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树梅（1881～1967）[1]，字臞仙，号雪禅，亦号梅居士，和纳山人，盘龙山人，晚号红豆老人，晋宁县鷎睢厂村（今为方家营村）人。他以“阐扬吾滇文献”[2]为己任，终身锐意云南文献的博搜罗致、整理编纂。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贫俭自甘，“不宝人所宝，惟宝滇人粹”，为保存云南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云南文献，作出示范，令晚学后进景慕。且先生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和学术理念，嘉惠学林不浅。
近年来，总结方树梅先生对其癖好领域及其生平事迹的专题研究论文多有刊布。[3]然而，对其在“阐扬吾滇文献”方面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加强对方树梅先生的研究，不仅可以对为维系滇省文脉作出巨大业绩和页献的”有清一代目师劦扉以迄哀树五诸氏[4]，作一次全面系统的跟踪，了解滇省地方文献史之学术成果、学术群体及学术传承，更可推动云南学术史、地方文献学的深入研究；拓展、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典籍的研究领域。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及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文献搜集整理、编纂研究和文献收藏及其学术理念等方面对方树梅先生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方树梅终身力行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研究。他稽考史乘，编史修志，或吟诗作赋，或寄情翰墨丹青，日夜讎书兼著述，撰下数为可观的文字，实有裨于云南历史文化之发展。
（一）参与丛书、方志、诗文总汇等大型工程的整编、纂修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边疆危机，在云南地方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滇学学者[5]，这批滇学学者弘扬、光大乡邦文化的意识十分自觉和强烈。他们或游宦内陆，或留学海外，眼界开阔，识见卓特，对乡邦文化别有一份依赖和热爱。他们“集滇贤之大成，开滇人之学风”，“订伪以理惑、考订以存真、访佚以阐出、纂实以成绪”。在取材上，博采经史、传志和地方史料、诗文以及金石文字、杂记、游记、笔记、类书、文集等。在辑刻丛书、编目录、修通志、汇编文献等大型工作中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了《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滇文丛录》《滇诗丛录》等大型文化工程。
其间，方树梅所作出的贡献尤值得注意。先生将多年搜访所得成果都分别整理并提供给云南省志馆、云南丛书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等单位，以作纂修通志、辑刻丛书、研究参考或编辑书目之用。此外，周惺庵主持通志馆事宜时，“于筹期荐梅任为干事，嘱拟通志、县志两纲目及采访条例”。正式编纂，“又荐梅分纂艺文考；各分纂稿交齐，到海源寺总核，荐任为编审”[6]。臞仙先生除出色完成自己所分担篇目《艺文考》的撰写外，又于1936年至1939年间，集中精力参与对已有全部初稿作大幅度补充修改；1941年至1943年间，为避日机空袭，他移居西郊海源寺，闭门伏案，将全书重作整理审改，直至最后定稿。故而《新纂云南通志》的编修，先生“自筹备至书成，俱在事”[7]，且始终担负编纂重任。
1925年以后，“癖于滇中文献”的方树梅，襄佐赵介庵、陈虚斋、秦璞安、袁树五诸先生，编校《云南丛书》，“垂十年”[8]。《云南丛书》初编、二编都是收入本省人著作，方树梅建议当收外省人著作有关滇事者为三编，以便考究滇南文献掌故。对这条建设性意见，赵藩深以为然，于是嘱方树梅拟目，得书三十余种，只可惜后来因故丛书三编始终未编印。在诗、文丛的纂辑过程中，臞仙先生亦用力较多。对此，其年录中有明确记载，“《文丛》归璞安师，《诗丛》归树五先生总其成。梅襄助于二者之间。赵澄宝移交之稿，文丛检交璞安师，诗丛存梅所，偕树五先生同纂”[9]。
（二）编制乡贤年谱，注重对地方先贤名士的考证
第一，积极编制乡贤年谱。
历史知名人物的生卒年，在传记中往往能查到，但要查找名不见经传的乡贤，却没有那么顺利。方树梅十分重视引为邦家之光的乡贤年谱的编制。他周稽博考，博观约取，编纂了《杨文襄公年谱》《担当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师荔扉年谱》等。先生纂各滇贤年谱，“非仅为先友，盖以一生尽瘁乡邦文献，景行仰止之忱，激发不容自已也”[10]。先生为表彰文献，其网罗故失之勤实在可钦，其风义更为可敬。
第二，注重对云南地方人士生平事迹的考证。
对于明清时期著录云南籍人物的传记，时有钱仪吉、缪荃孙、闵葆之三家碑传集，可惜所录滇人甚少，方树梅认为不无遗憾，乃发愿专辑明清两代碑传，以“补三家碑传之不及”[11]。先生参三家体例，而斟酌损益，纂成《滇南碑传集》。书中依职位、行宜分类汇列，共收录明清至民国初年云南各方面人物传记、墓表、碑铭四百余人五百余篇，共三十二卷，卷末附录一卷，实为三十二卷。从明宰辅、明清部院大臣到佐杂、列女、方外等，尽收其中。当时，顾颉刚任教云南大学，闻此书完稿，认为是一部攸关云南文献之书，云南丛书中尚无此巨制，特介绍北京图书馆交开明书局印行。
该书“取材博，定例严，审事核，厘体正”。冯尔康称：“涉及清人的区域性传集想来会有几部，唯笔者仅见到《滇南碑传集》一种。”[12]于乃义也称誉道：“《滇南碑传集》开了云南传记著述的新纪元。”[13]可见此书的特殊性和珍贵性。为了衔接民国以来滇人碑传，方树梅先生又多方搜集资料，编成《续滇南碑传集》，收民国时期云南各方面知名人士，特别是辛亥起义、护国出师、抗日御侮三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碑传。先生为人为学极重品节，“用意极为正大”，“不事标榜，不循情面”，因而其“恭敬桑梓”，使“金碧英灵”精神永存的著述目的和理念亦得以实现和光扬。
（三）编制《明清滇人著述书目》
方树梅特别注重对图书源流的考证，他随采随著录书名、作者籍贯、官衔、图书存佚情况等。《云南艺文考》一书就是经其二十余年搜访才编撰而成的。而今，此书已收入《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十一卷至八十卷。其中，滇人著述之书八卷，记载滇事之书二卷，该书大部分著录都是方树梅见到原书的。1944年，滇人著述部分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自《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中抽出加以排印，并题为《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收入《西南研究丛书》。
该书目“依四库全书例”[14]，分类编排，四部中又“分类採列”[15]。比如史部又分为诏令奏议、传记等十三类。部分图书撰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提举每书要义大旨，品评得失，考辨讹误及图书存佚情况。方国瑜曾称誉道：“所著录滇人著述经、史、子、集四部，凡一千四百六十余种，已称详备。”[16]
此外，该书目中所著录的许多散佚古籍更值得珍视。虽然很多古籍今天已不见流传，但是通过书目中的简要评述，还能大致知晓它们的内容，这就为后来古籍的考证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即便有的提要简略到仅录散佚古籍的书名、卷数、著者，然这些也可以为后人考辨古籍的真伪异同留下了可供凭借的蛛丝马迹。
（四）纂修了几部集大成的资料汇编
鉴于滇诗总集，虽编辑达七八次，搜罗大致全面，纂辑也可谓大备。[17]然而令人抱憾的是，但凡省外人之仕宦、幕客、谪戍、经商以及闲游者之于滇之山川、名胜、古迹、风俗留有题咏及与滇人酬和之古、近体诗，却尚无人搜采而汇纂，于是方树梅于滇贤所作之外，注意网罗，数十年来，所得甚多，于滇有关的，按时代将汉至民国的佳作分别加以编辑，随采随录，至近代生存者亦采入，编为《历代滇游诗钞》三十卷。先生此举，可谓用力勤而收集富，“不唯传诗，抑且传人”，岂仅骚坛之光，亦可备史乘之助。
此外，方树梅在搜访云南流散文献的同时，本着“不以人传诗，而以诗传人”的原则，选取于政治、风俗、教化有关者，得两千余百首，汇编为《历代滇诗选》二十卷。又将家乡晋宁邑人的诗文及外属人所写的有关晋宁之作，编为《晋宁诗文征》二十卷，分内外两编。内编录乡邦人之所作，外编录其外与乡邦有关之作。
这些资料汇编，既保存乡邦先贤文献于不坠，又“厚人伦、美风俗、发微阐幽”，嘉惠后世学人。先生爱乡敬贤之情，令人景仰。
（五）潜心研究云南地方文献，创造了大量学术精品
方树梅先生一生访求云南地方文献，专心致志于省志的编纂工作，不计其他。有人曾劝他多从事些著述，他回答说：“古人谓，述而不作，此乃圣人之言。吾但愿能使前贤心血传之永久，不敢滥肆笔墨，徒邀虚名，移祸枣梨，有误后世！”[18]话虽如此，抱不滥肆笔墨的态度，他还是撰著甚多。
有关地方志方面，方树梅继承我国编修志书的优良史学传统，着力收集文献资料及口碑资料，撰写了一系列志书。与李培元发起续修《晋宁县志》，又将多年缀辑有关太华山的记载，编成《太华山志》十二卷。此外，还编有《和纳山志》《翠湖小纪》《滇会痕影录》《天女城志》《晋宁乡土志》等。这些都是地方特点鲜明的专门性志书。
有关云南历史人物方面，方树梅一一浏览《景泰云南图经志》等明代云南方志，并参考从汉至元的正史、别史、杂史等有关滇人著述及资料，引用这些书，各加旁注及按语，补缺正误，撰写了《汉至元耆旧传》，拟再加列女、方外，编为四卷，更名为《古滇人物考》。此书与《滇南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一道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可以说，“有此三书在手，云南数千载重要人物已可概见”[19]。此外，方树梅考得滇南自明至近代已故而无碑传之学者生卒，得二百有二人，编成《滇南学者生卒考》。先生在其序言中说道：“昔史公过大梁而慨想夷门，赵文子观九原而归心随会，况地近桑梓，谊同父祖者乎。凡我滇人当亦有同情已。”
还有，《南诏野史》一书，明清有数种，于史法未严谨。方树梅认为“南诏”限唐宋两代，元置行省，已不合称“南诏”[20]。前人撰野史者，不唯涉及元代，而明代亦多叙及。清乾隆间，胡蔚假托“杨慎本”而增订之，纪事至清初，杨慎之“月节词”亦收入，名宦、古迹，唐以前亦掺入。方树梅病此书谬疵百出，乃撰《南诏备征录》七卷，唐以前不收，宋以后不录。该方面的著作还有《滇王庄蹻考》、《云南省名考》、《云南乡贤事略》等。
有关诗文方面，方树梅将历年搜罗到的滇南各县古迹、祠庙、园林的佳联，按时代汇编为《滇联丛录》四卷，“湮没之名胜，得于此书中收存，可备遗亡”[21]。先生又将数十年所写的文章分类编成《学山楼文集》十卷，其中十之八九，与滇中文献有关。1960年，方树梅高龄八十，将《滇诗丛录》所未收之近代滇人吟诗，编成《滇南近代诗钞》二十卷。此外，还有《学山楼题词录》、《学山楼诗集》等。
方树梅自撰《臞仙年录》，对自己学术生平加以总结。先生“八十年来，读书求学，处世为人，生平性情，从事文化教育等，粗具梗概”[22]。李根源曾赠方树梅一首诗，形象地说明他的生平。诗文这样写道：“五华同学百余辈，著述如今有几人，收拾天南文献尽，故应松长老龙麟。”先生网罗浩博，剔抉甚严，文史著述繁多，上述著作，可谓云南地方史学界之奇葩，滇云文章之渊薮。只可惜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著作，多未付印，稿本和抄本分藏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直到近年来，先生的著作才逐渐出版问世。
云南虽地处边疆，然而却是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聚集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云南文物古籍的收藏颇受称道。而“学山楼”[23]的主人方树梅先生之所藏堪称云南整个收藏界的一枝奇葩。
（一）藏书事迹及流传
方氏祖辈三代均为秀才，堪称家学渊源。方树梅自幼聪颖过人，在其父教诲熏陶下，博学强记，凡经史百家，无不淹贯，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少年时即对家藏师范之《滇系》，袁文揆、袁文典《滇南文略》《滇南诗略》诵之入迷，决心长大后做一个像师范及袁氏昆仲那样对乡邦文化有所贡献的人。及至成人，读书用书，鉴别真伪，精搜细索成为癖好。是以一生节衣缩食，日积月累，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文献古籍。在滇省收藏先贤遗作的藏书家中，以先生首屈一指。
方树梅在晋宁方村建有“学山楼”以庋藏典籍。“楼中架列图书富”[24]，“娱目瑯環三万卷”[25]，且“经、史、子、集无不俱”[26]。入藏古籍及地方文献万余卷，有祖上留存下来的，也有他访求、收购的。去过“学山楼”参观的陈荣昌曾说：“吾友臞仙，好学嗜古，尤留意乡邦先贤遗著。若著作文学、若书若画，购置收藏，充牣邺架。”这充分说明“学山楼”的藏书，不仅数量甚丰，而且以云南地方文献见长。方树梅先生是一个以布衣之身从事藏书事业的人，能收集数万卷图书，数量上应当说是很可观的了。
1953年和1955年，他分别两次将其学山楼内数十年总共购得及钞录成册之四万多卷藏书及绢楮书画二百余帧尽数捐献给国家，其中多为云南地方志及有关记载云南历史、修志资料及地方性质的重要书籍。今天，藏有丰富云南文献的云南省图书馆，馆藏之一大特色是云南先贤、学者的遗著孤本、珍本特多，此实赖臞仙先生之力不少。
“学山楼”所藏图书后经过学人访求整理，部分订成《学山楼丛书未定稿》约八十九种，这些卷帖完整的稿本、抄本及原刻原印本，如今都保存在云南省图书馆，为现代的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别具一格的藏书特色
方树梅先生作为一名私人藏书家，与典籍收藏的全过程即访求、收购、鉴别、校勘、整序、编目、保管等诸环节相始终。每一部书的收藏，都经历了先生的艰苦访求。同时，他集著述、校勘、收藏为一身，或将图书内容转化为新的知识体系，或校订了图书中的讹误，或搜采异本、精于措理，或储存吐纳，促进了图书的流通；最难得的是先生用情于书，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积淀起丰厚的文化内蕴，显现出别具一格的藏书特色。
第一主动求购，四处搜访，“不惮劳瘁，不辞险远”，使地方文献图书得到聚集，并认真整理，详加校勘。方树梅生平酷爱乡邦文献，一旦听说有云南地方文献，一定会想方设法寻觅到。昆明的旧书店、旧书摊上每天都有他的踪迹，而每月的薪金也多半都换成了书。经过长期的发掘、收藏、积累，如清抄本《孙髯翁先生诗集》、稿本《谢石哉诗草》，嘉庆武昌刻《红茗山房诗集》等许多国内珍贵的善本、孤本都成为他的珍藏。清乾隆间下诏纂修《四库全书》时，令各省督抚搜订本地区文献进呈。当时云南巡抚李湖（江西南丰人）在访得多种云南文献后爱不释手，便以云南“蛮荒边远，无文献可言”为由，不予上交四库馆，私自带回江西，致使文献外流[27]，如云南最早的诗歌总集《沧海遗珠》、杨一清的《石淙诗钞》、兰茂的《滇南本草》、刘文征的《天启滇志》等，都流散到省外，后经方树梅“北游访书”，才使这些外流出去的文献，部分得以回归到云南。另外有的书是刻于省外的，如兰茂的《韵略易通》校刻于山东；《滇系》刻本于安徽望江，这些外地刻印的云南地方文献，都是经过先生的千里访求或传抄，才得入藏滇中。[28]为了聚集图书，先生“弃章服之荣，螂环之业，恶衣恶食，朝访夕求，凡齐、楚、燕、赵，吴、越，秦、晋，闻有备本，取邮筒往复，期必得而后已”。先生搜访、聚集、整理、庋藏之功，可谓“勤且力矣”。
第二，以藏为用。我国古代的很多私人藏书家往往只注重于图书的收藏而忽视流通与利用，甚至做出“凡非契交，例不示人”，“借书不孝”等规定，多为后人所诟病。他们保存图书之严，有如禁锢，使图书的流通与传播受到很大限制，也使藏书楼处于封闭状态。而方树梅则提倡“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藏书是为了利用，珍藏不等于密封。他常言：“图书之可贵，在其使用价值，为藏书而藏书者，浅陋人之所为。至若私储密室，独自占有，虽珍品千万，于世何与？”[29]先生对所辑资料从不垄断，对自己的藏书甚至善本秘籍，从来没有“秘而不宣”。每当“得一遗书秘册，必贻书相闻，有所借求，朝发而夕至”。如秦光玉编《滇文丛录》、《续云南备征志》，均“曾搜书相助”。姜亮夫先生撰《中国历代名人碑传年里总表》时，方树梅亦将所带之自撰《滇贤生卒考》相赠，以供其参考补充之用。同时，先生收集研考先贤遗文达到痴迷的程度，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之好，藏之高阁，向人炫耀，而是真正出于求知的渴望和治学的需要。为读书而藏，为流传为藏。为了整个学术事业的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捐献出来。值倡辑《云南丛书》，先生“平时所收弃者，尽送归选刊”[30]。《丛书》初编、二编已刻印者中的许多名著，都是方树梅先生采辑并加以整理、校勘而编入的，如最负盛名的明释法天的《朝天集》，杨一清《石淙诗钞》，李元阳《即园诗钞》，清师荔扉《二余堂诗稿》、《二余堂文稿》，王崧《乐山集》，刘大绅《寄庵诗文钞》，戴䌹孙《味雪斋诗文钞》，何彤云《赓缦堂全集》等，都是难得的稀世之作。其“学山楼”之庋藏，成为《云南丛书》编制的重要文献来源。以后又多次向晋宁图书馆、省图书馆捐赠图书资料，可见先生全出于爱滇之心，胸中毫无私学。
第三，编制书目解题，以利于揭示图书。为使所藏图书能为人所知，较好地流通利，用，先生自编书目或解题，从而使人们对“学山楼”的典藏“览目而知旨，观录而知同”。为此，先生编制了《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学山楼丛书目录》等，先生在编制的过程中，对书目的体制，继承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吸取公私藏书目录之长，也注意结合自己的藏书实际，对类目加以调整，使编出的书目更能反映藏书的现状，真正起到揭示、引导图书的作用。
私人藏书或许不为难事，但要藏出名堂，是一大难事。历代私藏家的共识是“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为”，收藏图书除须喜欢书之外，还得有经济上、精力上和学识上的保证，即使是很有钱的藏书家也都常常发出力不从心的感叹，对于“一介布衣穷儒”的方树梅先生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先生因性情所向，一生节衣缩食，甚而典当购书，终庋藏万卷。难得先生用情于书，终日兀兀“学山楼”，在其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除实现藏书、读书等基本目标外，还注意在藏书的过程和形式中，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内心的平静、悠逸。先生之为，光扬了先贤，亦必足以奖掖后起。
方树梅在其学术工作和长期实践活动中，在有关云南文献的诸多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和学术理念，贡献巨大。其中，部分已在前文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在此，试再概括、提炼一二。
（一）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突破以往志书编修范围，编纂专门性志书，以表扬云南物产。方树梅在积极参与各种县志、州志编纂的同时，还编纂了《滇南茶花小志》《滇南红豆集》等专门性志书。滇南茶花驰名天下，定为省花。昔人评有七绝十德，种类七十有二，明赵璧有《茶花谱》，张志淳有《芳记》，记杜鹃与山茶，可惜后人皆不得见。[31]方树梅于是编刻了《滇南茶花小志》三卷。他搜集所载品评滇南茶花之美盛者为卷一，无论古称或新誉考出七十二种为卷二，省内外古今名人题咏诗文为卷三。此外，滇南红豆甲于全国，方树梅“撰考二赋一，征省内外名家题咏得二百三十余首”[32]，定名为《滇南红豆集》。该书与《滇南茶花小志》同一性质，均为表扬云南特产。此二书记述虽嫌简略，但由于在纂修中，“远稽诸经，近考史籍，条分缕析，明白详尽”，对云南物产作了简要勾画，颇具参考价值。
其次，对云南书画、金石等载体的文献进行较全面的整理。“世以书画为小道，岂其然哉！仓颉六书，鬼为之哭；庖羲一画，天赖以开”[33]，可见二者见重于时由来已久。滇南明清两代，以书画名世者甚多，因边省道远，海内编纂书画集得见其作品，而著录者甚少。先生“癖滇贤书画，搜藏一二百件”，又博考志乘及私家著述，“即未搜得作品，见群书著录者抄出加于考证，总得三百余人”，“以学行诣力为准”，辑成《滇南书画录》，与袁嘉谷合辑《滇南书画集》。此二部书一出，滇南书画价值为之大增；同时，二者“非仅可供海内谈书画者之参稽，亦多足以补滇中各志乘之所不及”。此外，亦有《碑记汇录》一书，对金石加于著录。
再次，就是对云南口传文献的记录与整理。方树梅“得杨升庵《滇谚楹联》旧钞本，又取秦璞安《滇谚》，并摘抄范啸风《越谚》中之滇所相同者，汇为三卷”[34]，名为《滇谚汇钞》。该书“语浅意深，于社会一般人，有当法者，当戒者，所关不少”。
（二）搜讨广博，择取精严
在云南文献的征集方面，方树梅四处搜访，尽量拓宽渠道，广泛搜集云南地方出版物、云南地方人士（包括长期在云南工作的外籍人士）著述、云南地方史料，并不拘泥于“云南地方文献”必须是内容上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文献。这样，既丰富了藏书，又减少了采购经费。同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加校勘，考核极严。
方树梅早年即在昆明书院街、圆通街、四吉堆、升平坡等处古旧书画摊购得古滇名人如杨一清《石淙诗钞》、谢石臞《彩虹山房诗钞》、尹尚廉《玉案山房诗钞》、段昕《皆山堂诗集》、刘大绅《寄庵文钞》、徐敏《太华山诗纪》、严匡山《红茗山房诗钞》、何子缦《赓缦堂全集》等二十余种重要诗文集。20世纪30年代，又先后从私家和书肆传钞觅得：《松溪集》《抚松吟》《抱瓮轩诗钞》《朝天集》《二余堂文集》《袁苏亭遗集》《云南志钞》《唐尧官集》《南园诗存》《月川未定稿》等。另外，还购得师荔扉《山水画轴》和张溟洲《大海观澜图册》以及谷际歧《仙禽图》等书画。其足迹遍及昆明城乡市井，茶园街肆，书城图书馆和各个名胜古迹。历年购书约万卷，其收集之富，冠于滇中。其后，在北游访书的过程中，在北京访求到杨一清的《阁谕录》《密谕录》《吏部献纳稿》及《邃安集》、曹树翘的《滇南杂志》等。在天津，通过拜访任振彩，从任氏的“天香楼”里，访到李元阳纂修的《万历云南通志》原刻原印本，并征得任氏同意，得以晒蓝一部，此志清初修通志及师范等皆不得见，甚为珍贵。方树梅带回后交由通志馆排印发行面世，使国内仅有之本得以广为传世。在安徽望江，访得嘉庆刻本，还有师范撰辑的《滇系》及《二余堂诗钞》，在上海访得严廷中的《岩泉山人诗回选存稿》、范仕义的《廉泉诗钞》。在江西访得沐昂的《沧海遗珠》，传抄回云南收藏。特别是明代兰茂所撰《韵略易通》，原本在滇中地区早已失传，致使在编辑《云南丛书》时，赵藩、袁嘉谷便将（释）本悟的同名著作张冠李戴，当成兰茂著作刻入《丛书》。这次方树梅在山东访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吴允中校刻本，这才真相大白，纠正了《云南丛书》所收的讹误。[35]
方树梅数十年孜孜不倦，搜集滇云文献资料“最为夥颐”。对搜集云南地方文献经验丰富，颇有心得。先生或寻访于公私藏书楼，或觅购于古旧书画肆，或采及书摊，或得诸各属士绅，或亲赴直省文化机关，尽力搜索，“不辞险远，不惮劳瘁”。其《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一书，弥补前阙，且就如何发掘，如何搜集，开后生访求文献之路，用途极大，足资参证。
先生对滇云文献，其搜讨也博，其取舍也精。他广搜善本，互校甄采提要后加按语，对于诸本多寡异同，考之綦详，与寻常抄辑者迥异。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心思密致，且明源流辨真伪，因而，许多云南文献的珍本、孤本都成为他的珍藏。先生之博雅勤勉，使一些好书扩大发行，一些残本得以补全，一些快要失传的珍本得以流传，为云南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整理文献，坚持“今昔互视”、“不以人废言”的理念
方树梅先生任辑刻云南丛书处编审员时，多方搜集云南辛亥革命前后史实。然而，在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不少都持有不同政治意见或不同史实载述，有些甚至是和正式纂编成帙的《云南光复志》相抵触或有出入的。在整理这类资料时，方树梅充分考虑到《云南光复志》的官修性质，而且有着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他认为，后之学者应该充分考虑到前人认识的局限性和时代性，不能一味攻苛前人，只有在尊重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进步。故而，不少资料都被照原貌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不因有异议而被删削毁弃。此外，在搜集整理资料时，并“不以人废言”。如方树梅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购得阮大钺《咏怀堂诗集》一部。阮大钺的诗昔人推为“五百年来一作者”，因附和权奸，摧残正士，为儒林所不齿。然先生言：“君子不以人废言，何妨存之以考”。[36]因而将阮大钺《咏怀堂诗集》保存了下来。这种公平的雅量，这种“历史应该忠实于事实之义”的思想，是值得治史之人欣赏和学习的。
（四）注重搜集眼前当世资料的理念
方树梅认为：“考古的工作，自己不做，后人还会做的，惟有像师范搜集眼前的资料，才更觉得难能可贵。”[37]因此，先生总是“随所见而记之，随所记而考之”。鉴于“迩来青年学子，思想革新，国学多弁髦视之。先人手泽，藏楹藏壁，已属不易。子若孙有售之裱行他用者，售之商店包裹者，售之纸厂改造者，屡见不鲜”[38]，先生“心为伤之”[39]。于是“续辑滇诗文词三丛录，尽力搜访抉入，自清季至近今，已故滇人之著述，并援云南丛书例，生存人之纂辑者，随得随录，得百七十余种”[40]，编成《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二卷。是书不再依四库分类，而按时代远近，将书目提要，“以供后之修省志之人备采”[41]。
此外，先生不少著作的主要内容均来自其亲身的见闻，非杂缀诸书而成者可比。这些著作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色，对了解云南的名胜古迹、物产、地方风俗以及寓贤、文人名士之间的交游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方树梅先生对乡邦文献嗜之成癖，为“阐扬吾滇文献”，耗尽了一生精力。他一生好购书，好藏书，好读书，著述富。其购书“不辞险远，不惮劳瘁”，远及四方，并不囿于乡邦，而且经他搜访回来的文献“择之甚严，取之极精”；于滇省文献之整理纂著，精竺勤勉，历尽艰辛，“先正遗文赖以不壁，旧闻名论可沾溉后学”；“购置收藏，充牣邺架”，既讲究博又追求精，于书之利用重在“活”，不失之于“守”。他周稽博考，博观约取，“不以人废言”，护惜前人学术成果；他随见随采，随采随编，恭敬桑梓。
先生与云南文献可谓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民族危亡，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的艰难岁月中，不计个人得失，不为个人名利，沉着坚定地埋头于滇省文献的搜讨、整理和著述，他焚膏继晷，稽考史乘，编史修志，卷帙等身；他孜孜以求，寻觅前人精文遗著，于乡邦文献，尤所孳孳。他数十年如一日，撰存下数为可观的文字，收藏了数以万计的文献古籍，为云南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的资料，为保留、传播、丰富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先生“可算是把文献当做生命一样，单就他努力的程度，足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了”[42]。
而今，先生的遗著多数已归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政协及云南文史研究馆保存，若作进一步之审编，定当嘉惠学林不浅。人的能力有大小，且受时代、地区等诸因素影响，难免会有诸多不足和局限，但一个人一生不忘努力钻研，尽自己的能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本身已属难能可贵。方树梅“一心表襮乡先贤”，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成果本身。时至今日，他的地位或文名也许并不十分显赫，也较少为今之学者所提及或认识，但他为维系滇省文脉所作出的业绩和贡献，连同先生之嘉言懿行，都是我省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地位，其有裨于人心，当非浅鲜。
注释：
[1]方树梅的出生之年有1880年、1881年之说，逝世之年有1967年、1968年之说，本文以《臞仙年录》中的记载为准，将其生卒年份定位于1881～1967年。
[2]方树梅撰，丽宇点校：《臞仙年录》卷二，载《云南文史丛刊》1933年第3期，“1922年，四十一岁”。
[3]主要代表之作有李硕：《方树梅传略》，见《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483页；李瑞：《忆方臞仙师》，见《晋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7年版；李凤积：《方树梅传略》，见许明主编《郑和故里～～晋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李东平：《前贤的足迹后学的道路～～缅怀本馆馆员周钟岳、方树梅先生》，载《云南文史丛刊》1989年第3期；张新树：《一只采撷百花酿蜜的工蜂～～文献收藏家方树梅》，见《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7页。
[4]抗战期间内迁来昆的著名学者罗庸在为徐嘉瑞《大理文化史稿》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由衷地赞叹：“滇中盛史学，尤邃于乡邦掌故。有清一代自师荔扉以迄袁树五诸氏，钩罗剔抉，斐然有述。”他所称誉的“自师荔扉以迄袁树五诸氏”，自然包括了陈荣昌、赵藩、李坤诸大家；近现代的周钟岳、赵式铭、秦光玉、孙光庭、徐嘉瑞、方国瑜、方树梅等，自当也在其中。
[5]即陈荣昌、赵藩、李坤、由云龙、李根源、何秉智、周钟岳、赵式铭、袁嘉谷、梁之相、秦光玉、方树梅、方国瑜等。
[6]方树梅撰，丽宇点校：《臞仙年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94年第1期，“1955年，七十五岁”。
[7]方树梅撰，丽宇点校：《臞仙年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94年第1期，“1948年，六十八岁”。
[8]方树梅撰，丽宇点校：《臞仙年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93年第4期，“1932年，五十二岁”。
[9]方树梅撰，丽宇点校：《臞仙年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93年第4期，“1928年，四十八岁”。
[10]方树梅遗著：《师范（荔扉）年谱》（上），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
[11]《滇南碑传集·自序》。
[12]冯尔康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13]于乃义：《云南文献》，见《云南史地辑要》下册，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版，第45页。
[14]方树梅撰：《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第1页。
[15]方树梅撰：《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第1页。
[1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17]历代滇诗，有滇诗略、滇诗选、嗣音集、重光集、拾遗、拾遗补、诗丛录、续丛录，辑已七八次。参四《历代滇游诗钞》。
[18]转引自张新树《一只采撷百花酿蜜的工蜂～～文献收藏家方树梅》，载《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19]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20]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21]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22]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23]“学山楼”之匾名为著名藏书家“双鉴楼”主人傅增湘所题。
[24]张学智：《寄题方臞仙学山楼四首》，载《学山楼题词录》。
[25]赵鹤清：《题臞仙学山楼》，载《学山楼题词录》。
[26]王惕山：《臞仙新筑学山楼属题赋长歌一首》，载《学山楼题词录》。
[27]参阅于乃义《云南文献》，见《云南史地辑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版，第7页。
[28]参阅方树梅撰《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学山楼方氏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29]转引自李东平《前贤的足迹后学的道路～～缅怀本馆馆员周钟岳、方树梅先生》，载《云南文史丛刊》1989年第3期。
[30]方树梅辑：《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卷首，学山楼方氏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31]参阅方树梅辑《滇南茶花小志》，《学山楼丛书未刊稿八十九种》，藏云南省图书馆。
[32]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33]陈荣昌：《滇南书画录》，载《晋宁诗文征》卷七下，外编一，序跋类三，清迄现今。
[34]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目》，抄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35]以上均参阅方树梅撰《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学山楼方氏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36]方树梅撰：《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学山楼方氏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37]于乃义：《云南文献》，见《云南史地辑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版，第40页。
[38]方树梅撰：《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序》，《学山楼丛书来刊稿八十九种》，藏云南省图书馆。
[39]方树梅撰：《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序》，《学山楼丛书未刊稿八十九种》，藏云南省图书馆。
[40]方树梅撰：《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序》，《学山楼丛书未刊稿八十九种》，藏云南省图书馆。
[41]方树梅撰：《近代滇人著述书目提要·序》，《学山楼丛书未刊稿八十九种》，藏云南省图书馆。
[42]于乃义：《云南文献》，见《云南史地辑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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