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东风电视机厂
一、嵩祝寺及智珠寺
景山以东的嵩祝院一带的地名，如嵩祝院北巷、西巷，皆因胡同里的嵩祝寺而得名。其实胡同中不光只有嵩祝寺一座寺院，还有智珠寺和法渊寺，整条胡同成环形状，起止皆在沙滩北街。《日下旧闻考》记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智珠寺在嵩祝寺西。三座寺院并排而建。所以人们就统称这里为嵩祝寺。
嵩祝寺及智珠寺位于东城区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为明代的汉经厂和番经厂遗址。据清乾隆十五年所绘《京城全图》，该地当时尚为一片民宅，而成书于乾隆三十九至五十年之《日下旧闻考》则有“智珠寺在嵩祝寺西”的记载，可见此寺建于乾隆十六至三十九年（1751—1774年）间。清朝嵩祝寺是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京的驻地。乾隆皇帝还为寺亲自题写了多处匾额。到民国时寺内还成立了佛教同愿会，章嘉任会长。此后寺又做过蒙旗宜化使公署。
法渊寺，前后共五层殿：山门殿、天王殿、无量殿、大雄宝殿和后殿，现已废。嵩祝寺、智珠寺的大部主要建筑保存未拆。智珠寺与嵩祝寺共同公布为一个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嵩祝寺”位于嵩祝院北巷。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为蒙古活佛章嘉胡图克图在京修建的宗教场所，名嵩祝寺。寺院规模宏伟，建筑轩昂。其西部与智珠寺毗邻。嵩祝寺建筑规模较大，共分3路，主要殿宇在中路。东路有佛堂、经堂等。西路主要为喇嘛住宅。中路：从山门到后楼共五层殿宇。山门间，钟鼓楼为重楼建筑；天王殿3间，殿两侧有红围墙；正殿5间；宝座殿5间和二层的后楼7间。原有古建大部保存。现被5家企业占用。管理使用单位之一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已出资60余万元安装了消防和避雷设施。
智珠寺位于嵩祝寺之西侧，坐北朝南，从山门殿至后殿共五层殿宇。山门外有大门及红围墙。山门三间，大式硬山筒瓦大脊，门楣有石额“敕建智珠寺”。钟鼓楼二层，歇山顶，角梁悬铃。
智珠寺天王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大式硬山顶，筒瓦大脊，上带吻兽和垂兽，额枋饰旋子彩画，三踩单昂斗栱，内为彻上明造，殿两侧有红围墙。殿额为“宝纲光音”。第三层方殿为正殿，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四周带廊；重檐攒尖顶，上为砖宝顶，五踩单昂斗栱，角梁悬铃，下檐柱带雀替，三踩单昂斗栱，有旋子彩画。第四层大殿面阔五间，大式歇山筒瓦调大脊，旋子彩画，五踩单昂单翘斗栱，角梁悬铃，内为井口天花，明间门楣有额为“现清净身”，故此殿又叫“净身殿”。后殿面阔五间，大式硬山筒瓦大脊，上带吻兽及垂兽，旋子彩画，带雀替，无斗栱。智珠寺的山门殿、天王殿、正殿及东西配殿、大殿及东西配殿、后殿及东配房尚存，其余配殿、配房等均拆除或改建。现为单位使用。
“松公府”位于嵩祝院路东，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被开发成会所。
1900年8月16日开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处于空前灾难之中。仅嵩祝寺被抢劫的文物就有：镀金八尺大悲菩萨一尊、一尺菩萨三尊、大小镀金铜佛三千余尊、铜佛五万余尊、瓷佛十三尊、瓷瓶十二对、镀金器物四十件、银器七件、铜器四千三百余件、银器五十八堂件、幢幡七十堂首、锦锻绣品一千四百余件、竹木要器一百一十余堂份、墨刻珍品一千六百余轴、乐器一百余件，损失极为惨重。
下面胡同图片来自阿德摄影。
嵩祝院，呈东西南北环状，西起景山北街，东临北河沿大街，全长95米，宽8米。
嵩祝院北巷，呈东西走向，中间曲折，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腊库胡同，北与钟鼓胡同相通，长248米，宽8米。1947年称嵩祝寺后身。1965年将椅子胡同并入定今称。
嵩祝院西巷，呈南北走向，北起纳福胡同，南至沙滩北街，东与嵩祝院相同，西与三眼井胡同相通，全长177米，宽7米。1947年称嵩祝寺夹道，1949年将西高房胡同并入。1965年定今称
东高房胡同，呈东西走向，东起沙滩北街，西至大学夹道，长149米，宽6米。明清属于皇城内建筑，乾隆时期称高房，光绪年间称东高房。1965年定名东高房胡同。
二、北京东风电视机
1958年“大跃进”时期，街道工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不少企业开始生产电子元件，特别是在1960年“大办无线电”高潮中，许多街道公社厂转向无线电行业，各城区也成立了一批无线电整机装配厂和配件厂。为了加强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更有效地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组织行业内部人才交流和协作，实现对无线电行业的统一管理， 1961年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城区区属企业上收，由市属各工业局直接领导。1962年1月1日成立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管理北京市机电工业局所属电子工业企业，北京市地方广播和电子元件工业行业逐步形成。
当时生产电子管收音机的厂家，除了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和北京无线电制造厂外，还有北京市综合仪器厂（1956年筹建，1957年投产），北京无线电仪器厂（1962年7月4日由崇文区电器仪器厂和公私合营北京电器厂合并建成，重点发展半导体测量仪器，是我国最早生产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测试仪器的专业工厂。“百灵”牌），北京无线电二厂（1960年第四无线电修理生产合作社改名为北京东城区无线电仪器装配厂，1962年7月4日该厂与北京东城区电讯仪表厂合并为北京无线电二厂，重点发展电声仪器，1970年4月3日与北京电子仪器厂合并为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红叶”牌），西城电机修造厂（1958年5月西城电器修配厂成立，由第三无线电生产合作社等几家合作社合并组成，9月，第二无线电生产合作社并入，改为西城区电机修造厂。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前身），无线电电匣厂（1957年9月成立，北京广播电视配件一厂前身）等。
北京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其前身是解放前的私营企业华北无线电行，生产电子管收音机（老北京人叫它“话匣子”），位于东城区沙滩北街嵩祝寺古庙内，1969年9月由宣武誊印厂与东城烫腊厂合并组成。在此之前，1958年景山街道成立的盲人福利厂占据嵩祝寺。1971年7月，北京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与位于朝阳区百子湾的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九厂合并为北京东风无线电二厂，1973年改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成为电视机专业生产厂。
从1970年开始至1973年，北京东方红无线电二厂，生产“昆仑”牌7015型1.5伏低电压半导体收音机，很受欢迎。
七十年代初，工厂搬迁古寺庙东边的民房，工厂生产区扩到北河沿大街的北侧，建起六层合三层楼高的两栋生产车间大楼，在北河沿大街上就看得到。1996年，工厂区被开发商李晓华买走，计划建设牡丹大厦，经过10年不断地倒手，最后的买家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建起北河沿大街以东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1971年4月15日，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23厘米（9英吋）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木头外壳，正式起名叫“昆仑牌”电视机，当时北京地区只有一套电视节目，叫北京电视台，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后来该厂又生产出12英寸黑白电视机。
那时候，买昆仑牌电视机需要托人到厂里去买，十分紧俏，商场没有货。工厂70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地生产，产品还是供不应求。80年代初，日本18英寸和21英寸彩色电视机大量销往中国，逐渐地昆仑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就成为淘汰产品，不久工厂就被迫停产了
这时，位于北三环路花园村附近的一家只有几十人的无线电元件厂，在厂长的带领下，毅然决定从日本进口了一条彩电生产线，专门生产21英寸彩色电视机，起名为“牡丹牌”。这就是现在的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的前身。
八十年代中后期，牡丹彩电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市场，而这时的昆仑黑白电视机早已销声匿迹。1992年，在北京市商委和电子办的协调下，破产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被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兼并，演绎了一场“蛇吞大象”的好戏。
三、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黄宗汉
1932年，黄家最小的弟弟——黄宗汉出生在家乡浙江瑞安，哥哥姐姐管他叫小毛。小毛生得“有趣相”，标致的五宫还带点黄头发蓝眼珠，机灵又聪颖。
小毛童年正好赶上日军侵华。
1941年，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时局不定。“老家还有房子和几亩地赖以为生”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回瑞安，回家后不久，日军轰炸瑞安，头一天炸大沙巷，黄家大大小小逃难到乡下，第二天又轰炸了小沙巷，将黄家的房子夷为平地。“日本人炸了我的家，我长大后要当空军，轰炸东京!”小毛的爱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动荡年代里，小毛多次大难不死。
日本兵登陆东南沿海后，一天，小毛和宗洛钻到放麦芽糖的仓库里为全家“放哨”，可来了一个日本兵，把小毛拽走了。日本兵一路上烧杀抢掠，才八九岁的小毛，好几次都吓哭了。后来，有人对日本兵说，干吗路上老带着个小孩，让他回去吧。小毛终于回了家。
战争期间，瑞安有段时间流行脑膜炎，小毛得病昏迷过去。幸亏当时家里住着一位瑞安名医，找到了血清之类的稀有药物，把小毛救活了，还没留后遗症。
抗战胜利后，小毛奔上海找姐姐宗英，并买了船票去天津。结果，两姐弟在路上聊忘了，没赶上船，本来大家都挺惋惜的，可货轮一到吴淞口就中雷了，原来当时扫雷没扫干净。小毛又捡了一条命。
也许是因为多次经历灾难，促使了黄宗汉早熟、从小胆大过人，而大胆的个性，成就了后来敢作敢为的能人黄宗汉。
黄家名人多、成就早，黄宗英，黄宗洛，而黄家第一位加入共产党的却是小弟黄宗汉，当时他还是一名中学生。
1946年，黄宗汉考上位于北京通州区的通县潞相中学，解放前，那是个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能考上这个学校的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中国之大，却容不下一张书桌。黄宗汉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他当班长，被选为学生团体的领袖，传阅进步书刊，开展进步学术活动。1948年，16岁的黄宗汉加入地下党
当时，美军为所欲为，引发了学生反美运动。学校每个礼拜有周会，请牧师来布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教会布教就是叫学生不要反抗。布教中，牧师说：“有人打你左脸，你应该伸出右脸给他打。”血气方刚的黄宗汉站了起来：“既然如此，我请你把脸伸过来，打你两巴掌。”黄宗汉因“侮辱师长”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了。
北平临近解放时，作为一名地下党员，黄宗汉提前回到城里。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到东郊民巷集合。会上，彭真同志让他们填了简历表，之后，不到17岁的黄宗汉，当起“九品文宫”，成为北京宣武区委宣传干事，开始了他的政工生涯，并与宣南文化结了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黄宗汉调到北京市组织部。当时，北京市委提出发展“精光电”，给黄宗汉的任务是选拔推荐各局的技术副局长和大厂的技术副厂长，黄宗汉进行广泛考察后，向市委提出了推荐名单。谁知，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经黄宗汉推荐的56名专家。只有1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其他出身都不好。黄宗汉成了“专家治党专家治厂路线的急先锋”，宽大处理后，留党查看一年。
文革后落实政策，黄宗汉如果选择回机关工作的话，凭他的资历，可选择当一个更大的宫，可他偏偏做出了个奇怪的选择。
创电视机生产的神话
黄宗汉选择到东风电视机厂担任厂长，这个厂还是一个连年亏损的老厂。
但黄宗汉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电视机是个紧俏商品，电视机制造业也是一个热门的行业，且全国电视机制造业普遍亏损，又是热门，又是亏损，黄宗汉来了兴趣——我当厂长，能否扭亏为盈？
黄宗汉拿出了学者的办法。他边看书，边搞研究，查看了国内外许多资料后，决定：先让国外厂家组装，逐步搞国产化。
“完全用国产的技术、原件来组装、生产，会碰到很多困难。国外有现成的技术，应引进先进技术，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这条路子应不应该走，在当时有很大争论。黄宗汉上任时，刚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想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
曾任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的高峰倩回想当时的一幕仍非常激动：“黄宗汉带领我们和日本人进行艰苦谈判，到了东京以后，黄宗汉住的房子上下左右都被三洋公司派人租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我们进口你们的电视机零件，在我的厂子里加工，加工后，还使用你的商标，达到你的质量要求，你需要派专家来指导我生产。”高峰倩说，黄宗汉站在一个开拓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的头脑非常清晰，谈判时，对整体价格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自如应对。
电视机生产线引进后，生产的电视机一上市就非常畅销。当年，厂子实现了扭亏为盈，赚了1.26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第二年，厂子盈利百万，黄宗汉认为还要继续发展，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咱们要争取当千万富翁。”第三年，厂子利润达到2200万。
然而，就在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告状的也来了。
有人批判黄宗汉“卖国主义、摧残民族工业”。如今看起来很好理解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人却不那么容易理解，结果演变成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因为这场政治风暴，黄宗汉不得不离开厂长岗位。而此后，东风电视机厂也走向了衰落。
然而，这场政治斗争对黄宗汉来说只是人生的一次转折，黄宗汉的精彩故事才刚刚开始。
1983年，“不安分”的黄宗汉被聘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顾问，中国广电部正筹备拍摄大型古装剧——《红楼梦》，黄宗汉也就掺合了进来，这一掺合不要紧，曹雪芹梦想中的大观园从此落户在了北京宣武区的南菜园。《红楼梦》需要一个拍摄基地，可是红楼梦整个节目预算才500来万元，置景费只有75万元。过去拍电影电视，都是用置景费搭一个景，拍完后拆除。弊端是置景费投入大，拆后不值钱。黄宗汉给广电局提了一个大胆想法：盖一座永久性的实景大观园，既可作下次拍摄地，又可成一个文化景点，回收投资。这就是北京大观园公园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来历。
四、我在东风电视机厂
我们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产的星火牌九英寸黑白电视机。在胡同里我们家是第一家有电视的，记得那时候，每到傍晚，街坊四邻都拿着小板凳到我家里看电视。以小孩子居多，大人也偶尔过来看看。
后来我转入东风电视机厂工作，每天都和电视机打交道，渐渐地对电视机的神秘感就淡漠了。记得我们厂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和日本三洋电器公司合作组装电视机，组装的是三洋牌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即日本来元件在国内组装）这在当时国内电视机同行业，东风电视机厂是第一家敢吃“螃蟹”的。
那时候，北京电视机厂的产品还不太被人们所知晓，所以，他们也常到我们厂参观学习，也经常有外地的同行来我厂参观学习。后来日本松下公司也和我们厂搞合作，生产松下牌十八寸彩色电视机。记得那时我们厂有两辆日本产的日野牌加长卡车，是专门用来拉集装箱的。（装电视元器件专用）那时国营工厂还都使用国产的解放牌卡车，进口车还很少见，所以，那两辆日野加长卡车一开出去特别扎眼，司机都觉得特“牛”气。
那时我们厂已经生产出昆仑牌十八寸彩色电视机了，即国产化的彩电。（主要元件是日本产）而且我们厂生产的昆仑牌彩色电视机在市场上非常紧俏，那时北京人没有不知道昆仑牌电视的，买电视机要凭票才能买到，甚至还要托关系。那时候外省市来我厂拉电视机的卡车，都直接停在厂区里等候。生产出来的电视机都不入库，直接装入卡车拉走。据组装车间的工人说：“电视机的余温还未退去就装箱了”。厂销售科就更忙了，每天一上班门口就排起了长龙，人们翘首以待希望尽快买到电视机，销售科的工作人员经常加班很辛苦。当时的火热程度就可见一斑了。那时我们厂在北京市里也算重点单位，还经常有外宾或国内的领导来参观或视察。
当时，全国其他的省市也纷纷上马搞彩电，一时间各种品牌的彩电纷纷进入市场。但是好景不长，所谓，物极必反，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彩电的销售出现了滑坡，销售科前门可罗雀，排长队买电视的景象不见了，产品也出现了库存积压。
我们厂于九三年合并到北京电视机厂，原来的厂房也卖了。记得当时厂长在大会上宣布决定时，全厂职工和中层干部都不服气，有位职工在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说：“东电的今天，就是北电的明天”，结果真被他言重了。不久，北京电视机厂也由于资不抵债等，诸多原因最终彻底“歇菜”了。
不久前，我偶然路过原单位时，发现原来的生产车间（一座六层大楼），已被拆除了，临街的一座三层楼房的生产车间，已经改造成银行了。时过境迁，我望着眼前的一切驻足良久，思绪又飞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仿佛又看到了一辆辆满载电视机的卡车从这里驶出，和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里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那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我工作过的地方，陌生是因为这里已经是一座银行的大楼了。我终于理解了世间无常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当年电视机行业里的龙头老大，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全国同行业的楷模，红火了不到十年啊，就烟消云散了，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多么短暂呀。据说在全国还有许多国内知名的企业，和知名品牌也都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下图这座位于南河沿街北侧宏伟的建筑叫中国进出口银行，曾经是我厂的生产车间原址。从此路过的人不会想到，这里曾经也辉煌过。
上图这个看去破败的大门，就是我厂原来工厂的正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每天从这里都有不计其数的，运电视机的卡车出入，如今院内也在盖大楼。
（上面图文摘自网络，博主网名：闲云）
五、“牡丹园公寓”与“嵩祝名院饭店”
“牡丹园公寓”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规划建设是一座由四星级公寓式写字楼及一座娱乐城组成的围合型建筑，小院内包括餐饮、娱乐、游泳、桑拿、健身、购物、休闲等内容，可以满足住户居家、办公、休闲的需求。项目建设用地原为北京城内三大寺院之一“嵩祝寺”的一部分，已有 300 余年历史。解放后，这里是一家盲人福利工厂，后被北京无线电二厂使用。1971年这里生产出北京第一台“昆仑牌”9吋黑白电视机，成为北京的名牌企业。八十年代该厂产品被进口的日本彩色电视机挤垮，工厂被合并到北四环路牡丹电视机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达集团李晓林，是在东北兵团呆了十年的北京知青，回京不久后下海，靠往日本买“章光101毛发再生精”发了大财，1990年亚运会后从日本回国，在北京先后收购了五个淘汰搬迁的中型国有企业，开发房地产，变成了亿万富翁。2002年李晓林收购废弃东风电视机厂房建起“北京牡丹园公寓”。
“嵩祝名院”四合院饭店，位于嵩祝院北巷嵩祝古寺的西側，原为嵩祝寺的西跨院。开发商投资500万元，重新维护裝修，在不损坏古迹的情況下，形成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风格的四合院。又有一说，是李晓林的哥哥李晓华捐资500万元修复的这座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维修工作已经完毕，可不再是一座观光用途的庙宇，而是开设一家“嵩祝名院”高档餐馆，能容120人同时就餐，有12个包间。那捐款500万就是变相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搞经营；如果是北京市文物局，那500万元就真正是捐款了。
但对游客来说，边就餐边游览还是不错的，而且“免收”门票（算在菜单里了），属于高档会所性质，会所办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庙里，主打江南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