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的关系,本国的记录与对方的写法,会有多少差异?对比一下,有时非常可笑。敌对情况下,自不必说;就是友好状态时,对同一件事的记述,有时也会大相径庭。
有明一代,中日关系始终笼罩着倭寇的阴影,明政府苦于倭患,厉行海禁;永乐以后,实行了“勘合”制度。所谓“勘合”,其实是明朝政府颁发的一种特许贸易证,除允许持有“勘合”的外国船只前来“朝贡”兼贸易外,其他海上往来一概禁绝。明政府以允许“朝贡”为条件和日本当权者做交易,摆起“大国”的架子,要求日本奉表称臣,并指望通过日本幕府镇压倭寇。日本方面,当时处在连年战乱之后,幕府财源枯竭,由于“朝贡”贸易有惊人的巨利,希望尽量扩大贸易规模;各藩侯寺社也纷纷伸手插足,甚至为了争夺“勘合”引起内争。但同时,在日本内部,也有人反对向明朝称臣納贡,认为这是“辱国外交”。
永乐十五年(1417)明政府曾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责备日本“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关于此事,《明实录》载:“行人吕渊自日本还,其国王源义持遣日、隅、萨三州刺史岛津滕存忠等奉表随来谢罪,……上以其词顺,特恕其罪。”《明史·日本传》记为:“……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愿贷罪,容其朝贡。”事实真是这样吗?
日本僧人周凤编有一本《善邻国宝记》,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中日关系史。周凤既是佛教徒,又是汉文学家,《善邻国宝记》全书都用中文,其书名可能来自《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强调“善邻为宝”。该书中说,足利义持(即源义持)继任幕府将军后,不满前任将军对中国的屈辱态度,一度决心和明朝断绝国交。永乐十七年吕渊再次出使日本时,幕府在《谕大明使者》文中明确宣布“永绝外国之通问”,并责问吕渊:“去岁使船重来,亦使等持长老重传些趣,使臣归到本国,胡不以此意达尔主耶?”(上次你们来时,我已派某长老传达这意思,你们回去后为何不向皇帝报告?)《善邻国宝记》还收录了吕渊第二次到日本后给幕府的信,内言:“去岁……来日本国公干,令人通报,国王命古幢长老到海滨,未曾详审来意。长老旋车后,一向音讯不闻。”可见上年吕渊到日本是碰了钉子回去的,根本没有什么谴使“奉表随来谢罪”。那么明朝政府接待的日本幕府使者(谢罪者)估计是冒充的,吕渊可能怕朝廷问罪,不敢如实报告,或竟通同作弊了。
周凤在《善邻国宝记》中,还批评足利义满(义持之父)在国书中用明朝年号、向明朝称“臣”,有“臣于外国之嫌”。在他起草的遣大明书中,有“黄河北流,一清以生上圣;白日西照,再中以发皇明”句,自注“黄河”代表中国,“白日”代表日本,说明中、日两国不分上下。我们仔细品味这句话,岂是平等,不分上下?意思很明显,“大日本者,神国也”。
《善邻国宝记》也收录一些原始资料、备忘录,如日本从公元985年以后即不再铸钱,流通所需的铜钱全靠从中国进口;足利幕府时代,领主占有多少土地,也以永乐钱为标准计算,当时称为“永高”。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献》第八辑载有一篇介绍《善邻国宝记》的文章。查孔夫子旧书网,有《善邻国宝记》复印本(底本为民国十七年东方学会排印本)出售,消息供有研究兴趣者参考;我不研究,只拾人牙慧,“述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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