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安格尔—拿破仑—贡斯当
彩蛋：罗伯斯庇尔和富歇的生死对决
从罗伯斯庇尔把同属于雅各宾派的革命战友丹东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刻起，罗伯斯庇尔被砍头的命运就已经铸成了，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这个时间问题正是由富歇来确定（富歇把这个时间确定得相当精准，假如差一天，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就会死在罗伯斯庇尔前面）。
富歇，因为身体孱弱不能子承父业做海员，就学了神学，并且留在神学院做了一名清贫的数学和物理教师。从他以普通代表的身份进入“三级议会”开始，富歇就把数学和物理原理运用于政治计算和推理，他勤奋又精明地权衡各方力量的动态碰撞与此消彼长。天性谨慎且内心无比沉着的富歇总是拒绝过早地站队，总是在胜负局势明了之前的最后一个抉择关头才做出惊人的一跃，从即将沉没的大船，跳上获胜者的船头。因此，富歇常常被指责为“背叛者”，但是，他深知自己其实是一个永远忠诚的人，永远忠诚于获胜的那一方。
因为他是胜利者阵营所欢迎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所以，富歇在加入新阵营之后往往会表现得格外积极，对自己之前所在的旧阵营则表现得异常决绝。
1793年1月16日，关于是否处死路易十六，所有的议员都要公开表态，并记录在案。15日，富歇还在向他那些温和派朋友们一再保证：他将保卫国王的生命。16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富歇很轻松很自然地说出了“死刑”两个字，因为很明显，温和派输了，现在是激进派的天下。
之后，“这个温和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恐怖主义者”，这个曾经的天主教士变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和疯狂的教会掠夺者。
富歇和德布瓦被派到里昂去镇压保王党和天主教徒的叛乱。在那里，他提出相当超前的反对私有财产的纲领，逼迫富人们把金银、布匹和食物拿出来上交给革命政府，炮决数百人（因为断头台的效率太低），拆毁大半个城市，砸碎教堂的祭坛，抢走金银法器，焚烧圣经、画像和教堂，强迫天主教神甫们娶妻，把里昂变成无神论的大本营。而富歇之所以这么做，最主要是不想让巴黎觉得他是一个温和派。
突然，富歇慢下来，把断头台又搬出来，每天零零星星地砍几颗人头；这是因为巴黎传来的风向似乎又变了：几个被派往其他地区的极端激进的特派员被处死了；之前革命当局做出的“把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夷为平地”的决定，现在想起来实在是过于疯狂且愚蠢；在巴黎，主张扩大恐怖的“无政府主义者”埃贝尔等人被砍头；丹东和德穆兰正在要求设立“温和的法庭”。
富歇迅速在另一边下注：“他一下子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激进分子”，称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暴乱分子”，还“肆无忌惮地解散一二十个革命委员会”；顿时，在里昂贵族、教士和富有阶层眼中，刽子手富歇变成了他们的救星，而里昂的雅各宾党人则纷纷写信去巴黎，指控富歇过于温和，甚至背叛革命，“镇压爱国者”——这些指控正是富歇所需要的，现在，他的左右口袋里都装上了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如果有人控告他搞大屠杀，那他就可以从右边口袋里掏出里昂雅各宾党人斥责他过于温和的指控，并把大屠杀的责任推给那个缺少心机的战友，德布瓦；如果有人控告他过于温和，那他就可以从左边口袋里掏出成百上千人的死刑判决书。
但是，同样时左时右的罗伯斯庇尔是很难被蒙骗的，他命令富歇“立即前来巴黎，对里昂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
1794年4月5日，富歇把里昂断头台的行刑官及其助手送上了断头台；毕竟，他们俩知道得太多，而“死者最善于保持沉默”。同一天，富歇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旅途中，他心里还想着，或许自己在国民公会的朋友们，特别是丹东，能制衡罗伯斯庇尔并保护自己；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就在4月5日这一天，主张宽容的丹东也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而九个多月的恐怖统治、忽左忽右的残酷打击已经让“往日勇敢无畏、激情如炽”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变得“默默无语、心惊胆战、神情惶恐”，因为“恐惧，这摧毁神经、磨损心灵的可怕毒药使他们的意志完全瘫痪。”
大革命早期，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和权威明显低于米拉波、马拉、布里索、丹东等人，他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摇摆，政治纲领也变化不定；但是，他始终廉洁自律，不贪财不好色，一直坚持独自租住在下层群众的简陋公寓里，不像很多民选代表在掌权之后就搬进豪宅，于是他获得了“不可被腐蚀的人”的声望，另外，他敢于和布里索等吉伦特派掌权者展开激烈的辩论，因此，罗伯斯庇尔在巴黎下层人民中建立起越来越大的号召力。
1793年6月2日，以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领导巴黎人民起义，逮捕29位吉伦特派议员，包括布里索。7月13日，马拉遇刺；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进入“公安委员会”，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来对付反革命；9月17日颁布的“嫌疑犯法令”，雅各宾专政的恐怖和血腥升级，打击面被扩大，审判程序被简化，死刑被加速执行；10月，布里索等吉伦特派领袖被砍头；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联合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以“过分激进、制造混乱、搞无政府主义”的罪名，将雅各宾派的激进左派领袖埃贝尔等人处决；4月，他又以“对敌人过分温和”为罪名，把雅各宾派的温和右派丹东与德穆兰等人送上了断头台。
在巴黎国民公会，面对战战兢兢的议员们，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把富歇在里昂推行无神论的行动批判成可怕的罪行，因为大权独揽的罗伯斯庇尔想要创造并推广一种凝聚全体法国人的新宗教信仰——既超越天主教，又超越无神论，以一位既有理性又有神性的“最高主宰”为崇拜对象，以罗伯斯庇尔本人为大祭司。
富歇在黑夜中卑微地前往罗伯斯庇尔简陋的公寓请求谅解，但遭到了拒绝；这两位醉心于权力的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决。
“罗伯斯庇尔和富歇的这场决斗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扣人心弦、心理学上最激动人心的插曲之一。两个人都绝顶聪明，两个人都是老练的政客，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应战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自以为早就认识对方，因而长久以来一直过于低估对方，对于富歇来说，罗伯斯庇尔还依旧是那个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律师，和他一起在故乡阿拉斯省的俱乐部里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起先撰写一些格雷古式的甜蜜腻人的小诗，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国民公会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使大会代表厌烦。罗伯斯庇尔如何通过坚忍不拔的自我修养，由于身负重任而平步青云，已由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变成了国务活动家，已由灵活机变的阴谋家变成了思维缜密的政治家，由雄辩士变成了演说家，这点富歇没有看到或者发现得太晚。责任在肩往往使人变得高大，罗伯斯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于是自己也随之成长。置身于贪婪的乘机牟利者和大声喧嚷者之中，他感到拯救共和国乃是命运单独赋予他的毕生任务。他感到有必要实现他关于共和国、革命、道德风尚，甚至神性的设想，这恰好就是他对人类所负的神圣使命。罗伯斯庇尔的这个顽固的信念，既是他性格的优点也是他性格的弱点。他对自己的刚正不阿陶醉不已，对自己的刚愎自用迷恋不止。他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同想法不仅看成不同意见，而是视为背叛。因此他便以法官审讯异教徒的冰冷无情的拳头，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异教徒推到新的柴堆中——断头台上。毫无疑问，一七九四年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是有伟大、纯洁的思想，但是说得确切些，这种思想并非活在他的身上，而是僵化在他身上。这种思想很难完全脱离他，而他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思想（这是一切刚愎自用者的命运）。缺乏彼此交流的温暖，缺乏动人心魄的人性，便使他的行动丧失真正繁衍的力量。他的强大只在僵硬之中，他的力量只在严酷之中，独断专行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他人生的意义和形式，所以他只能把自我刻印在革命身上，否则他的自我必然破碎。这样一个人容不得别人反对，在精神问题上，无法忍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分庭抗礼。只有当别人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自己的观点，像圣茹斯特和库东似的充当他的精神奴隶，他才能容忍他们，其他所有人都被他那浓烈碱水般的暴躁脾气无情地清洗出去。该倒霉的是那些不仅和他意见相左（这种人也受到他的迫害），甚至还对抗他的意志、不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无误的人。而约瑟夫·富歇现在就是在这样干。他从来不去征求罗伯斯庇尔的忠告，从来不向他昔日的朋友低头弯腰，他坐在罗伯斯庇尔敌人的板凳上，大胆地越出罗伯斯庇尔规定的中庸谨慎的社会主义的界线，鼓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但是迄今为止，罗伯斯庇尔显然没有认真对付过富歇，他觉得富歇过于微不足道。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个代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神学院里的教师。他认得的富歇当年还穿着僧袍，后来向他妹妹求婚，是个渺小卑鄙、野心勃勃的家伙，背叛了上帝，背叛了未婚妻，背叛了一切信念。他怀着僵硬族对柔韧族、宁折不弯族对追求成功族的整体仇恨，怀着宗教类对世俗类的类型怀疑，对富歇嗤之以鼻。但是这种仇恨迄今为止还没有冲着富歇个人，只是针对这种类型，富歇只不过是一个变种而已。他自己迄今为止一直忽略富歇：这样一个阴谋家，随时可以放在脚下踩得稀烂，何必为他费心？只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一贯轻视富歇，迄今为止只是对富歇进行观察，并未认真予以打击。
现在他们两人才注意到，彼此都过于低估对方。富歇认识到在他离开巴黎期间，罗伯斯庇尔已经变得权倾一世，所有的机构全都隶属于他，军队、警察、法庭、各个委员会、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党人。要反对他显然毫无指望。但是罗伯斯庇尔迫使他进行战斗。富歇知道，他若不获胜，就会毁灭。绝望之中，总会迸发出最后的力量，于是富歇在一举步就要迈进深渊之际，突然扑向他的追捕者，犹如一头驯鹿，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便拼命鼓起勇气从最后一个树丛中跳将出来，扑向猎人。”
毫无疑问，拿破仑在很多方面都超越罗伯斯庇尔；但是，这两个人在两个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一个方面，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都搞出来一个自相矛盾，让人哭笑不得的“意识形态”；罗伯斯庇尔的版本是“最高主宰”，拿破仑则是把教皇找来给自己加冕以示“君权神授”，同时又要自己动手把皇冠抢过来以显示自己是凭个人实力登上皇位，并长期扣留和迫害教皇。另一方面，就是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都是在权力岌岌可危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富歇这个最危险的敌人。
表面上，罗伯斯庇尔消灭了雅各宾派内外的重要政治对手，成为了法国革命毫无争议的最高权威，但是，事实上，雅各宾派原本强大的领导层被罗伯斯庇尔自己严重削弱，而他自己的班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强人意；被杀的埃贝尔和丹东在底层人民中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对罗伯斯庇尔又恨又怕；作为治理者，罗伯斯庇尔出于恢复经济秩序的考量，“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激怒了他以前的支持者”；曾经和他联手的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成员们开始和他争夺权力；以前罗伯斯庇尔总是能团结几派力量，去孤立和打击掌权派或崛起派，现在，他自己成了掌权派，也就变成了被孤立和被打击的目标；某些舆论开始指责他为暴君，一手造成“流血的法庭”；原本相互猜忌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正在被恐惧团结起来。
在议员们之间渲染恐惧和加强团结的人，正是富歇。他在议员们中散播传言，说罗伯斯庇尔正在准备一份新的黑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上断头台；而这确实是事实，罗伯斯庇尔的死党圣茹斯特确实在拟一份黑名单。接着，富歇偷偷溜进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大多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对这个说，“你就在黑名单上”，对那个说，“就算你不在这一拨，也会在下一拨”。
富歇的可疑活动被密探报告给罗伯斯庇尔，有人劝他果断行动，趁着敌人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逮捕他们。但是，罗伯斯庇尔犯了“路径依赖”的错误，他决定使用老办法：热月八号（7月26日），由他本人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用恐惧“使之完全瘫痪”；热月九号（7月27日），由圣茹斯特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把富歇、巴拉斯、塔利安、布尔东等敌人全部处死。
此时，富歇正把罗伯斯庇尔的敌人们组织起来，并且为他们敲定了在热月八号的国民公会上开始反击。
热月八号，针对某些舆论称他为“暴君”的指责，罗伯斯庇尔为自己进行了辩解，接着，他指控国民公会中有间谍、卖国贼和革命叛徒，但是，他拒绝指出具体姓名；而这恰好帮了富歇的大忙：断头台的铡刀悬到了每一个议员的脖子上，富歇所说的“你就在黑名单上”变得无比真实。
布尔东带头对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发起反击，然后，“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指责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解释和威胁过于含糊不清，他应该说说清楚，他指控的究竟是谁。”罗伯斯庇尔被迫进行辩护，但是，他的辩护“非但没有强化他的演讲，反而把它削弱。”
国民公会的战斗意志开始恢复，他们似乎在刹那间找到了勇气和信心，敢于在公开的论战中攻击罗伯斯庇尔——这位革命的巨人，“他把所有的权力都攒在自己手里，控制着巴黎市政、军队、雅各宾党人、民众、还拥有名誉以及一个无懈可击的名声所具有的威力”，原来，他也是人，他并非是不可挑战的，他被群起而攻的时候也会词不达意。
当晚，愤怒的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做了和白天一模一样的演讲，并赢得了满堂喝彩；他放心了，雅各宾派仍然全力支持他，富歇和他的党羽必死无疑。
当晚，富歇四处活动，一直忙到凌晨，他和反叛者们敲定了热月九号的行动方案；他放心了，这群即将被称为“热月党人”的反叛者们会全力出击，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羽必死无疑。
热月九号，圣茹斯特刚想发言，就被塔利安打断；罗伯斯庇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声音都被上百名议员发出的“打倒暴君”的吼叫声所压倒。塔利安高举着一把短剑，喊到：“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 （据说这把短剑是监狱中的卡塔内侯爵夫人托人送给塔利安的，附一张字条：“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衷心爱我，那请不遗余力拯救法兰西和我”。罗伯斯庇尔被推翻后，这位美人儿被称为“热月圣母”，成了塔利安夫人，巴黎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并先后成为巴拉斯和塔列朗的情妇。）
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法令，立即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
巴黎公社和国民自卫队中有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他们得知情况之后，立刻发动群众暴动。他们组织了先遣队把罗伯斯庇尔等人从监狱里抢了出来，并且送到巴黎市政厅保护起来。炮兵虽然参与了营救活动，但是，当国民自卫队司令昂里奥命令炮兵们开炮攻击国民公会的时候，炮兵们拒绝执行命令，选择了保持中立。昂里奥只能派人先到各区把暴动群众召集到市政厅外的广场。
在得知国民公会突然发难之后，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里那些和罗伯斯庇尔争夺权力的成员们希望借此机会干掉罗伯斯庇尔，而且，他们碰巧也被炮兵围困在国民公会里。于是，两委员会和国民公会迅速联合起来，抓住巴黎公社和国民自卫队重新去组织武装力量的时间窗口，通过国民公会宣布：“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叛乱，法律将不再保护叛乱分子和参与暴动的公社”，指定两委员会为指挥中心，任命巴拉斯为司令官，并且，派出代表到巴黎各区争取群众武装力量的支持。出于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抵御外国军队入侵和镇压反革命叛乱，当时的法国就是一个大兵营，全民皆兵，人人都有武器。
巴黎民众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只是听说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之间产生了矛盾。有的民众带着武器到了市政厅外的广场，发誓要保护巴黎公社和罗伯斯庇尔；有的群众武装力量则聚集到国民公会外的广场，发誓要保护国民公会。
巴拉斯布置好防御，就把进攻部队分成两批，去攻打市政厅。
而此时，市政厅里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经开了三个多小时的会，重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到广场上去发表演讲鼓舞士气，也没有人发布军事命令，布置防守和进攻。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他们派出去的代表比国民公会派出去的代表先到达各区，把群众武装领来之后就没有再到各区收集情报，于是乎，罗伯斯庇尔等人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群众是支持国民公会的，以为所有的巴黎群众都已经站在自己这一边，自己的“行动不可能失败”。反而是广场上的群众很焦急，因为他们知道事实上有的群众是支持国民公会的。
于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滑稽的一幕剧上演了：
“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开始有了骚动，没有耐心再等下去。混进人群中的国民公会的人在悄悄散播消息，说各区的人民已经知道，公社被国家认定为违反了法律。趁着广场上人群军心不稳，热情逐渐消失的时刻，有人喊出国民公会永远存在的口号。接着潜于广场的国民公会人员大声宣读了公社搞非法活动的通告，群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格雷弗广场上顿时寂静下来。没过多久，昂里奥从市政厅出来想为群众打气，可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广场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他怎么也不相信，五个小时前拼尽全力营救他的炮兵和群众竟然都离他而去。昂里奥又转回到市政厅内，这时，国民公会的两队人马赶到市政厅，并把各个出口围住了，所有人都在高呼：国民公会万岁。”
罗伯斯庇尔看大势已去，企图自杀，却只是打碎了下巴；他弟弟小罗伯斯庇尔跳窗时摔断了一条腿。巴拉斯命令宪兵把兄弟俩和圣茹斯特、昂里奥等人押到监狱。第二天下午，罗伯斯庇尔和另外19人被送上了革命广场断头台。当罗伯斯庇尔的人头被行刑官举起来的时候，围观的人群发出了长达十五分钟左右的欢呼。
“一群狂热的民众在国民公会门口向塔利安和巴拉斯热情欢呼，把他们视为剪除暴君的豪杰，反对恐怖的英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躲在幕后的富歇，把里昂大屠杀的责任推给德布瓦，并极力避开公众的视线；最后，他彻底蛰伏了三年，以躲过“里昂刽子手”的指控和复仇者的暗算，直到巴拉斯主动找到他，请他帮自己处理一些机密且微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