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2002.9～2013.4），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学术顾问，华侨历史学会荣誉理事，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南亚分会理事，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委员，《亚太研究论丛》执行主编，《南洋问题研究》学术顾问，《东南亚南亚研究》编委，《东方文化集存》东南亚文化分编委等，先后赴越南、日本、韩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或讲学。
梁志明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历史，特别是亚洲近现代史、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开设亚非现代史、战后亚洲史本科课程和东南亚古代史、东南亚近现代史、越南史、华侨华人史研究生课程。著有《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主编《世界现代史》、《当代世界史》、《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东亚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联袂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合著《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卷）、《东方文化大观》、《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多元、交汇、共生——东南亚文明之路》等著作；参加编撰《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东南亚历史词典》、《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军事大百科全书·世界战争史卷》和《世界外交大辞典》等辞书；发表学术论文、文章和译文共一百余篇。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北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教材奖和教学奖。
2013年4月底，本刊对梁志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谈谈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并对未来的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展望。以下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问：梁教授，您对中国的东南亚史学研究有过系统的回顾和评析，在此，能否请您首先在整体层面上介绍一下中国的东南亚史学研究？
梁：应该说，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有了对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历朝历代都有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记载，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事实上，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中国历朝正史、实录、类书、地方志、档案甚至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中找寻到。目前，无论是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还是国外的东南亚史研究，除依靠来源于考古学、民族学以及口述史料等资料外，最重要的史料还是中国的史籍，然后才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史籍。在中国，到了近代才开始有了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与著述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才逐渐成为一个学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获得新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飞跃。
问：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能否请您分阶段地介绍一下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东南亚历史所做的研究的情况？
梁：我首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对东南亚历史做了哪些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传统，大致有三类文献涉及到东南亚历史。一是正史，即官修的史书。我国历代王朝官修的史书中，均有关于东南亚邻国的记载，多见于“外国卷”和“地理志”中，主要描述东南亚古代国家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风俗以及与中国的交往。在原始资料散失后，中国正史中的这些记载就显得极为珍贵，往往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二是类书，即各类丛书。例如《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三是专著，包括游记、回忆录、杂史、野史等。这一类的书籍数量非常庞大，具体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顾海先生在其所著的《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中提到的文献就有大约200多种，这还不是接近全面的数字。这类书籍多是古代中国的官员、僧人、学者访问或整理他人见解的著述，史料价值较高，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法国汉学家司马帛乐在撰写《占婆史》的过程中，就主要参考了中文史籍《林邑记》。
中国古代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有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1.两汉至唐时期（公元前后~10世纪），这一时期涉及东南亚历史的著述以正史、游记、见闻录为主。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里面有涉及印支三国的记载，其中关于越南的记载较多。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里面的《地理志》中有关于粤地的记载，叙述了从广东南部到印度的海上交通情况，是记录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状况的最早的史料。此外，该书还详细记载了今越南境内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情况。公元3世纪，东吴的交州刺史吕岱遣使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二人率船队出海，南访诸国，抵达了扶南的林邑。回国后，朱、康二人根据见闻，写下了《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传》、《扶南土俗志》，记载了南海百余个国家与地区的情况，其中主要是扶南国的情况。这两部书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官员第一次出访南海诸国后所记录的文献资料。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与中南半岛和印度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献，其中以《佛国记》和《水经注》最为有名。《佛国记》，东晋高僧法显著，又称《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印度，义熙八年（412年）从海路返回。该书文字古雅，内容丰富，记载翔实，是现存最早的中国西行求法僧人游记，是研究5世纪东南亚、南亚史地、宗教、习俗的重要资料。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著作和资料，使得大量的后来失传的古籍、碑碣得以部分保存下来，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失传的《扶南传》、《林邑记》、《交州外域记》等。《水经注》依据《林邑记》记载了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古代林邑国的区粟城和典冲城，对其位置、形势、建筑规模等都有描述。《林邑记》现已失传，《水经注》的这段文字于是就成了孤本，成了记载这两个越南古代城市的唯一古籍，对研究越南古代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到了唐代，一些中国的西行求法僧人继续留下了自己的见闻录，其中一些涉及到东南亚的古代历史，如《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2.唐末至宋元时期（公元10～15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科技进步。造船业的发展和罗盘的出现大大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的往来也因此更为密切。这个时期，除了正史、见闻录、游记之外，还出现了专门记述古代东南亚国家情况的专著，如《岭外代答》、《诸蕃志》、《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这些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值得重点推介。
《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著，共十卷，有294个条目，主要记载岭南两广的山川、古迹、物产、社会风情，兼及东南亚一带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当地社会、地理、交通和中越关系的重要文献。《诸蕃志》，南宋赵汝适著，共两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该书内容有一部分参照《岭外代答》，但范围更广，记录了古代东南亚约38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真腊风土记》，元代周达观著，周曾出使过真腊。全书记载了吴哥时期柬埔寨的繁荣兴盛景象，是研究13世纪真腊国的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多种中文校注本和外文译注本。《岛夷志略》，元代航海家、旅行家汪大渊著，共100则，前99则志国，后一则志经贸、物产。该书的许多材料系汪大渊亲身经历，“大半为史所不载”，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3.明清时期（15～20世纪初）。明朝设立“四夷馆”，教授南洋各国语言。郑和下西洋，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明朝开始，有关东南亚国家的历史记载明显增多，重要的著作有如下一些：
《瀛涯胜览》，明马欢著。马欢作为译员随郑和下西洋，1413年将所涉各国笔录成书。该书记录了西亚、东南亚20多个国家的情况。《星槎胜览》，费信著。费信亦是郑和的随员，曾四下西洋，该书系他的沿途见闻，共2卷。《西洋番国志》，巩珍著。巩珍以军人身份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后撰成此书，“议事详核，行文赡雅”，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明史.外国传》所采用。
《东西洋考》，明代中叶张燮著，14卷。该书内容详实，不仅参考了档案、邸报，还访问了商客、海客等，记录了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貌，甚至记录了航海针路等航海知识，记录了倭寇、西方早期殖民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的活动。
到了清初，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记载了大量的航海知识及经历，对海外诸国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划分，如将日本称为“东洋”，文莱、吕宋称为“东南洋”，暹罗、柔佛等称为“南洋”，印度称为“小西洋”，欧洲称为“大西洋”。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而成的《海录》，记录了东南亚以及南洋群岛的情况，并对当时重要的华侨罗芳伯公司（兰芳公司，总部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坤甸）有详细的记载，是一部记载18世纪东南亚华侨拓殖史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文献。王芝的《海说》（又称《海客日谭》）（6卷本），系王芝根据自己亲历滇缅道进行考察的经历写成的，是一部有关19世纪东南亚情况的重要著作。
到了晚清时期，中国关于东南亚的著述日渐增多，如涉及东南亚国别史的《越南地舆图说》、《缅述》、《黄輶日记》等，涉及东南亚的地理、历史的《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等。
问：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东南亚学开始形成，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和新的气象。与中国新学的产生相适应，以儒学为本的传统的八股学派让位给主张维新变革的学者。受西方科学文化潮流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中国的东南亚学应运而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成为研究的重点；二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入有组织阶段，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术团体；三是从译注、考据发展到较成熟的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阶段。
1903年和1905年，梁启超先后发表《记华工禁约》和《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影响颇大。前者是华侨史的开篇之作，后者则是一部侨史人物专著。署名为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则是第一部有关华侨史的专门著作。1921年，湖南衡阳人何海鸣在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讲授海外华侨拓殖史，创办了第一份华侨刊物《侨务旬报》。这些都在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包括东南亚华侨史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华侨史著作相继发表，如1929年出版的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和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是当时研究华侨华人史的代表作。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学术团体，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洋文化事业部”和“中国南洋学会”。1928年，在校长郑洪年的支持下，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了 “南洋文化事业部”。“南洋文化事业部”是我国较早成立的一个研究东南亚的学术团体，刘士木任主任。它创办了《南洋研究》和《南洋情报》两份刊物，其宗旨是向海外宣传、吸纳华侨子弟归国学习，并开辟学术研究。1940年，由侨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姚楠、许云樵、张礼千、刘士木、李长傅、郁达夫、关慧璞、韩槐准等人发起，带有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南洋学会在新加坡成立，该学会主要研究东南亚问题。姚楠任首届常务理事，许云樵任学报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南洋学会于1942年迁至重庆，1946年回迁新加坡。1958年，理事会改组，学会改称“南洋学会”。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学会成为以新加坡学者为主，同时也吸收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学术团体，研究范围涉及东南亚政治、经济、史地、社会、教育、华人华侨等方面。出版的刊物有《南洋学报》、《南洋丛书》、《南洋专刊》以及英文版的《南洋季刊》。许云樵是南洋学会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撰有《暹罗王郑昭传》、《北大年史》、《马来亚史》、《南洋史》等多部史学著作，并有《马来纪年》、《安南通史》等译著。
民国时期，我国在东南亚史研究，尤其是中外关系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南洋华侨史、海外交通史等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当时的学者在对古代史籍进行史地考证与译校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一些著作堪称传世之作。除上面提到的姚楠、许云樵等学者外，在中国国内还有岑仲勉、李长傅、朱杰勤、冯承钧、张星烺、张礼千、陈序经、罗香林、方国瑜等著名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冯承钧（1887～1946）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回国后在北大等校任教，20世纪30年代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译作，其代表作包括《中国南洋交通史》、《马可·波罗游记》译注、《诸蕃志》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
这批学者善于挖掘丰富的古籍资源，同时又利用他们掌握的中外语言工具，将西方学者的研究介绍到国内来。他们以汉学为依托，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道前人之未道，补研究领域之空白，具有开创性，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伯希和、司马帛乐、戈岱司、藤田丰八等欧美日汉学家一道开辟了中西史料互证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途径，为此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中国当代的东南亚史研究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
问：中国当代的东南亚史研究出现了哪些变化？您会如何来评价中国当代的东南亚史研究？
梁：总的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东南亚史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对亚非国家的研究，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可以说，我国的东南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有组织和更为发展的时期。
中国当代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大致可以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划线，分成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
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包括东南亚历史研究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在北京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研究东南亚的机构纷纷成立。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东方语言文学系、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是北方进行亚洲（包括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基地。在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区，如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也先后建立了研究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6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59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前身，1960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组（196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心。民间性质的东南亚学术研究团体——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也在1962年成立。到文革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也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中青年学者，其中还有不少的归国华侨。上面提到的几个学术机构，均出版学术刊物，或定期编印学术资料，并相互交流。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后更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厦大南洋研究所出版《南洋问题》、《南洋问题文丛》、《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出版《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史论丛》和《东南亚历史译丛》。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里的多数学者主要从事史学研究，其中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史是主要的研究领域。姚楠、陈序经、朱杰勤、陈碧笙、田汝康、韩振华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东南亚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在华侨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陈序经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从50年代起，陈序经先生先后写成东南亚古代史八种，在香港付印七种，“不作公开出版，仅赠海内同好”，在学术界获得不少赞誉。陈序经先生完成的东南亚古代史八种分别是：《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稿》、《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和《马来南海古史初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东南亚历史研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反殖斗争和革命运动为主线，将复杂多样的历史发展简单化、模式化。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的学术性的专门著作出版不多。当时，中国学者没有出版自己的东南亚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更多的是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著作，如陶维英的《越南古代史》、陈辉燎的《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波巴信的《缅甸史》、戈.埃.哈威的《缅甸史》、马丁·弗·黑尔兹的《柬埔寨简史》、姆·耳·马尼奇·琼赛的《泰国和柬埔寨史》、《老挝史》、尼·瓦·烈勃里科娃的《泰国近代史纲》、《泰国现代史纲》、萨努西·巴尼的《印度尼西亚史》（上、下）和理查德·温斯泰德的《马来亚史》（上、下）等。
1977年，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获得新生。随着学术禁区的被打破，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迸发出勃勃生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
首先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实力空前增强。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不到100人，专业学术团体不过5、6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培养研究生，年轻一代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到东南亚研究队伍中，且人数日益增多，逐步形成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到90年代末，中国已拥有10多个专门研究东南亚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此外还有4个研究东南亚的民间团体，队伍多达600余人，其中专门从事或兼事史学研究者和研究生近百人。南方5个东南亚研究所均恢复或创办了学术期刊，如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学刊》（后改为《亚太研究》；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后改为《东南亚南亚研究》）；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东南亚纵横》（前身为《印度支那》）。此外，北京、上海、郑州、开封、福州等地的其他有关刊物也经常刊登有关东南亚史研究的论文，例如，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亚太》，北京大学的《北大亚太研究》、《东方研究》、《亚太研究论丛》，郑州大学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等。
其次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在不断涌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基本上仍然以历史研究为主，出版了一系列的东南亚通史、国别史和华人华侨史著作和论文。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研究领域更加宽泛，遍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华人华侨、国际关系等领域，东南亚当代问题和区域合作研究成为热门。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史学方面的论著虽然比重在相对下降，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地区史、国别史以及华人华侨史著作仍在不断涌现。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版的地区史、国别史及华人华侨史著作主要有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泰国史》、蒙文通的《越史通考》、王任叔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温广益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黄滋生、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刘迪辉的《东南亚简史》。在古籍整理、校注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成果出版，这其中就包括：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向达、陆俊岭的《西游录.异域志》校注、谢方的《东西洋考》点校。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史料汇编和调查报告，如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猪仔”华工访问录》、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陈显泗、许肇琳等编的《中国古籍中柬埔寨资料》、景振国主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的《“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郭明、黄国安的《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以及陈翰笙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也翻译出版了多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著作，如中山大学东南亚所译、霍尔著《东南亚史》，姚楠等译、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东南亚历史发展》，周南京、梁英明选译的《近代亚洲史料选辑》，贺圣达译，貌丁昂著《缅甸史》，马宁、段立生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地区史、国别史著作主要有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梁英明、梁志明、周南京、赵敬合著的《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梁英明、梁志明等著的《东南亚近现代史》、余定邦的《东南亚近代史》、贺圣达等著的《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梁英明的《东南亚史》、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的《东南亚古代史》、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贺圣达的《缅甸史》、王任叔著、周南京等整理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孙福生的《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纲》、陈显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申旭的《老挝史》、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何平的《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等。另外还出版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论文集，如梁志明主编的《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孙福生主编的《东南亚地区文化和国际关系论著》、陈显泗主编的《让淹没的历史重现》、戴可来、于向东主编的《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华人华侨史著作主要有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陈碧笙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吴凤斌主编的《东南亚华侨通史》、李国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温广益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林远辉、张应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赵和曼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黄小坚的《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专题研究著作问世，如周南京的《华侨华人问题概论》、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侨华人》、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庄国土等的《菲律宾华人通史》、曹云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林金枝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任贵祥、赵红英的《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有关东南亚国际关系史、海外贸易史、交通史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一批著作相继问世。如韩振华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李金明、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余定邦、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何芳川的《太平洋贸易网五百年》、聂德宁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葛治伦的《中泰关系史》、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黄铮的《中越关系史辑稿》、张秀民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王介南、王全忠的《中缅友好两千年》、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余思伟的《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廖大珂的《福建海外交通史》。陈吕范教授等长期从事泰族起源问题研究，编著有《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对泰族起源、“泰族南迁”以及泰族与南诏国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论证了南诏国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澄清了历史事实，获得了国际泰学界的肯定，对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交往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炎文集》完整地收录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孔远志的《郑和与印尼》也是一部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都有影响的著作。
除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方面的著作也是非常多的，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在东南亚文化史研究方面，重要的成果有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梁立基、李谋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杨保筠的《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李谋、姜永仁的《缅甸文化综论》、梁敏和、孔远志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栾义华的《泰国文学史》、周伟民、唐玲玲的《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史》。何芳川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两卷本，内含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内容，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力作。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中有专门的篇章论述东南亚的华文报刊发展历史。梁志明主编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主要研究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及其对东南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有范宏贵的《同根生的民族——壮傣各族渊源与文化》、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察与重构》等。在东南亚宗教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段立生主编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和姜永仁、傅增有等的《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南部海域、边疆和史地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李金明、李国强、萧德浩等人撰写了一批关于南海诸岛、北部湾和中越边界问题的论著。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努力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搜集信息、资料和进行写作。攻读东南亚方向的一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以其视野新颖、资料翔实，为我国东南亚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中青年学者的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陆续出版，这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范若兰的《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年）》、包茂红的《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吴杰伟的《大帆船贸易与跨大平洋文化交流》和牛军凯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等。
在有关东南亚的中文古籍和史料整理方面，也有一些新作问世，如戴可来、杨保筠点校的《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萧德浩、黄铮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余定邦的《中国古籍中关于缅甸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关于泰国资料汇编》，厦门大学与莱顿大学合编的《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等。在工具书方面，重要的有姚楠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词典》，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等。在译著方面，重要的有陈重金著、戴可来译的《越南通史》，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的《剑桥东南亚史》，李谋等译注的《琉璃宫史》，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的《泰国史》，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等。（需说明的是，著作译著甚多，限于时间，只能引举我所知的，如有遗漏，还请见谅。）
第三个发展特征是研究视角和层面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带来了思维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从20世纪80年代起，史学界逐步摆脱了前苏联史学研究模式的束缚，在不断吸纳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例如“从分散向整体的发展史观”、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元多线发展论”等。不少学者把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国际研究成果，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单学科研究与多学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史学研究中，社会经济史、政治体制与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比重不断上升，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走出国门，赴国外参加会议、访学、留学、进修，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与团体与境外、国外的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与此同时，许多海外学者（包括大量的华人学者）应邀来华讲学。这些都为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打下了新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问：通过回顾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您对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有哪些整体性的评价？
梁：在我国的地区与国别研究中，东南亚研究的基础较好，研究力量较强，而且是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当然，这与东南亚（历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巨大优势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优势就是中国有大量的有关东南亚历史记载的史籍存在。众所周知，研究东南亚历史，特别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历史，除了依靠考古学、民族学以及口述资料外，大量地还是要依靠中国史籍以及印度、东南亚各国的史籍。东南亚各国的史籍形成时间较晚，古代史料特别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一、地理气候因素。东南亚各国高温潮湿，文物极易受潮，加上虫蛀，书籍等很难保存下来，能够长期保存下来的多是一些刻在石头、金属器皿上的碑刻、铭文。二、造纸技术落后，使用纸张的时间较晚。到唐朝时东南亚还没有纸张，多使用贝叶。越南较早从中国引进纸张，其它国家大多是从南宋开始，才陆续从中国引入印刷术，使用纸张。三、东南亚各国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彼此的交往不是很密切，历史上也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这些都不利于收集、保持史料。印度史料虽然也是研究东南亚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多数是神话故事，生动有余而准确不足，往往人名、地名都难以辨清，所述事件的准确性就更加难以辨别。相比之下，中国古籍结构严谨，叙事紧凑，连贯性、准确性都较高。
当然，在肯定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与国际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相比，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多出佳作、精品的现实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在理论、方法、组织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切不可固步自封，而应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我们在研究东南亚历史时，除了要继续摒弃“欧洲中心论”，也要注意避免和克服“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树立全球意识，从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的角度考察和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是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下一步发展的基点。目前，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区域一体化都在加速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在不断加深，我们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可谓是任重道远。我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能否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问：您对今后的中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有哪些建议？
梁：一是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重视学术质量，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当前的研究工作中，仍存在急于求成、虚夸浮躁、抄袭造假等不良现象，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也阻碍了研究人员优良素质的养成。尽管我们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突破，但仍缺乏高水平的精品之作，尤其缺乏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流的传世之作。只有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间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发挥集体智慧，加强协作，我们的学术才会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
二是树立全球意识和问题意识，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外语水平和现代科研能力。我们的研究应尽力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密切结合起来，既善于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察。研究课题应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应在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和学术史的基础之上设计，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外语是研究工作的工具和学术交流的桥梁，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外语，特别是双语种的培训。只有掌握好了外语这门工具，年轻一代的学者才能够自由地和外国学者进行对话交流。
三是重视东南亚教学和研究生的培养。东南亚教学研讨会应形成制度，定期召开，以加强国内各院校的交流合作，并组织编写有质量的教材。建议教育部把东南亚教学列入大学本科教程。大学教师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把教学和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同时做好科研工作。研究生的培养事关我国东南亚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这项工作也要做好。
四是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我们的研究仍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战略方针。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人文与历史、考古等基础学科也不可忽视。学科建设需保持均衡、全面的发展态势，有重点，但不可偏废，更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将基础研究，包括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研究边缘化。
五是加强东南亚学科建设，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当前的中国东南亚学的重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并将我们的队伍建设成具有国际水平与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为此，应开展关于东南亚学科建设的讨论，深入研究东南亚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理论、方法、学风、学术规范等），以此来带动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队伍及学科的建设。
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3版 王国平
（云南省社科院培训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