私文牍，若“羣”不能作“群”，恐君与羊平；“伏”不能有点，恐人作犬伏者。俗愈薄则讳愈奇，而清祚于是不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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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胜举。书中内容，有的已经写过专文，如讲陈垣夫子；有的已经另文引述，如郑板桥并无“青藤门下走狗”印（实为“青藤门下牛马走”），画家范宽因性温厚时人称之为“范宽”（“宽”是诨号，犹包拯之称“包黑”），乞丐集团标志“杆儿”来历传闻，《多宝塔碑》非颜真卿书，等等，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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