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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分几种,中医具体怎么治疗?

瘟疫是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根据其疾病性质寒热之不同,可分为温疫、寒疫和杂疫三类。

所谓温疫,是指具有温热性质,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外感热病,温疫包括湿热疫、暑热疫、温热疫等。

所谓寒疫,是指具风寒性质,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外感疾病,一年四季皆可罹患。

“杂疫”除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特点外,还具有临床表现千奇百怪(如出现特殊症状和体征的大头瘟、烂喉痧等)、病机多端(属寒、热、上寒下热、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者皆有),以及治疗“往往以平素治法治之不应”等特点。

瘟疫学家强调瘟疫是由特殊的致病因素引起。如吴又可认为系杂气所感,杨栗山宗之;松峰认为是感邪毒而起;余霖认为是运气之变,为旺气为病。瘟疫有相对稳定的病变部立,如吴又可所论者,邪踞于募原而传胃;杨栗山述者,邪气怫郁三焦;余霖则认为邪毒炽盛充斥表里。

瘟疫学家所面对的是由特殊致病因素引起、威胁健康人群、呈流行性发展的外感热病,为控制其蔓延,有效地治疗现有患者无疑是非常紧迫和关键的。基于这个因素,瘟疫学家在治疗方面,以温疫学派为例,有如下特点:

一是倾向于寻找针对病因治疗的特效药。如吴又可用大黄祛邪治本,认为“三承气功效具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余霖强调重用石膏,直清胃热,而诸经之火自平;杨栗山重视芩、连、栀、柏、大黄等,亦是针对体内怫郁之邪气而用的。

二是注意选择直达病所的药物。正如刘松峰所说:“瘟疫用药,按其脉症,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窾。”如吴又可以达原饮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散,速离募原,其中槟榔、草果、厚朴是主药,以除伏邪之盘踞;余霖之所以选择石膏,是为了直入于胃,“先捣其窝巢之害”。

三是强调攻击性祛邪治疗。瘟疫学家认为无邪不病,邪气为本,发热为标,故“但能治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刘松峰还直接提出了“舍病治因论”,吴又可认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治邪”方法主要包括:

攻下逐邪。温疫初起,邪在募原,吴又可用达原饮使伏邪内溃,速离募原。疫邪或从表解,或内陷入胃。其入胃者,早用攻下,逐邪外出,以承气逐邪,主张攻邪勿拘结粪。

瘟疫学派虽不用卫气营血辨证,仍用气血概括病机,其逐邪侧重气分。如吴又可之治在募原与胃,余霖之治在胃,杨栗山之清热解毒、苦寒攻下方药,均以气分为主,盖由“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积极逐邪外出,御邪深入,无疑对疾病的预后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热解毒。吴又可不重视清热解毒,认为邪在募原,妄用寒凉则损生气;邪热在胃不用攻下,采用寒凉则抑遏胃气,火更屈曲,发热反盛。清热解毒之黄连只能清本热(正气被郁而发热),不能清邪热。吴又可忽略了清热与“治邪”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故乾隆癸丑年(1793)京师大疫,以又可法治之者不验。余霖看出了吴又可轻视清热解毒的缺陷,认为达原饮、三消饮、诸承气有附会表里之意。余氏吸取教训,结合临床,创制了“大寒解毒之剂”清瘟败毒饮。凡一切大热,表里俱盛之证,以此方为主。邵登瀛提出“疫重解毒”,盖“疫病感天地之疠气,故有大毒”,“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尝考古方以解毒、消毒、败毒名,及以人中黄、生犀、大青、青黛、玄参、黄连立方者凡几十首,皆解毒之品”。

清热解毒与苦寒攻下并举。杨栗山既注重清热解毒,又重视苦寒攻下,两者常结合使用,使解毒与攻下并举。温疫轻者清之,包括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清凉饮、小清凉饮、大复苏饮、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等8首方剂,这些几乎均以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为主药,有时还加入龙胆草、金银花、知母等,以行清热解毒之功。重者泻之,即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等方是也。这些无不是清热解毒配伍苦寒攻下,常以芩、连、栀、柏等与大黄、芒硝并用,共成大清大下之剂。杨氏治法,兼有又可、余霖之长。

为了有效地击中病邪,瘟疫学家使用的方剂多是直接针对病机而提出的,组方稳定,用方不多。如吴又可首用达原,继用承气攻下;余霖之清瘟败毒饮,“不论始终,以此方为主”;杨栗山虽有10余首清、下之剂,但组方原则基本相同,“而升降散其总方也”。治疗方剂稳定,便于广大群众的防治,也较易观察疗效,如乾隆戊子年(1768)桐城温疫流行,乾隆癸丑年(1793)京师大疫,均以清瘟败毒饮授之,并皆霍然。这些方剂或解毒或攻下,充分体现了对病邪的攻击性。为了祛邪有力,余霖擅长使用大剂量石膏。

瘟疫学在学术上的独特见解,在当时不能为一般医家所接受,故遭到了强烈的抨击,如其时舆论“益复集矢于余氏”,汪曰桢说:“偶有特立之士,力排众论,别出心裁如师愚(余霖)者,且群目为怪物矣,欲求医学之昌明何可得乎。”

疫病理论对传染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繁衍做出重要贡献。因此,我们今天应当兼收并蓄,系统整理历代瘟疫理论,指导当今传染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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