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绢保八百，纸寿千年。柔软而坚韧的传统中国纸，承载了百代先民的智慧菁华，因为书比人寿，文明才能传续不辍，文化才能追根溯源。纸质文物，比如古籍、书画、碑帖的保护性修复，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明朝人周嘉胄把古籍的修复师比作“书医”，所谓“古迹重装，如病延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也。时至今日，虽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与周嘉胄所处的时代不啻天壤之别，但“良工”的培养仍然是为“故物续命”的最关键因素。只是“良工”的范围被大大扩展，除了传统的匠人技巧外，那些具有艺术气质、科学精神、文化追求的年轻人纷纷加入其中，让这一古老的行业，焕发出更绚烂的生机。近期，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以此活动为契机，9月19日，“书山有路”系列互联网直播活动第二集特意邀请几位在故纸中寻找新世界的人，聊聊当代“书医”养成记。
△主持人：郑小悠，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从事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推广工作。著有《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等历史普及读物，担任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人。
今年9月起，国图举办了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参赛选手是全国各古籍存藏单位的中青年修复师，作品是他们近年来亲手修复的古籍，很多都是珍贵文献，不光有汉文的，还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参赛作品收集到北京后，我们举办了一场古籍修复展，展览有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妙手补书书可春”。展览采取对比的形式，将破损古籍的图片和修复好之后的古籍原本对照展出，给参观者带来很大的震撼。
为了配合竞赛和展览的宣传，本期《书山有路》直播的主题就是古籍的修复，还有科学保护这方面的内容。文物或者古籍的修复，本来是个小众行业，但这些年却成了热门话题，一个重要契机，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片子。现在文博系统的单位，包括图书馆，古籍修复这一类岗位，已经成为抢手岗位，很多简历非常漂亮的年轻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这和十几年前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一个大众传播渠道推动的，但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除了有大众传媒的推进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政策，还有整个行业的认识变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今天邀请的四位嘉宾，有三位是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以及变化之后进入图书馆，进行古籍修复和科学保护工作的，他们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侯郁然、古籍保护实验室的易晓辉、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王帆，另外还有一位为他们搭建事业发展平台的管理者、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秘书长王红蕾博士。△王红蕾，文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常年从事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策划、组织工作，是新一代古籍修复师的成长见证人和知心姐姐。“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十多年来， 古籍保护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修复人才培养的实践中， 逐步由举办短期培训班， 发展到创建“培训基地、 高等院校、 传习所” 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 ， 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依托培训基地举办短期培训班，在古籍保护从业人员中培养修复人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方面加强原有修复人员培训， 使其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在全国进行宣传推广， 激发年轻人对古籍保护事业的热爱，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古籍修复队伍。我们在全国举办初、 中、 高级古籍修复技术的培训班， 还针对拓片、 民族古籍、西文古籍等特藏文献举办培训班。同时， 在条件较好的国家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等12家单位建立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截至2019年底， 举办各类培训班221期， 其中修复类培训班64期， 受训人员1968人次， 占培训班总量的29%。二是依托高等院校， 让修复技艺进入正规学校教育。古籍修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 同时也是多学科知识交叉较多的专业， 它涉及古典文献学、 化学、 生物学、 植物学、 材料学等方面，在课程设置上， 需要融合多学科的内容。新形势下的古籍修复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支撑下开展， 不仅需要传承技艺， 还需要对技术进行创新以及吸收和利用新的科技成果， 这就需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优质的师资， 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综合性的高级修复人才。2014年起，我们先后与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天津师范大学开展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培养方面的合作。至今已招收学生164人， 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中50%以上到古籍保护相关岗位工作， 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将是古籍修复队伍的有力补充， 必将进一步提升古籍修复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是依托传习所传承修复技艺。2008年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国家图书馆杜伟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以此为契机， 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随后在传习中心框架下， 陆续设立32家传习所，聘请传习导师28人， 收徒241人， 覆盖全国22个省市的公藏单位和私人机构， 目的是培养书医。至2019年已累计修复古籍一万余册件。事实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时，老一代的书医已经非常少了， 特别是年龄都比较大了 ， 我们在全国聘请传习导师的时候， 需要经过严格的遴 选 ， 因为门槛非常高， 所以有些老师傅技术可能也很好，但是方方面面的考核下来，就没有成为传习导师。传习导师们这十几年来以培养新人为主， 但是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修复任务。比如赵嘉福老师， 近期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分别举办了赵嘉福老师从艺60周年座谈会， 会上他的几个弟子讲述跟赵老师学习的过程，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当时我听了后有一个感受， 就是“一人一生一件事”，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书医，那就需要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做好一件事。
△侯郁然，掌握多种语言、具有艺术气质的北京女孩，从中央美院毕业后，远赴英伦学习纸制文物修复，2010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工作至今，对中、外各类型古籍文献的修复均有体悟。
我所在职的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 日常主要从事中西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总的来说， 不论西文书还是中文书， 最常用的书籍装帧形式基本有两种：一种是缝， 一种是粘 。近代西文精装书属于两者的结合——既缝又粘。后期缝缋装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 慢慢被取代了？主要是因为雕版印刷发明之后， 从写本时代向刻本时代转变， 人们对纸张的需求改变了。缝缋装是双面手写的， 对纸的厚度有要求，要不然字很容易透到背面。但雕版印刷是单面印刷的， 成书速度很快， 对纸张的加工处理要求也没那么高。因此，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缝缋装就慢慢被取代了。之后的蝴蝶装逐渐过渡为一种没有缝线的装帧， 装订速度也变得更快了。然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黏合剂， 因为虫子特别爱吃浆糊， 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出现浆糊失效散页的情况， 因此很多宋版书版心的位置慢慢就损坏了。到了元代为了保护书心发展出了包背装。直到明代，才发展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线装。线装里面和包背装很像， 只不过在书脊的位置用钉线取代了浆糊， 纯粹用线做连接， 后期有时会增加包角， 也是用粘和缝的方式，起到一个双重加固的作用。再往后还有黄装， 是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发明的，将蝴蝶装进行改装， 取消了书脊处的浆糊；还有金镶玉， 也属于修复后的装帧样式， 一般黄色的部分是原书页， 里边会用一种新的偏白的纸张做衬纸， 形成一个对比。翻动时使用新增加的部分，不会损伤旧书页， 但是现在使用得也比较少了。说完书， 再简单说说我们的修复项目。我刚来到馆里的时候， 敦煌遗书修复项目接近尾声。敦煌遗书其实从建馆初期就陆续修过， 但大规模的启动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之后一直到大概2010年， 有二十几年，我们陆续做了一个收尾的工作。后来我们就跟胡玉清老师做西域文献项目的修复。当时馆里购买了一批新疆的出土文献， 都很珍贵， 比如说有龟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虽然记载了特别稀少的文字， 但对“丝绸之路” 的研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史实文献。2014 年， 我们收藏了三件很宝贵的早期雕版印刷佛经。其中一件是天成二年（927年）《佛说弥勒上生经》，属于五代后唐时期，是国内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实物， 非常珍贵。但在修复这件藏品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补纸配纸比较难确定， 因为原件是硬黄纸， 很厚。现在常用的皮纸达不到相近的厚度， 必须得用两层甚至是更多， 纸张纹理也不太一样。所以， 我们就找了一个造纸工坊， 抄造了一批纸张，尝试在材料、 帘纹、 厚度等各方面和原件保持一致， 为此也做了一系列的科学检测与实验。杜伟生老师曾经说， 修书如修行。修复需要能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在我国最早的关于修复文字的记载， 也是跟佛经有关。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献《佛说佛名经》 里记载：“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考证其时间应是公元934或935年。这段话是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有关书籍修复的内容， 对于我们怎样利用古籍，怎样保护修复古籍， 提供了特别重要的信息。
△易晓辉，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制浆造纸专业，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沉迷于显微镜下的古纸纤维，开设“纸落云烟”微信公众号，兼职传统手工纸科普博主。可能很多人觉得图书馆是一个文科为主的单位， 文史背景的同事多一些。而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则是一个纯理工科的组， 主要做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 很多同事也不太了解 我们的工作内容， 觉得实验室特别神秘。大家了解我们大多还是通过古籍修复的一些渠道， 宣传古籍修复时会涉及跟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内容， 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们是专为古籍修复提供技术支撑的。其实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和修复是两块平行的内容， 我们这里所提的古籍保护不是那种大保护， 因为古籍保护的概念特别宽泛， 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 ， 包括管理 、历史 、还有非遗等等。我们所说的古籍保护主要指技术保护。它跟古籍修复有点像两个相邻的房子， 如果我们仅从中间的一个小窗户看一眼隔壁房子里的风景， 能够领略的不过是房子的一角。与古籍修复内容相对专一不同，古籍保护技术研究内容则非常广泛，涉及文史、理工多个学科的交叉。古籍保护技术研究的主要目的， 简单来说就是让这些书尽可能永久保存下去， 它包括载体材料 、化学 、生物、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因为图书馆里主要收藏的是纸质文献， 所以我一般就简单将古籍保护理解为纸张保护。这本书或这张纸怎么才能让它的保质期更长，让它的老化速度更慢，中间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又该怎么处理，这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又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基础研究。这与其他学科领域类似， 基础研究是根本。古籍保护技术领域的基础主要是对载体材料的研究， 比如说纸张， 我们要知道它用什么原料， 这些原料有不同的种类， 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什么样的特性。然后它用什么样的工艺制成， 经过哪些加工处理的过程。还有它做成纸和书之后，和所有东西一样，也有保质期的概念， 在存放过程中会变质。纸张的变质就是老化、 酸化， 这个过程跟很多因素有关。有的书变质速度特别快， 像民国的书，到现在不到100年， 很多已经坏掉了。也有很多书抗老化能力特别强， 我们看到有一些汉代的纸还能保存到现在，非常厉害，二者的差异跟它材料本身的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些技术领域的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揭示它的机理， 为我们后续解决问题提供支撑。当时我选择来实验室工作， 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古籍保护技术研究那时候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 整个领域几乎可以说是一片荒地， 尽管有些前辈也做过许多研究， 但是空白仍然非常多，到处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基础领域的问题， 这对喜欢研究的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因为你可以随意地激发自己的好奇心、 探索欲和求知欲。第二个方面是保护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在对古籍文献的保护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包括保存环境的控制， 纸张的长期保存需要合适的温湿度， 避免紫外线、有害气体的损害， 需要合适的装具， 从大环境到微观环境都必须非常讲究。此外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脱酸的问题， 加固的问题， 虫霉防治的问题， 灾害处理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该怎么解决， 都需要科学研究给出答案。另外我们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借助适当的方法， 比较典型的像无损检测的问题。我们要想知道这张纸的某些特性，比如物理强度， 就要给它拉断或者折断， 对普通纸这个不是问题， 因为纸多的是， 随便用。但是对古籍来说这样的方法就绝对行不通， 古籍属于文物， 不能有任何损坏， 要求非常严。要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许多传统的方法是没办法直接用的， 必须针对古籍的这种特殊要求开发一些新的无损的研究方法， 否则这方面的研究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第三个方面是行业相关标准的研究。我们还会针对行业中的操作层面的一些共性问题， 制定相关的标准， 包括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为具体工作提供标准方法 。例如古籍书库的相关要求、图书冷冻杀虫的操作规程，古籍函套的质量指标等等，这都是行业相关标准的研究。同时， 针对古籍保护工作中的一些特定的操作需求， 我们还可以开发专门的仪器设备， 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前些年我们组周老师和修复组老师们合作开发的纸浆补书机， 还有这几年田老师带我们一块做的脱酸设备的研制开发等等。前面提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实验室目前在古籍保护技术研究方面的主要内容。我201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 实验室刚建成， 国内专门的古籍保护实验室就我们一家， 可以说非常孤独。古籍修复的培训班开得红红火火， 我们都没办法参加，特别羡慕， 只能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各种实验。不过经过古籍保护中心和同行们多年来的共同努力， 已经有很多高校， 像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天津师大、 社科院、 南艺等等都参与进来， 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但正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古籍保护技术研究是一块巨大的荒地， 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需要研究的问题也特别多， 仅仅依靠现有的力量可能还不够， 借此机会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 共同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汪帆：中文系出身的浙江图书馆中生代古籍修复师，十几个省钻山打洞寻找手工纸作坊的背包客，凭借《藏书报》“小帆说纸”专栏成为业界团宠。
我是浙江图书馆的汪帆， 是一名古籍修复师。2013年的时候， 浙江图书馆就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纸进行了一个电话调研。记得那时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 向各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要传承人或者作坊的联系方式。那段时间感觉每天晚上都在打电话， 因为有些地方的做纸人， 白天他可能是在山上务农， 或者是在山上砍原材料， 那些山里都没有信号， 要在晚上他闲下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当时我们总共调研了29 家单位和作坊， 虽然不是很多， 但我打电话起码打了100个， 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位浙江的老先生是做麻纸的， 他特别认真地给我写了一封信， 告诉我他家里的儿女都不愿意做麻纸， 这项手艺没有人传承， 他们老夫妻每年做多少张纸， 每张纸卖多少钱， 洋洋洒洒写了三张纸， 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挺有情怀的。2013年我们在新疆墨玉县买了那个90多岁的老先生的纸， 2014年我到天津培训的时候， 在机场里收到了中介人发给我的微信， 中介人和我说那个老先生刚过世了 ， 我特别难受，本来是想有机会去拜访他， 跟他聊聊的。那时我就下定决心， 要把全国生产手工纸的地方都去走一遍， 去看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纸的，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纸可以用于我们的古籍修复。在走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问题，后来变成带着问题去找纸， 什么问题呢？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纸张颜色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染纸的时候发现有些纸张用植物染料染了以后会黑、发绿，但有些纸张不会？第二个问题是纸张密度的问题， 原来的老纸它虽然薄， 但它很紧密， 不透， 密度特别好。新纸也薄， 但它透。要是碰到虫蛀的书叶，同样一块修下去 ，如果补纸很薄的话，这修复的部位颜色会发黑，就跟书叶颜色特别不匹配。虽然我们用厚度仪检测了，它厚度与书叶一致，甚至稍微薄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修上去以后就感觉不舒服，这是很多老师都发现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纸张表面光泽度的问题，老的器物上有包浆，其实纸上也一样， 纸上也有那种“火气”， 但现在的纸， 就是贼光一片， “火气” 特别大。我从2016年开始， 就带着这三个问题去访纸， 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有答案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会变颜色？因为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没有用传统的工艺， 为了缩短工期用了一些化工原料。第二个问题， 密度问题， 一是与纸帘有关， 二是与原材有关。纸帘有问题， 难道怪做纸师傅吗？当然不能怪他了， 因为这是做纸帘的师傅的问题。有些地方的纸帘是1.5厘米或者1.7厘米宽， 有些地方的纸帘只有1厘米。其实这个是和地域有关系的， 比如说江浙地带或者是安徽地区的纸帘全部都 是 1.5 厘米左右或者1.5厘米以上的， 但是到了重庆、 江西或者福建， 纸帘就是1厘米的。2017年年底我到湖南去的时候，李志军师傅带我去见了一位做帘子的90多岁的老师傅，他做一个帘子才 2000 元 ，他的生存条件是非常差的。当时李师傅就跟我说， 如果这个老师傅以后不做了， 那边年轻的师傅做出来的帘子又没那么好， 大家就不愿意买， 那不愿意买怎么办？就到安徽去买。到安徽去买的帘子是什么样的帘子？就是1.5厘米宽的帘子了， 这时候我们就缺了那种手工做的湖南帘纹1厘米宽的纸了， 这个是不是变成一种传承的变异呢？比如说我们在看古书的时候，有时候会根据帘纹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纸可能是哪个地区生产的。如果它是1 厘米宽的，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往浙江、安徽这边考虑了，就肯定是往福建、 江西那边去想了。但是如果未来人家看了我们的纸，它的帘子是从浙江或者安徽运过去的，而实际生产地还是在福建或江西， 这就会影响大家的判断。影响纸张密度的还有原料和打浆度，做竹纸，砍伐原料是有周期性的，不同地区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比方说福建是小满前后砍伐原料，而江西、浙江，则会与其相差三五天。到了合适的季节，砍料这项工作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从山阴或者山阳采的原料都需要有所考虑。但现在， 有些料户为了多采料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在山上捡粗竹子砍，砍下来后直接用， 这样的原料就会出问题。再说纸张表面光泽度的问题。原来我们用的焙墙， 是用三合土夯成的， 里面的结构有两种， 一种是青砖，一种是竹篾搭起来的， 然后里面外面糊黏土、 黄沙、 石灰， 三种夯起来， 有些地方里面还夹点纸筋， 增加拉力， 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次我到夹江去访纸， 夹江的纸焙就非常好， 跑了这么多地方， 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纸焙， 非常完美。用那个墙壁做出来的纸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用的是铁焙， 我们仔细想一下， 铁焙上面漆清漆， 温度传导得特别快， 纸就干得特别快， 它不是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一个焙的过程。慢工出细活， 如果干得太快， 就出现伸缩率的问题了。再说光泽度， 铁焙上面再加清漆， 贼光出来了， 但和古纸的韵味不一样， 就感觉差好多。但这个问题应该怪焙纸师傅吗？因为现在没有人做焙墙了， 这些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坦率地讲， 在访纸的过程中我发现能够做修复用纸的真的不多， 但我们还是应该感激他们还在坚持， 因为只有他们不断地去做， 这个行业才有生命力， 才能不断发展。 （转载自《图书馆报》2020年10月30日，内容根据活动速记整理， 有删节， 题目为编者拟， 未经嘉宾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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