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转移文章(20181218)
《廿二史劄记》上下两册,清赵翼撰,今年以来,陆陆续续,前段时间终于翻看完毕。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我知道他还有《陔余丛考》《瓯北诗话》等著作。
廿二史,实际上涉及二十四史,作者把(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各算一种了。他在《廿二史劄记小引》中自叙:“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书显而义浅,便于流(浏)览,爰取为日课。”这当然是自谦。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经与史哪里分得这么清楚?古代文史哲其实是不分的。钱大昕“序”也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他佩服赵翼居然“撝谦自下如此”,“读先生书,或冀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虽然如此,当时学者可能确实不很重视史学(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即使治史,也多为先秦史,很多人还只以治经之余力研究历史。按王树民先生(《廿二史劄记》校正者)的说法,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二十四史缺《明史》与《旧五代史》,是真正二十二史,与赵翼的廿二史不同)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此类产物。
我感觉赵翼读书非常认真,又善比对。该书的一大特点是“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不列稗史,只以正史互勘。为什么会这样?作者的观点是,当时修史书者一定已经搜集了各种相关记载资料,没有写进去的原因是比较以后认为不可信,现在如又以那些当时丢弃的资料来“证明”史文的毛病,那就“不免贻讥有识”了。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看今天钻故纸堆的“学者”大多有此通病。
因此书涉及二十四史,“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看了这书,“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亦)皆可晓然”。李慈铭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掇拾书中一些内容(不作归类分析)
司马迁并不是因遭李陵之祸才发愤著《史记》的。司马迁为太史令在元封二年,那时就开始编纂史事;遭李陵之祸是天汉二年,已经10年;任安“抱不测之罪”(《报任安书》)为征和二年,距天汉二年又经8年;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前后共18年。任安死后,司马迁还活着,必然对书还有修改,“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司马迁作史年岁)
《史记》与《汉书》对同一事件记载有误差。《史记·匈奴传》载李广利降匈奴是天汉四年事,而《汉书·武帝记》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与天汉四年相隔7年)。“不知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但赵翼分析后还是认为《汉书》正确。为什么?那是《史记》该部分文字为褚少孙作补时窜入,“故年代错误也”。(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司马相如传赞》有“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句,赵翼说:“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皇帝年号是汉武帝时建立的,古代没有;汉武帝的建元、元光也是后来追建的。《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如果武帝登极即建年号,则“武帝六年”便应说“建元六年”。(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写天地(天人)感应很有趣。“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至《诗》《礼》《乐》,“已多详于人事”;刘向治《谷梁》,“傅以《洪范》,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五行志》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为什么这样呢?古人认为,“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好像人的五脏六腑,有病“则气色发于面”。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谷永(西汉官员)说,“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汉儒言灾异)汉文帝诏,“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汉重日食)
先生,古时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如《史记·晁错传》“错初学于张恢先所”,《汉书》则云“初学于张恢生所”。(先生或只称一字)
很多诏书是皇帝自拟,而非代笔。如汉章帝诏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臣子代为起草的话,估计不敢这样说。(汉帝多自作诏)
皇、帝的差别:身有天下者称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称皇。(外藩入继追尊本生)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从子孙而言,一般“夫在不称太”,但也有例外。(夫在称太)
《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致同作一传,“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抄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陈寿《三国志》“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因“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也”。蜀志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是因为陈寿曾仕蜀,“不忍书故主之名”。作者看书真仔细!(三国志书法)
荆州本是刘表的地盘,并不是孙权的地方。曹操南下,孙联刘备以共同对敌,“但自救危亡”,根本没有取荆州之意,因此借荆州之说,“非当日情事也”。本不属于自己,何能借人?(借荆州之非)
“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各朝“禅代”实出于无奈,都是假的,但也要讲面子。曹操不敢称帝,至曹丕,汉帝下禅诏还推让再四才即位,“有揖让之风”。(禅代)“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而语矣。”(魏晋禅代不同)
唐人修史时,避讳法有三:如“虎”“渊”等,人名有字则称字;或直接删去,如萧渊藻为萧藻,韩擒虎为韩擒;或以文义改字,如陶渊明改为陶泉明。其后讳“世”为代,“民”为人,“治”为理。(唐人避讳之法)
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沈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徐爰作《宋书》于宋朝,不得不讳。(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古来人君即位,戴白纱帽,“本太子由丧次即位之制”;但也有杀帝之后即位“犹著乌纱帽”者。(人君即位冠白纱帽)
古代有太子,无太孙,但晋惠帝、齐武帝、金世宗、明太祖因皇太子先卒,便立了皇太孙。后也有太子又立太孙者,并且(晋以后)还有皇太弟。(皇太孙,皇太弟)
按汉制,开国之君称祖,以下都称宗。自曹魏开始,三代称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称祖,然亦须揆其功而祖之。”(后魏追谥之滥)
《元孝友传》:“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劫制为妇德,能妒为女工。”(北齐百官无妾)
一部《新唐书》“独缺两僧”,一为玄奘(高行),一为怀义(邪倖)。“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新书改编各传)
古时“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一般“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唐贞观时,除魏徵外还有很多直谏者,如薛收、虞世南谏猎,孙伏伽、温彦博谏人罪不当死。(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唐太宗、唐文宗等曾经想看对自己的记录,被史官拒绝。因为看了就不敢“直笔”,担心失真。(天子不观起居注)
当权者更改厌恶的人姓名,如武则天改别人姓为蟒、枭、蝮、虺等。(改恶人姓名)
《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直追《史记》”,“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用兵之名: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攻战得地:易得曰取,难得曰克,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欧史书法谨严)
史传人物太多,有时会重复。如《元史》速不台与雪不台、完者都与完者拔都、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其实是同一人。《旧唐书》列传72与94都有杨朝晟,51与137都有王求礼;《宋史》列传116与212都有李熙靖;非同名同姓者。(史家一人两传)
辽代皇后一族都姓萧,(姓)是辽太宗所赐。那为什么辽太祖的高、曾、祖、父四代母亲也都称萧呢?应该是后人追氏的。(辽后族皆姓萧氏)
现在的介绍都说北京(京师至通州)的通惠河为元代郭守敬所开,其实最早开通惠河者是韩玉(《金史》有传),郭守敬只是“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蒙古文字成吉思汗时还没有,是后来才形成的。“元起朔漠,本无文字。”(元史)
三代(指夏商周)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这是国号取文义之始。(元建国号始用文义)
明祖朱元璋虽“以游丐起事”,但后来“文学明达,博古通今”,“能为散文”“兼习骈体”“熟于史事”“并留意经学”,完全不是“大老粗”。(明祖文义)
朱元璋以布衣成帝业,得力处在不嗜杀人;其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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