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看XYZ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文儿，于是想起了老北京的二荤铺。由于早年间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和耳濡目染，觉得挺有意思，因此心血来潮的写上两句。
早年间老北京街头巷末的饭馆姿态各异。
最早比较讲究的饭馆称为“饭庄子”。北京著名的就是十大堂：会贤堂 聚贤堂 庆和堂 福寿堂 聚寿堂 同兴堂 天福堂 惠丰堂
加上冷庄子：天寿堂 增寿堂
下图为十大堂之首会贤堂，位于什刹海前海北沿18号，原为光绪礼部侍郎斌儒的私邸，光绪十六年开设会贤堂饭庄，许多名人在此留有足迹，现保存完好。
等而下之叫做“饭馆儿”北京著名的就是八大楼：东兴楼、泰丰楼、悦宾楼、庆云楼、正阳楼、新丰楼、万德楼和会元楼。
后来又有萃华楼，致美楼，丰泽园等后起之秀。
下图是八大楼之首东兴楼的老，新照片。现在位于东直门内。
八大居：广和居，沙锅居，同和居，万福居，福兴居，天兴居，万兴居，同兴居；
下图为同和居，原在西四路口，94年迁至三里河月坛南街贵阳饭店二楼。
八大春：宣南春、万家春、四如春、新南春、新路春、淮扬春、大陆春、庆林春。
下图为淮阳春。原在长安街西单路南。后搬至社会路路口。
当然还有一些特色饭馆：仿膳，谭家菜，全聚德，便宜坊，厚德福，全素斋，功德林，烤肉季，烤肉宛，东来顺，都一处......数不胜数。
功德林素菜馆 前门东大街2号
再下之就是“饭铺儿”了,多如牛毛。
最低一等的是切面铺，专售斤饼斤面，带卖煮面条、炒饼、焖饼、小炒。现在也有不少类似的“主食厨房”，不过鲜有北京人开的了。
等而上之者俗称“二荤铺”，名字有些特别。二荤的叫法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讲猪肉、羊肉合为二荤，有的说是以肉和下水共称，邓云乡和金受申先生等则认为店家售卖的是一荤，顾客带来材料由店家加工而成的“炒来菜”又算一荤，不过老百姓大多认可的是肉和下水共称。一个门脸不过两间，伙计不过五六人的小饭铺，光是名头就有这样多的说道，旧京市井文化的孳蕴繁密可见一斑。
下图为砂锅居，前身为二荤铺。现位于西四（缸瓦市）南大街60号。
此陈列店内的砂锅口径一米二，也是世界之最了。
二荤铺的菜色一般是坛子肉，肉丁酱，熘丸子、炸丸子、炒肉片、熘肉片、炒腰花、炒肝尖、爆三样等低档肉菜。但即便是无奇的小菜，二荤铺也能变着花样做出不一般的味道。一个炒字，就有爆炒，抓炒之分；炸有软炸，干炸之别；熘有焦熘，糟熘，醋熘，滑熘等等。
二荤铺的价格低廉，像有十几块肉的“坛子肉”也就一毛八分钱，素菜经常是四，五分钱，像辣白菜，烧茄子等。
二荤铺也有素菜，比如麻豆腐，焦溜硌炸，东西很便宜，但吃后保你终身不忘。
二荤铺有一种北京独有的食物，XYZ提到的金受申老先生在他的《老北京的生活》里有一段话说：“二荤铺有一种北京独有的食物，就是烂肉面。形如卤面，卤汁较淡，而不用肉片，其他作料也不十分齐全，却有一种特殊风味。”既是。烂肉面以朝阳门外“肉脯徐”和“灶温”最佳。
二荤铺即便是最普通的炒饼。也不是现在到处都可见的肉丝炒饼，放许多绿豆芽，浇点醋，一扒拉就填饱了肚子。那时的炒饼讲究“两面焦”，油汪汪，用肉丝炒，还加鸡蛋，两面全是金黄酥脆，外焦里嫩。炒饼端上来时，还免费赠送高汤甩果儿一碗。那高汤也不是开水酱油加豆苗，而是多放葱花，炝锅。黄瓜片儿，紫菜，虾皮，香菜俱全，加上味精，香油，热腾腾香喷喷。
二荤铺门口还衍生一些小贩：卖羊头肉，驴肉，水萝卜......我记得最好吃的一个是卖卤煮丸子的，一口大锅里煮着豆面丸子和三角形的炸豆腐，吃时浇上麻酱，撒上韭菜末，六分钱一大碗，物美价廉。还有一个“麻子大爷”炸格渣盒和炸三角，那炸三角是用类似馄饨皮的面皮，包上用肉皮冻，韭菜末儿做的馅儿，然后炸至金黄，好吃极了，那时算是贵的小吃，二分钱一个（一个炸格渣盒只要一分钱）。现在都一处的炸三角我觉得都不如它好吃，而且价钱贵了100多倍。
北京人讲情趣，寻滋味，王侯将相声色犬马，布衣百姓也有“穷欢乐”。平民的生活中讲究“三小”：逛小市、听小戏、吃小馆。不少名士、学者也混迹其中，乐之不疲。小饭馆实惠的美味带来的口腹之享，毫不逊于阔人吃鱼翅大席的餍足。
“二荤铺”也出老字号，像现在还存在的砂锅居、天福号，灶温，柳泉居，龙泉居等前身就是二荤铺。原来德外道边有家饭铺号为“河柳深处”，其牌匾竟出自清末大学士、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独步一时的大书家翁同龢的手笔。
我1948年11月出生在建国门内南小街里的遂安伯胡同，4岁时搬到南小街南口的福建司营（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处）。六十年代初，我在南小街里的内务部街北京二中上初中和高中，一直到文革。因此对南小街非常熟悉，我常走的建国门~内务部街这一段，就有不下五，六家的“二荤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位于南小街东堂子胡同和无量大人胡同东口之间的一个没有牌匾的二荤铺（文革时叫盛芳饭馆）。
有些见闻我印象较深。
一是一进铺门，就看见井字排列的四个大酒缸，半人高，口径一米多，上面盖着白茬儿的盖子，当桌面使。按说这是老北京小酒馆的布局，俗称“大酒缸”。缸里盛的是北京百姓爱喝的高粱酒“烧刀子”或叫“白干儿”，度数高，价廉，八分~一毛一/两。而较好的“二锅头”，“莲花白”则要放在柜台上的酒坛子里卖了。坐在桌旁吃饭喝茶，一阵阵酒香扑鼻，商家一举两得，既省了地方，又勾起客人的食欲酒瘾，很精明。
就是这样的大酒缸，放上桌面，就成了桌子。
柜台上放的酒坛子，
一般得四，五个，
放不同品种的酒。 大茶壶，现在很少见了。
二是进门右侧的长条柜上，不但有酒坛子，还有家常小菜，像煮花生，煮毛豆，拌豆腐丝，拌粉皮儿，芥末墩儿，香椿豆儿，老腌鸡子儿，熏小黄鱼儿，炸虾等等。最好吃的是拌豆腐丝儿，用香菜切碎与高碑店的五香豆腐丝加上盐，醋，香油一拌，最具特色的是上面撒一层用擀面杖擀碎的五香花生米......真是好吃啊。
三是由于周围的胡同里住了不少名士学者，像东堂子胡同就有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名人；无量大人胡同有梅兰芳，黄华、乔冠华、章文晋、何伟、陈家康，矛召,袁仲贤,程潜将军；对面赵堂子胡同的朱启钤，梁小鸾等，他们自己（不是全部）或家人不时也来大快朵颐，贩夫走卒与名人雅士名伶同居一堂。同桌是朋友，北京人好侃，什么社会奇闻，梨园掌故，商界行情，乃至政界内幕是无所不侃，语言风趣幽默，形成了老北京的一道特殊风景线。我想老一代的老舍，曹禺，巴金，周作人、沈从文、肖乾、何其芳。而后的邓友梅、韩少华、苏叔阳、中杰英。而中间一代，像李龙云、过士行、邹静之，“三刘”等，应该十分了解二荤铺或亲身体验过，否则不会有《茶馆》《四世同堂》《北京人》《家》《春》《秋》《那五》《正红旗下》《万家灯火》，以及“闲人三部曲”(《鸟人》、《棋人》、《鱼人》）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京味文学和戏剧作品。
自幼长在北京的邓云乡先生对二荤铺热烈的氛围则含着满怀的温情，他在《燕京乡土记》中把京城市井特有的喧闹与亲切演绎得声情并茂，店伙见客开言道：“您来啦，这边请！您吃点什么？来个熘肝尖……再来个酸辣汤？木须汤？要么给您来个高汤卧果儿（蛋黄不散的鸡蛋汤），加两根豌豆苗，吃个鲜劲儿……两小碗饭，您甭说，我都知道，要不怎么叫老主顾呢。”。说出来就让客人舒坦。
四是尚未入冬，铺子就升起了两个“新民炉”，取暖其次，重要的是炉子上坐着一个大号的蒸锅，放半锅水，小开着。锅内有一特殊的格子，呈花瓣状，每个格子都可以放一个烫酒壶（如下图，但比这粗糙的多）。
北京人天冷喝白干儿也如喝黄酒一样，要烫温了喝。
最后还得提提吃二荤铺的一个特殊群体——北京人俗称“板儿爷”。北京板儿爷最早都是帮人拉货的，通常在铁路货运站，家具店，信托店门口儿趴活儿，绝大多数儿老北京，年龄5张到7张不等，脚蹬洒鞋，裤脚儿怕被脚蹬子链子刮上都别着一个小夹子。等活儿或者吃饭的时候喜欢喝上几口，至于下酒的东西从来不讲究，我见过有板儿爷拿着一块儿水果糖，嘬一口，喝口酒。听说还有嘬干辣椒下酒的，还有一边抽烟一边喝酒的，被戏称为云彩酒。
这位就有点像北京的“板儿爷”+“膀儿爷”的范儿。
您别小看这些板儿爷，虽然绝大部分为城市贫民，但也鱼龙混杂，不乏民间神仙。尤其是解放初期，有一些土改后在原籍无法生存地主富农；有城市一次次运动后的破落贵族（如有些旗人）；有被整的反，坏分子；有破产的小业主等等，也加入了板儿爷的行列。我们胡同有一王大爷，身高马大，秃头，干净利索，挺和气，还经常拉我们一帮孩子到城边玩玩儿，一直到文革，才知道他是河北逃出来的地主，揪斗后据说遣返到了原籍，后来就一直没见过他家人。他儿子叫“趴瓠子”，与我上下差不了一，两岁，儿时是好朋友。
说远了。我主要要说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怀中都揣有一件“宝贝”——小酒盅。这是他们忙的时候无暇吃饭铺，泡酒馆而酒瘾又犯了的时候，临时速战速决的措施。他们进得小酒馆或二荤铺，从怀里掏出小酒盅（一般就是一两或八钱儿的容量）跟跑堂的小二儿或直接到柜前说一句“烧刀子”，就立刻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给他打上之后，他们就仰脖一口灌进，付钱或记账后往怀里一揣酒杯，客气一句就匆匆出门继续干活去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们经常衣衫褴褛，但是掏出来的小酒盅，十有八九是真正的古玩，而且五花八门，名堂很多。有时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时，还掏出各自的心爱之物来显摆一下，有时为了鉴定一件小东西是不是真的“斗彩”“官窑”，争得面红耳赤，的非常有意思。
小酒盅
如今北京人还保有丰俭自得的乐趣，商厦与小店同逛，烤鸭和麻小并珍。只是文化人似乎不再亲近“草根”，二荤铺也一去不复返，难觅踪迹了，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