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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古籍专家陈红彦:《永乐大典》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义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主讲“《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2月5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竺佳怡)下周四,国家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将首次出京展览,在湖北省图书馆与武汉观众见面。12月4日上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受邀来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为武汉读者详尽介绍了《永乐大典》,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早于正本、副本的《永乐大典》原稿,在南京因失火被焚    

上午9时30分,省图报告厅座无虚席。陈红彦主讲的内容包括《永乐大典》成书经过、《永乐大典》的编纂方式、《永乐大典》的价值、《永乐大典》的流散及聚合、《永乐大典》的保护修复及出版传播等方面内容。

12月3日,省图邀请媒体提前探展,长江日报记者于4日发稿《<永乐大典>3册原件将来汉展览,所载内容涉及黄鹤楼》,介绍了《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3册参展原件的内容,以及世人对大典正本去向的推测。

2020年7月在法国拍卖购回的两册《永乐大典》。

陈红彦介绍,去年7月7日到8日,两册《永乐大典》在法国拍卖,中国图书馆人、文博人、学者、收藏家的手机被不断刷屏,主题就是两册《永乐大典》回家了,那个拍卖锤落下的夜晚,不知有多少人激动不已,夜不能寐。

两册书812万欧元,合6700万人民币,如果按通常的计算方式,一册书50页计算,一页就是67万元。过去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永乐大典》一页就是30页宋版的价格了。

黄点处为明朝北京宫城中藏《永乐大典》正本的文楼。

《永乐大典》编成后未刻版,只抄写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时,朱棣令撰修陈循挑选文渊阁藏书100柜及《大典》运到北京,《大典》贮存于北京宫城内的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文渊阁所藏《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均付之一炬,藏于文楼的《大典》遂成为孤本,是为正本。1521年,嘉靖皇帝为预防不测,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后,正本留在北京宫内藏书楼文渊阁,明亡之后,不知下落。

1562年秋,嘉靖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重录《大典》。重录前,他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页,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录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后来成为明万历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当年也在重录班子里参加抄写工作。

副本抄录完成后,存放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此前后,不少清朝官员随手将《大典》偷走不少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东交民巷比邻的翰林院,因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敬一亭被毁,《大典》几乎全部被焚毁,甚至还被用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幸存的残本被肆意抢掠,散落世界各地。    

副本屡遭劫难,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流传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仅剩400余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教育部咨请国务院转移《永乐大典》的公文。

1912年,鲁迅任职教育部时,将仅存64册《永乐大典》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到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大典》副本存藏处翰林院已仅剩64册。

1912年,鲁迅(周树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

1933年5月,北平图书馆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善本运往中国台湾,目前暂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包括62册《永乐大典》。

从抗战开始,郑振铎等爱国文化人士就不断为收集古籍善本努力。1949年后,苏联不少高校、图书馆归还不少册《永乐大典》给中国。国内爱国人士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陆续向国家捐出《永乐大典》若干册,这些构成今天国家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副本原件的基础。

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

近些年,国家图书馆仍在陆续收到海内外捐出的《永乐大典》副本原件或影印件。

参照《大典》插图里的门建造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门

说到《永乐大典》的价值,陈红彦特别提到可从中辑录已失传的文献。

《永乐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明代所存的文献几乎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从知识门类讲,“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可谓包罗万象。

明朝文渊阁所藏各类图书,到万历年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时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永乐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清乾隆帝编《四库全书》时,许多文献已轶失,从《永乐大典》里辑录了书籍300多种,包括《旧五代史》这样的正史。

郑振铎先生曾经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木门,设计样式就是参照山东掖县孙洪林家中那册《永乐大典》插图里的门。

《大典》中有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木门,设计样式就是参照山东掖县孙洪林家中那册《永乐大典》插图里的门。

2004年,国家图书馆完成163册《大典》影印出版。

如今,四百余册《大典》残本星散于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单位。相关专家很早就倡议影印,许多海外《大典》影印本在陆续回归。2004年,国家图书馆完成163册《大典》影印出版。2014年,中央政府曾颁赠澳门大学《大典》影印本。

2007年加拿大华人袁女士旧藏1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以来,又有多册《永乐大典》以影印出版方式回归。近十年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24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3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1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4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19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2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2册、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册、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1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册,作了影印出版。

陈红彦说,《永乐大典》本身就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义。《永乐大典》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保护《永乐大典》这样的优秀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

【编辑: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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