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套大型古籍善本圖錄，16大册。按照此書編錄《凡例》的說法，它是“對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元版古籍逐一著錄並配以書影”，也就是第一次把中國大陸上最大最好的一宗宋元本館藏以代表性版刻影像的形式公諸於世。一下子看到這麼多、這麼好的書影，而且《圖錄》的印製裝幀還都挺漂亮，當然首先是很高興的。剛一打開書，激動得心還怦怦跳。很多很多年前，當我第一次看到明人春宮畫的時候，心臟就是這麼個跳法。
要是沒人編，也沒人出，這些書影，像我這樣無官無位還沒“關係”的人，哪怕衹是其中的一幀影像，也是根本看不到的。儘管這些宋元善本的所有權，從理論上來說，同這個國家的江山社稷一樣，我也有一份，可實際上大家都懂得，誰要是真的這樣想，他腦子肯定是進水了，要不就是太年輕，也太天真。因此，這套《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能夠編印面世，不說令人感激涕零，也稱得上是一件喜大普奔的大好事了。所有關心中國古代版刻的人，都應該對編纂者和出版者心生感激，我自然也不例外。
不過這就如同給人提供食物，若是打發餓鬼，那麼不管你給他什麼，能吃就行。像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很多瀕臨死亡的人那樣，哪怕衹有玉米麪窩頭，甚至草根樹皮，他也會狼吞虎嚥地往肚裏填。
1978年上海書店印製
上海圖書館編《善本書影》
1978年11月，在我進入大學校園還不到一年的時候（我們七七級是在1978年春天入學的），上海書店以所謂電子掃描的形式，製版印製過一部上海圖書館編制的《善本書影》。在說明其編纂緣起的《後記》裏，這樣寫道：
爲了實現敬愛的周總理生前關於編輯《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的指示，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領導下，編輯工作已迅速開展。通過實踐，我們感到對於初次參加編目工作的同志，在版本著錄方面，最好能提供實例，參據對比，有所借鑑。爲此，從我館藏書中選出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校、稿本供三十種，略具簡說，彙編書影，以應急需。承上海書店大力支持，復印成書。
“以應急需”這四個字已經把當時的急迫情形表曝得一清二楚。當時“組織”上正編纂《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這也就是後來正式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的辦法，是由各個公立圖書館自下而上逐級申報，可越往下越沒人懂啥叫“古籍善本”。大家想想知道今天中國還有很多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此道還是兩眼一抹黑，就很容易想象當時的情況。你說這事兒急不急，而且光是嘴說筆寫還應不了這個急，得拿出個活生生的樣子來讓那些基層工作人員比着對着選書報書，於是就有這麼一本《善本書影》。
俗話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因爲趕得實在是太急了，所以印製的方法就極爲簡率。那麼，這書到底簡率到什麼程度了？看一看下面這頁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圖片，就會一目瞭然：
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
（上：據《善本書影》。下：據《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
拿右邊那件當今的彩色印本來對比一下左邊這件當年《善本書影》的頁面，可見其印製效果距古書原貌差距實在懸遠。真是聊勝於無，對付着看看吧。不過我實在不敢說這樣的書影對那些衹是在圖書館裏看守着古籍書庫的管理員能不能起到什麼“借鑑”的作用。
我這樣想，主要的原因，倒還不是這本書影印製質量的低下，而是它的編選形式和文字說明同上述著述宗旨並不吻合。
雖然從來也沒有向老輩請教過，但上海圖書館編制的這本書影無疑應當出自顧廷龍先生之手。你看印製這本館藏善本圖錄是爲了給全國各地圖書館申報善本書籍提供指導，那麼憑啥要由上海圖書館來做這種指導全國的工作？因爲顧廷龍先生是《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事實上的總編，而他的工作單位是上海圖書館。這本書影的內容，除了顧廷龍先生，我也想不到當時在上海圖書館還有什麼別人寫得出來（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出自顧廷龍先生親爲，也必定須經其首肯方得印製發行）。
顧廷龍先生在中國古籍版本方面的造詣當然很高，是此道中人普遍敬重的學術權威，但我在這裏所說的古籍版本造詣並不是基於現代學術意義的認識。放膽說句大不敬的話，我談的顧廷龍先生這種高深造詣，實際上更多地是出自傳統的古董家路數的評判。
顧廷龍先生如此，向上追溯到清代中期的黃丕烈一輩人物更不過如此，即按照清人洪亮吉的說法，究其實質，乃大略等同於掠販家之流的“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其實按照現代的學術眼光來看，這種評價也明顯言過其實）。若謂黃丕烈其人較諸此等略販家尚別有優勝之處，那也衹是“第求精本，獨嗜宋刻，……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而已（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可這衹要有錢有閒是很多人都能做得到的，並非黃丕烈的眼光學識有多少過人之處。顧廷龍先生可以說是終其一生都在從事於中國古籍版本的鑒藏工作，浸潤其間日久，自有更深更廣的見識，其學術成就和爲中國古籍版本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貢獻都是令我們後輩永遠景仰的。
然而我們若是轉換一個角度，以現代學術的眼光來審視顧廷龍先生做過的工作，就不能不爲他感到惋惜。
儘管時間很緊，具體的工作任務十分急迫，可是，若是想通過這樣的代表性版刻圖錄來對各個地方不明就裏的古籍審辨申報人員予以有效的指導，那麼，莫過於在各個時期各種類型的版刻中選取最典型、因而也就最富有代表性的刻本，將其印製出來，以供參照對比。
遺憾的是，這本《善本書影》在這方面做得卻不夠理想。以宋刻本爲例，在全書總共三十幀書影中，選有宋刻本五種，而僅以這五種書籍來體現有宋一代版刻的主要特徵，確實具有很大難度。不過唯其如此，纔對圖錄編纂者的眼光和水平提出很高的挑戰。
若是在今天由我來做這樣的工作，我會按照自己對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體系的理解，首先在南宋的浙本和建本中各選一種；接着，在蜀本中先選取一種大字本，再選取一種十一行小字本；最後，再選取一種北方的金平水本。不過當時黃永年先生還沒有以出書的形式來正式、公開地講述自己的版本學見解，而除了他以外學術界也沒有其他什麼人對宋代版刻體系做出系統的歸納。
顧廷龍先生選的這五種宋刻本及其排列順序是：（1）福建建陽書坊刻本《新編方輿勝覽》。（2）所謂開禧元年趙不譾浚儀重刻本《金石錄》。（3）浙江刻本《唐鑑》。（4）蜀刻大字本《元包經》。（5）浙江刻本《韻語陽秋》。
乍看起來，這樣的安排好像也很周詳，從南方，到北方，各地的版刻都列有代表性的書籍，可稍一仔細觀察，則可以看到問題多多。下面我先從其中那兩種浙江刻本、也就是所謂浙本說起。
一是在排列形式上應該有個章法，兩部浙本應該前後靠着，緊捱在一起。沒理由這樣前一個後一個的。在按照雕版地域排列宋本這一點上，趙萬里先生先前出版的《中國版刻圖錄》本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照着樣做就是了。把同一地域的兩部版刻並列在一處，當然會更便於讀者比較揣摩其版刻特徵，這也更符合這本圖錄的編纂目的。這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兒，也體現出編選者對宋代版刻的地域性特徵缺乏足夠的重視。
二是這兩種具體書籍的選擇，並不十分理想。
對比一下黃永年先生的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同樣也是在1978年，同樣是爲《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的編纂而指導那些圖書館司庫入門選書，黃永年先生在陝西省召開的業務人員培訓會議上，用幾天時間趕寫出四萬多字《古籍版本及其鑑別》的講義，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後來正式出版的《古籍版本學》中關於宋元版本的基本內容。當時黃永年先生即已清楚指出，宋浙本的基本版式特徵，是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這是對絕大多數宋浙本的概括認識，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指出了個別一些書籍會有細黑口、雙魚尾和四周雙邊的情況。
若是按照這樣的認識來選編書影，那麼在兩幀宋浙本當中，至少應當選用一種最能體現絕大多數宋浙本版式的刻本——即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可我們在《善本書影》中看到的這兩幀宋浙本書影（由於《善本書影》的圖像效果過差，下面的插圖直接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唐鑑》和《韻語陽秋》），不管是范祖禹的《唐鑑》，還是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卻都是順行排列的雙黑魚尾，也就是所謂“順魚尾”，同時這兩種書字跡的筆道也明顯要比大多數浙本瘦削。顯而易見，這兩種書並不具備這部《善本書影》所迫切需要的典範性。
《善本書影》選錄的《唐鑑》
和《韻語陽秋》頁面
其實若是拋開這部書影所選用的頁面不談，直接去翻檢原書，還會看到這個本子的《唐鑑》在版式上還有更爲特殊的地方，即它的邊框也同絕大多數宋浙本有很大區別——不僅有一些版面是四周雙邊，還有在各個時代所有刻本中都極爲罕見的“上下雙邊”的情況（上下兩側的邊框爲雙邊，左右兩側的邊框仍是單邊）。
與其他地域系統的刻本相比，浙本系統的版刻數量最多，而總共就擇取兩部書籍編入圖錄，不能不說這種選法實在太缺乏代表性了。
《唐鑑》中的四周雙邊版面（上）
和上下雙邊版面（下）
另外，據近年編纂的《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可知該館相關人員又把《韻語陽秋》定作江西地區的刻本。雖然江西這裏也屬於黃永年先生劃定的浙本系統，但由於其地東鄰福建，一部分刻書受到建陽書坊的強烈影響，總的來說，是頗有自己獨特的版刻地域特徵的。這樣一來，選擇此書列入這本《善本書影》，就更不是很妥當了（衹是殊爲令人費解的是，《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的編纂者並沒有告訴讀者他們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覈實而言，在編纂這本《善本書影》的時候，顧廷龍先生對宋代版刻的地域性問題，是有所思考的，但必須鄭重指出的是，上述這兩種浙本的選擇即已清楚顯示他對古代版刻的地域特徵缺乏清晰的認識，而且顧廷龍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實際上並沒有具備科學的地域觀念，即他並沒有把書籍上梓的地點同這一地點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聯繫起來。這也就意味着他沒有能夠像黃永年先生那樣清楚界定宋浙本、蜀本、建本和金平水本等版刻類型的地域範圍。
我這樣講，主要是從這本圖錄所選編的書籍上可以清楚看出，顧廷龍先生並沒有對相關問題做過認真的思考，或者說他並沒有對相關問題做過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思考。
上述五種宋本書影中的第二種，是所謂開禧元年趙不譾浚儀重刻本《金石錄》。關於這個“浚儀”，同樣供職於上海圖書館的當代另一位古籍版本大專家潘景鄭先生，嘗謂或指今安徽壽縣，或指今安徽亳縣（見潘氏《著硯樓讀書記》之“校宋本金石錄”條），但這兩個地方被稱作“浚儀”，都是東晉南朝僑設的縣，同宋朝的趙家人扯不上關係。
宋人所言“浚儀”，在通常情況下指的都是北宋京城所在的地方，即開封府的倚郭縣之一浚儀縣。觀顧廷龍先生講到這個“浚儀”時未加任何特別的說明，衹是記云“宋開禧元年趙不譾浚儀重刻本”，或謂“寧宗開禧元年，趙不譾重刻於浚儀”，而且通觀上下文可知他是將此“浚儀”同福建、浙江和蜀地這些著名的刻書地點相並舉，因而也不應該是指東晉南朝那兩個生僻的僑縣。
可顧廷龍先生若是對“浚儀”這地名的內涵稍加思索，他自己一定也會很發矇——宋室渡江南遷，就把京城開封撇給了金人，這位趙不譾怎麼會爲刻本書竟潛伏到舊日的京城裏去了呢？即使是當傳奇看，這也還是太過神奇，太不可思議了。
實際上我們若是追尋這一說法的源頭，則可以看到，它是源自趙不譾重刻此書時題寫的 這麼一段跋語：
趙德父所著《金石錄》，鋟板於龍舒郡齋久矣，尚多脫譌。茲幸假守，獲覩其所親鈔於邦人張懷祖知縣。既得郡文學山陰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開禧改元上巳日，浚儀趙不譾師厚父。
所謂“浚儀趙不譾”云云，不過是標稱其籍貫浚儀而已，這本是當時人慣常的用法。譬如南宋末著名學者王應麟，本來家居明州鄞縣，也就是現在的寧波，可他在著述上題署的名稱，都是寫作“浚儀王應麟伯厚甫”，就是因爲王家祖上本是居住在浚儀縣裏。這哪裏有一絲一毫在浚儀雕版印書的意思？
在宋人王明清所著《揮麈錄》的篇末，留有一段這位趙公的跋文，署云“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譾師厚父”，這裏的“昭武”乃是“邵武”之異名，蓋即宋邵武軍。因邵武其地本名昭武，晉武帝司馬炎避乃父司馬昭名諱始改用此名（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三四。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四《地部》下。清錢大昕《十鴐齋養新錄》卷一一“避諱改郡縣名”條），而宋人敘事述及地名時喜用古稱，故以“昭武”指稱“邵武”。弘治《八閩通志》卷三五《秩官》載趙不譾於慶元間任職於邵武軍，其於《揮麈錄》篇末所署“庚申”乃慶元六年，翌年寧宗改元嘉泰，又四年復改元開禧。因知慶元開禧年間正是趙不譾連任邵武軍知軍的時候（所謂“假守”是宋人對知府、知州、知軍之類官職的代稱）。邵武地處閩北，其東毗鄰書坊林立的建陽，趙氏於此重刻《金石錄》，在雕版印刷方面自有地利之便。明此愈可知趙不譾重刻《金石錄》，其事與趙宋舊京所在的浚儀根本沒有任何關係，顧廷龍先生在《善本書影》中列出這個刻本，在版刻地域上是沒有任何代表性的（南宋福建官刻本的版刻特徵，總的來說是介於浙本與建陽坊刻本之間，而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這部《金石錄》實際上就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龍舒郡齋初刻本，衹不過是個後印的殘本並被妄人動過一些手腳而已）。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
宋龍山書堂刻本《揮麈錄》
我們若是再回過頭來看一看前面談到的那一幅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的書影，與之對應的說明文字，先是標記其版刻屬性乃爲“元至元興文署刻本”，繼之復有具體解說云：
元興文署成立於至元二十七年，刊刻諸經子史，以《通鑑》開端，版片至明代尚存。明正德、嘉靖間移入南京國子監，遞經修補。此乃初印之本，通體無補版，殊屬罕見。
關於這個所謂元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實際情況，這裏講得的可以說滿篇皆誤，沒有講對一句話。對此，我另有專文《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做了很詳細的闡述（刊《中國文化》2020年第1期），這裏就不再贅言。
不過關於這個所謂元興文署本，王國維先生很早就做過專門的辨析，說見《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一文（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一）。王國維先生的說法雖然還不夠十分完善，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但在否定此本爲元興文署本這一點上，卻堪稱定論。王國維先生專門考辨傳世基本文獻版本的文章本來就不是很多，《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在這些文章中又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爲它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辨明一個具體著述的具體版本，進而還關係到如何正確認識元朝初年的朝廷刻書和北方地區雕版印刷事業的問題，同時還牽涉到當時北方黃河流域特別是今北京地區刻書的版刻特徵等問題，誠可謂茲事體大。
若再考慮到這本《善本書影》對全國各地相關人員的指導意義，其選入元刻胡注本《通鑑》並做出這樣的解說，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就更爲深重了。試看這一元刻胡注《通鑑》圓勁的顏體字，這本是元代建陽書坊的標誌性字體，若是將其定作元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裏的興文署刻本，那會對各個圖書館審辨乃至向上申報字體相似的刻本產生什麼影響？
基於這樣一些情況，作爲專門研究古籍版本的著名專家，顧廷龍先生竟然忽略了王國維先生的見解，其間的緣由是很耐人尋味的。在我看來，這主要牽涉到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以顧廷龍先生爲代表的那一批專門從事古籍版本工作的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頗爲缺乏現代學術眼光的。
我在這裏所說的古籍版本研究中的現代學術眼光，其發展脈絡，是從王國維先生開始，到他的學生趙萬里。他們開始把中國古代版刻作爲一項歷史文化要素來加以研究，其特點一是關注古代版刻的整體性特徵，二是關注構成古代版刻整體的各個部分的內在聯繫。趙萬里先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編著出版的《中國版刻圖錄》，本來已經爲全面揭示這兩方面的基本狀況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後來的研究者若是能夠充分重視這一基礎，就能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關注各個具體刻書地點背後的區域性背景，並歸納總結出特定區域的版刻地理地理特徵。
其實我們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像《善本書影》這樣對於審辨具體古籍具有原則性指導意義的版刻圖錄，最好的編選辦法，就是能夠在這種區域共性的基礎上，選擇最能反映其共同特點的刻本。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正是由於沒有能夠清楚認識到這種古代版刻的區域特性，顧廷龍先生纔沒有能夠擇取更有代表性的版刻編入這本《善本書影》。
二是放開眼界，客觀審視中國古籍版本研究的歷史，我們應該看到，顧廷龍先生的個人身份同王國維、趙萬里這兩位先生是有重大差別的，即顧廷龍先生終其一生都是在圖書館裏從事古籍管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說除此之外並沒有做過其他的文史研究。
這樣的學術經歷，使得顧廷龍先生有充分的精力專注於古籍版本目錄的研究，這在很多人看來，對他的古籍版本研究而言是一項優勢。事實上這也確實保障他能夠浸潤其中，摩挲揣摩，爲中國古籍版本研究做出了諸多重大貢獻。
但天底下不管什麼事兒，都是有長就必有其短。由於人類歷史活動的複雜性，我們研究遠去的歷史問題，在剖析某一特別事項的時候，往往會牽涉到許許多多相關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既無法清楚測知，更無從特地準備，衹能在日常的讀書治學過程中，儘量拓寬視野，滋長情趣，各種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地不斷增多，並逐漸融會貫通。
這樣，在遇到問題時，就能夠隨心所欲，需要什麼知識就拿得出什麼知識，就用得上什麼知識。那些富有成就的前輩學者，不管其最主要的貢獻是集中在哪一個學術領域，卻幾乎無不涉獵廣泛，沒有什麼人是僅僅關注某一狹小的具體學科；要想解決那些重大疑難問題，尤其需要具備豐富的學識。
在這一點上，研究古籍版本問題也不例外。過去我研究明代所謂“銅活字本”問題，徹底否定了這一說法。在我之前，持類似觀點的學者，有南京圖書館的古籍版本專家潘天禎先生，而他之所以能夠提出與其他圖書館系統內專家不同的看法，我認爲同他學術訓練的基礎具有直接關係。同大多數在圖書館裏從事古籍版本研究的學者不同，潘天禎先生的出身，是跟隨賀昌羣先生研治秦漢史，這樣就具備了從事一般文史研究的體會和經驗，不再侷促於古籍版本這一隅之地。
總括起來，我想說的意思，是古籍鑒藏工作的狹隘性和獨特傳承往往會使得侷促於這一圈子之內的學者同文史研究的其他領域產生嚴重的隔膜，而單純盯着版本論版本，是與歷史文獻本身的複雜性相牴觸的，從而很難發現古籍版本存在的問題；同時，這也使得很多古籍版本專家難以具備歷史研究所需要的通貫性知識，導致其無法解決那些稍顯複雜的版本問題。我想，前面我談到的那些《善本書影》的疏失，就很好地體現了這樣的事實。若是對比一下黃永年先生幾乎與此同時講述的對古籍版本的系統性認識，大家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我的這些看法。黃永年先生廣博堅實的文史知識和諸多研究領域，在其同輩學者當中，那是罕能有人可以匹敵的。
上面我通過上海圖書館編制的《善本書影》這個事例，說明了編制善本圖錄的困難及其原因。當然，雖說都是稱作“書影”或是名之曰“圖錄”，實際上也是各有各的宗旨；哪怕並沒有什麼宗旨可言，纂錄者衹是爲了騙人蒙錢，那也各有各的編法，或者說各有各的騙法，不宜一概而論。
像上海圖書館這本《善本書影》，通過寥寥三十種書影來反映宋、元、明、清時期的刻本和抄、校、稿本，誠可謂選精拔萃，其難度之高，對編選者眼界和學識的考驗確實有些太大（這有些像清朝乾嘉學者普遍看不起的編印名篇佳什的“選家”，其實要想編選得當又談何容易，這是和考據之學不同的另一番道理），因而很多人或許以爲像《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這樣，衹要是宋元刻本就無一遺漏地印出來，反正是棵菜就撿起來往籃子裏放，這應該不管誰做都一樣了吧？實際情況，卻並不那麼簡單。實質性的認識基礎若是沒有改善，舊有的弊病也就難以清除。
在我看來，這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所存在的嚴重弊病，並不是個別書籍所著錄的內容或是書影的選擇不盡妥當的問題。做這麼一大套書，涵蓋範圍這麼廣，不管是由誰來做，不管是多麼認真地做，都會留下一些瑕疵，這也是誰都可以理解的。但這部《圖錄》不僅具體內容出現了一些本不應該發生的疏誤（這也可以說是荒唐的錯謬），更在整個編纂體例上有着諸多不可原諒的缺陷——這主要是《圖錄》所著錄的事項，在版刻時代、版式特徵和圖像說明這幾個方面都存在嚴重疏漏。
在版刻時代方面，對那些缺乏具體刊刻年代的書籍，《圖錄》乃僅著錄其爲宋刻或是元刻。這樣的做法，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但像第0755號藏品傅增湘舊藏文中子《中說》，又如第0500號藏品明晉藩舊藏《資治通鑑》殘本，等等，這樣一些書籍都曾被定作北宋時期的刻本，即使《圖錄》編纂者不肯認同此等舊說，我想最好也還是能夠注明前人有過的正反兩方面的看法，以供閱覽者參考。
傅增湘舊藏文中子《中說》
（據《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
北宋刻本，除佛經之外，存世極尠，大多還都在日本，留存於國內的北宋所刊四部書籍尤其罕見，因而對像上述《中說》和《通鑑》這樣的書籍理應慎重對待。這是因爲準確判別其究竟是屬於北宋還是南宋，並不十分容易；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書籍，究竟是北宋刻本還是 南宋刻本，在我看來，現在還真不好說。竊以爲即使《圖錄》編纂者對自己的認識足夠自信，那也應該多給讀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間。這樣做，終歸是有益無害的。
在這裏需要說明一下，這部《圖錄》對待趙家的產品，並非南北不分，稀裏糊塗地隨便貼上個“宋”字標籤就得。譬如，其第1503號藏品周叔弢舊藏本《文選》和第1299號藏品傅增湘舊藏《范文正公文集》，就都是被清清楚楚地著錄爲北宋刻本。既然如此，按照正常的邏輯，《圖錄》中那些徒稱“宋刻”的書籍就衹能是指南宋刻本。不然的話，書前的《凡例》裏又不做說明，那讓我們這些讀者對這一個“宋”字還能怎麼猜想呢？
傅增湘舊藏《范文正公文集》
（據《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
刻工姓名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每個版面的字數注記，是宋元版刻的一項重要版式特徵，其或有或無，直接關係到版刻的屬性，即一部書是屬於官刻、家刻抑或坊刻。這一點，大家讀過黃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學》，就會有清楚的瞭解。過去一些內容比較全面的中國古籍版刻圖錄，不拘中外，都會清楚注明這一內容。例如日本的《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還有中國書店吳希賢先生編著的《歷代珍稀版本經眼錄》等，都是這樣。特別是如上所述，黃永年先生的研究已經非常充分地揭示了刻工姓名所昭示的歷史內涵，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竟然能對刻工姓名和版面字數的有無略無標注（由於原書版心破損和照相製版未能清楚攝取相關位置等原因，有時在《圖錄》的圖像上無法清楚判斷某部書籍是否鐫記刻工姓名等內容；有的書籍還不是在每一個版面上都有刻工姓名和版面字數，衹是鐫記於個別一些版面。所以我列舉的那些好的古籍圖錄，纔會在書影的畫面之外再做出文字的說明），這無疑大大降低了這部《圖錄》的使用價值，實在是一項無論如何也無法原諒的重大疏失。
宋元古本上鐫記的刻工姓名意味着什麼？它並不是工匠淘氣而留下的“到此一遊”的標注，而是一種責任制的體現，是官府僱傭工匠作器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傳統規矩。《禮記》記載說依據這個姓名去追查，就可以做到一旦“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禮記·月令））。反過來，若是沒有這樣的標記，就像眼前這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一大夥人，七手八腳地來幹活，可具體哪一部書是由誰來選擇書影、誰來撰寫說明的文字，竟完全沒有標注，從頭到尾都是一筆糊塗賬，讀者也就無從追究應該由誰來對每一種書所著錄的內容負責。
回顧一下在黃永年先生之前的研究歷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年趙萬里編著《中國版刻圖錄》就沒有逐一著錄刻工姓名的有無，衹是在需要利用工匠的名字來推斷書籍的版刻年代時纔會提及這些注記。所以，《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缺而不載這項內容，也可以說是在沿用其自家的一種習慣做法，而絲毫沒有留意版本學研究的重大進展並借鑑國內外一些成功的做法。
在圖像說明方面，一部真心想讓讀者看並且也確實合用的圖錄，理應對每一幀圖像做出相應的文字說明。假若所印圖像，衹有同一種類，性質完全相同，當然可以在前面做一總的解說。可若是選取兩幅以上的圖像，而這些圖像又可能具有（或並不具有）不同的性質，包括後來不同時代的補版、鈔配和後人鈐蓋的注記等，並且編纂者在《凡例》裏還特意說了是想要“酌情反映書中抄配補版”，這樣也就必須對讀者做出清楚的交待。可像現在這樣，在《圖錄》的每一幀書影下面竟都不着一字，編纂者到底想讓讀者怎麼琢磨着看呢？
若是以現代學術眼光來看待版刻史研究，宋元刻本中這些不同年代的補版，正是體現雕版印刷技術發展變化的重要資料，理當予以清楚的體現。可如上所述，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圖錄》當中對此竟然沒有一個字的說明。事情怎麼可以荒唐到如此地步？那麼究竟哪一個版面是原版，哪一個版面是補版，這些補版又都是什麼時候幹的活兒，難道確實是想讓讀者做猜猜看的遊戲不成！
在大的編纂體例上出現這麼嚴重的差錯，若是從學術角度追究其原因，就衹能回到我在分析顧廷龍先生所編《善本書影》時談到的缺乏現代學術眼光和通貫學識這兩點上來。《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在著錄和說明宋元版刻時文字如此吝嗇，如此模糊不清，可在介紹藏家印章時卻是津津樂道，一盡其詳，殊不知這些藏家印章同版刻本身並沒有任何內在的關聯，對古籍版本實質內容的研究幾乎毫無價值。《圖錄》的編纂者捨彼取此，究其實質，不過傳統藏書家的古董路數而已（不是不該著錄這些內容，但兩相權衡，孰輕孰重，用什麼標準來把握，就是一個學術眼光高低的問題）。當年顧廷龍先生編選《善本書影》，未能充分注重版刻的代表性而特別關注古籍的稀有性，實質上也同樣是一種古董家路數。像我提到的這幾點問題，若是具備了相應的現代學術眼光和比較通貫的學識，本來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看起來要想編出一部好書影，並不是庫裏有好書就能行。
最後，再舉述一個形象的事項，好讓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的這些想法——在這部《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中，還有一個幾乎同《善本書影》中的“浚儀趙不譾”一模一樣的繆誤，即編纂者誤把刻書人的籍貫當作了書籍上梓的地點。不過來日方長，這樣具體的事例，還是等我閒暇時再慢慢一個一個地講。
2020年5月14日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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