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的关系，本国的记录与对方的写法，会有多少差异？对比一下，有时非常可笑。敌对情况下，自不必说；就是友好状态时，对同一件事的记述，有时也会大相径庭。
有明一代，中日关系始终笼罩着倭寇的阴影，明政府苦于倭患，厉行海禁；永乐以后，实行了“勘合”制度。所谓“勘合”，其实是明朝政府颁发的一种特许贸易证，除允许持有“勘合”的外国船只前来“朝贡”兼贸易外，其他海上往来一概禁绝。明政府以允许“朝贡”为条件和日本当权者做交易，摆起“大国”的架子，要求日本奉表称臣，并指望通过日本幕府镇压倭寇。日本方面，当时处在连年战乱之后，幕府财源枯竭，由于“朝贡”贸易有惊人的巨利，希望尽量扩大贸易规模；各藩侯寺社也纷纷伸手插足，甚至为了争夺“勘合”引起内争。但同时，在日本内部，也有人反对向明朝称臣納贡，认为这是“辱国外交”。
永乐十五年（1417）明政府曾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责备日本“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关于此事，《明实录》载：“行人吕渊自日本还，其国王源义持遣日、隅、萨三州刺史岛津滕存忠等奉表随来谢罪，……上以其词顺，特恕其罪。”《明史·日本传》记为：“……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愿贷罪，容其朝贡。”事实真是这样吗？
日本僧人周凤编有一本《善邻国宝记》，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中日关系史。周凤既是佛教徒，又是汉文学家，《善邻国宝记》全书都用中文，其书名可能来自《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强调“善邻为宝”。该书中说，足利义持（即源义持）继任幕府将军后，不满前任将军对中国的屈辱态度，一度决心和明朝断绝国交。永乐十七年吕渊再次出使日本时，幕府在《谕大明使者》文中明确宣布“永绝外国之通问”，并责问吕渊：“去岁使船重来，亦使等持长老重传些趣，使臣归到本国，胡不以此意达尔主耶？”（上次你们来时，我已派某长老传达这意思，你们回去后为何不向皇帝报告？）《善邻国宝记》还收录了吕渊第二次到日本后给幕府的信，内言：“去岁……来日本国公干，令人通报，国王命古幢长老到海滨，未曾详审来意。长老旋车后，一向音讯不闻。”可见上年吕渊到日本是碰了钉子回去的，根本没有什么谴使“奉表随来谢罪”。那么明朝政府接待的日本幕府使者（谢罪者）估计是冒充的，吕渊可能怕朝廷问罪，不敢如实报告，或竟通同作弊了。
周凤在《善邻国宝记》中，还批评足利义满（义持之父）在国书中用明朝年号、向明朝称“臣”，有“臣于外国之嫌”。在他起草的遣大明书中，有“黄河北流，一清以生上圣；白日西照，再中以发皇明”句，自注“黄河”代表中国，“白日”代表日本，说明中、日两国不分上下。我们仔细品味这句话，岂是平等，不分上下？意思很明显，“大日本者，神国也”。
《善邻国宝记》也收录一些原始资料、备忘录，如日本从公元985年以后即不再铸钱，流通所需的铜钱全靠从中国进口；足利幕府时代，领主占有多少土地，也以永乐钱为标准计算，当时称为“永高”。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献》第八辑载有一篇介绍《善邻国宝记》的文章。查孔夫子旧书网，有《善邻国宝记》复印本（底本为民国十七年东方学会排印本）出售，消息供有研究兴趣者参考；我不研究，只拾人牙慧，“述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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