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堂笔阵】欧阳修“崇义抑文”

欧阳修“崇义抑文”

赵宋王朝从立国之初，便奉“崇文抑武”为国策，倡导文化，褒奖文艺，终宋之世而不移。以三百馀年的积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无论儒学、史学、文学、艺术，都人才辈出，成果丰硕，“郁郁乎文”，达到前所未有而标程百代的巅峰。尤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二程、司马光、朱熹、辛弃疾、陆游的成就最为卓著。他们既是两宋文化最杰出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两宋“崇文抑武”国策的最大受益者，以虚的、更多是以实的社会位份，受到当世、后世的广泛尊重。

但是，正是这批“崇文抑武”国策的最大受益者、文化成就的杰出创造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却不见对“崇文抑武”的拥戴，反而致力于倡导“崇义抑文”！

虽然，广义的“文”泛指经、史、子、集的各个文化门类，在今天更把它扩大到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创造，如“酒文化”、“饮食文化”之类；但狭义的“文”则专指诗文、书画等“文艺”的门类。而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崇文”之“文”的认识，大多以狭义的“文艺”为重点。欧阳修们的“崇义抑文”之所抑，当然也是针对狭义的“文艺”而不是广义的文化而发的。

《宋史》本传记刘挚诫子孙语有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便不足观。”“器识”即“志道弘毅”的使命感；“士”指读书人、文化人中有理想的一部分精英；“文人”则指文化人中虽乏“器识”但富有才情而“止为文章”（司马光）、“以文自名”（欧阳修），也即仅止于文艺创作并以文艺创作自许的另一部分精英。在刘挚看来，文化人当以“士”为重、以“器识”为本，“文艺”至多作为馀事；如果本末倒置，把“文艺”作为正事而沦为“文人”，“便不足观”了。这段崇“器识”而抑“文艺”的话，经顾炎武《日知录》的引用并发挥而广为人知；“何文人之多”也因此被看作是文化史上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严重问题。

其实，比刘挚更早提出并更清楚地论证了这个问题的，是宋代文坛的领袖欧阳修。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他明确表示：“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故“君子”当“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下科”并不是说文艺不重要，“夫子之门”件件事都是重要的，但又上、中、下三等之分，文艺则为重要之事中的居下者。“君子”与“士”同义，司马光则称作“儒者”，三者异名而同实，都是“以器识为先”而区别于“文人”的文化精英；“功业行实”则是“器识”的形诸于实践。“立言”则专指文艺的创作，在这里并不包括经史的述作。

“文艺传”虽为宋祁所撰，但欧阳修是《新唐书》的总纂官，所以，这一段序当出于欧的意旨。事实上，它与欧阳修的一贯思想如《送徐无党南归序》是略无二致的：

（圣贤三不朽）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又有能有不能也。

“修身”即立德，“为仁在我，岂由人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无关主客观的条件而“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曰“无所不获”——如果“不获”，那一定是你不愿意去做而已；“施事”即立功，个人的能力之外，更关乎客观的机遇，得到了机遇，窦宪可以勒铭燕然，得不到机遇，李广终身无功；“见言”即立言，文艺的创作无关客观的条件，要在有没有主观的天赋才能，能者有成，不能者莫名。三不朽可以兼备，但往往不能兼备。则“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即立功者不必立言；“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即立德者不必立功、立言。那么，不立德、不立功、唯立言又如何呢？这便是“止为文章”而“以文自名”的文人之心力所注：

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徐无党是欧阳修的学生，以古文诗词见称于人，试礼部得高第，一时名声大噪，并为欧的《新五代史》作注，文辞如“水涌山出”，众所赞叹，彼亦自喜。欧阳修则颇以此为忧，乃告以是序，“欲催其（文艺）盛气而勉其思（器识）也”；同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宋史》本传记欧阳修与人交谈，止于吏事，不及文艺，以为吏治关乎国民，“文章止于润身”。其自警如此。而事实上，他的文章大多也蕴涵了器识，很少“止为文章”。

修身立德、施事立功也好，功业行实也好，器识也好，一言以蔽便是“忠义”。器识，是忠义的修于身；功业行实，则是忠义的施于事。在《新唐书》的列传中，紧接本传之后的类传，忠义被排在第一，然后才是卓行、孝友、循吏、儒学、文艺等等。这是欧阳修的一大创举，无论在之前还是此后的国史中都是没有的。历代国史的类传，通常把循吏、儒学、文艺等排在前面，而将忠义、孝友、游侠、列女、货殖等排在后面。其依据便是“士为四民之首”，前者多为读书人，后者中国有读书人，但更多却是不读书人的缘故。

欧阳修这么安排，决不是随机的、无意识的，而是自觉地“崇义抑文”，庶使文化尤其是文艺的发展不致因“过犹不及”而泯没忠义的大防。他的这一用意，在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有明确的披露：《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所以“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甚可叹也”！则《新唐书》不仅把《旧唐书》排在第五的忠义移到第一，而且还增加了《旧唐书》中所没有的“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要在提醒沉湎于“文治盛世”歌舞升平中的宋代读者，不忘《春秋》义例的“忠奸顺逆”之冰炭不同。且看“忠义”传序：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轻用者，忠与义也。后身先义，仁也；身可杀，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义者，宁豫期垂名不朽而为之？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虽颓嵩岱不吾压也。······故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义在与在，义亡与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虽然，非伟丈夫，曷克为之？

“大闲”即大防。文艺为读书人的“下科”，忠义则为天下人的“大防”。士固为四民之首，但天下毕竟不只是读书人一家的天下，更是包含了不读书人的天下人的天下。则“砥砺生民”忠义与文艺，孰宜崇、孰宜抑？再也清楚不过。

这段话，还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明末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所谓“仗义每存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文艺固然重要，但缺失了器识的修养和功业行实的实践，“恬不知耻”（袁中郎）地“止为文章”且“以文自名”，难免导致文人们“临大节而一筹不画”（黄庭坚）乃至“破国亡家不与”（袁中郎）的“无行”，则诚“不足观”矣！故《新唐书》段秀实、颜真卿传“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则“忠臣谊士，宁以来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儒者也”，“大抵以为武人”。

《新唐书》“文艺传”序特别提到文人的文艺创作与君子的文艺创作之异同。“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份，唯能者得之。故号一艺”——只要主观上具备了天赋的文艺才能，则无论“止为文章”的文人，还是“功业行实”之馀游于文艺的君子，都可以创作出感人的优秀文艺作品。但文人之作，“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而君子之作，则“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讷君于善，故可贵也”。

可见，欧阳修“崇义抑文”，并不是否定文艺，而只是为了强调文艺作为“名教乐事”与忠义作为“天下大防”的相关性，警示人们不要因文艺、尤其是纯娱乐的文艺而忽视了忠义在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的意义。则“倡慷慨之气，使美而尽善”，“损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如黄庭坚评苏轼“忠义贯日月，文章妙天下”（《跋东坡墨迹》），正可作为“崇义抑文”思想旨在忠义与文艺合则双美的典范。

欧阳修的时代，正当“崇文抑武”而造就了北宋社会“百年无事”的天下承平，髫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无论朝野，不分贤愚，都沉湎于婉约的优美的文艺风气之中，导致国民意志的消沉，政府官员的不振。欧阳修从小受母亲的教育，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其时的中国，虽无内忧，这当然归功于“崇文抑武”的国策；但外患始终是相当严重的，这又不容置疑地归咎于“崇文抑武”。有鉴于此，他倡导“崇义抑文”，盖欲“治世于未病”也。范文澜曾说：我国历史上讲究气节，自北宋开始，而由范仲淹、欧阳修、尹师鲁为之先驱（参见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篹评注》）。这是指三人的功业行实而言，不分轩轾；而单论立言倡说，则以欧公为最力。影响所被，同时及后世的士人，无论文艺成就如何卓著，没有一个以文艺自炫的，而莫不着眼于忠义。如曾巩为其祖父曾致尧的诗文集作序，集之类次，合为诗赋书奏共十卷，而序却将文艺性质的诗赋一笔带过，全部的笔墨用于介绍祖父的书奏，以推重其功业行实的器识，而不欲其以“文人”见称于后世也。

司马光撰《通鉴》以“资治”，于读书人只载有器识并功业行实者，而不载“文人”，以致引起不少读书人的质疑，他却坚持不移。苏轼自述人生的志向，达则周公，穷则孔子，而决不以诗文自评；即使诗文，也决不仅止于婉约，更以豪放为人所称道。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的文章，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无非《醉翁亭记》、《秋声赋》、《赤壁赋》等等。且不论这类文章中无不包涵有忠义的“微言大义”而绝非“止为文章”，他们的《志林》、《大臣论》、《策略》、《策断》、《练军实》、《教战宋》等等，我们又熟悉多少呢？而不熟悉这类文章，于六家实在是买椟还珠了。

到了南宋，靖康之耻的惨痛事实，“还我河山”的绝望呐喊，使“崇义抑文”的思想进一步成为有志文化人的共识。“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陈亮《水调歌头》）！终于，在文天祥的《正气歌》声中，伴随着宋王朝的寿终正寝，“崇义抑文”的主题也被唱彻到最强音！

徐  建  融

1949年出生，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淅江美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书画鉴定家、书画家。

工诗文，擅画山水、花鸟，长期从事美术史论研究、书画鉴定和美术教育工作。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辞海》编委暨美术卷主编，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获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风堂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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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语：    

圣人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欧阳修以文艺之事归于立言，其说：立德在己，无关时运、才干、天赋，我欲仁，斯仁至矣，故人皆可以为尧舜。立功在时，才干次之，得时运则窦宪无赖可以勒铭燕然；不得时运则李广大将卒至终生无功。立言在天，天之付与，君子小人无常份，皆可灿然出众。而忠义为天下之大防，文艺为儒家之下科。故文艺家当先器识、后文艺，德成为上、艺成为下。不此之旨，虽勤一世究心于文艺间者，不足恃，皆可悲。

余三复斯言。

——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