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发展到盛唐，狂草成熟。在流动中求得笔法、节奏、线条、结构的丰富变化，成为草书不可移易的定则。黄庭坚是钦服唐人狂草的，对张旭、怀素都有会心之论，自言“得藏真（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
《廉颇蔺相如列传》作为山谷51岁时的成熟代表作，此帖已走出了早期《花气诗帖》用笔生硬、少圆转的起步状态，更加完善了中期《杜甫寄贺兰铦诗帖》笔法圆劲、笔势连绵的特点。
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
悟得草书要义的黄庭坚，其草书却一改唐人旧法，速度放慢，略加顿挫，在许多地方放弃线条的连续而着意于空间的摆布，结果形成与唐人迥然不同的一种风格。
“草书之法，至此又一变矣”（姜夔语）。
黄庭坚的草书，线条中奔放的气势当然不能与唐人相比，但空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变化的丰富性，却不让于唐人。 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
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
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
有学者评：“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黄庭坚所作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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