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句话并非否定法度，是既宗法又不受之束缚，并非是将阵法悉数破除，而是在审美标准中将法置于次要地位。论书不以符合古法为最高标准，形只是一种基本功。而作为一种艺术则应有更高的审美标准，即重“神韵”。
对书艺的法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实际上，法无法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王夫之）。法是人们在书法实践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它反过来又束缚着“意”的流露，这就要求书者能恰当地把握做到“无法有法”临古碑帖时“不可有我”即守法，创作实践时做到“不可无我”即不守法，“意造无法，信手点画”。
苏轼曾多次谈到笔法的问题。他在《记与蔡君谟论书》等文中说：“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断”。“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调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荆公尝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可见东坡是相当重视法度的。不仅如此，他对法度还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体会。
其《东坡题跋》里写道：“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知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用意精到，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他总结了握管运笔之法，认为“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并引用欧阳修所说“当使腕运而指不知”，一扫“执笔必与鼻端相对，乃能使笔得其正”等过分拘牵之说。
苏轼在长期书法实践中体会到，“凡世之所贵，必贵其所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中这段文字充满辩证思想，因为真书端正、凝重所以难于飘扬，草书飘扬，所以难于严重；大字宽绰，所以结构上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结密，所以难于宽绰而有余，难能之处其所贵可知。其《东坡全集》中的“学书好诉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旧处。”“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都应作为我们学习书法的座右铭。
苏轼还强调学书应从正书开始，他说：“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行，未能行而能走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