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梯子胡同

梯子胡同，呈东西走向，东口在王府井大街，西口北拐与小甜水井胡同相接。东口半截胡同在1950年建设人民日报社大楼时被拆，1965年将西半截梯子胡同并入小甜水井胡同。

民国时期，这里临近霞公府北京饭店和王府井大街，为外国绅士作西服的红帮师傅们集中在这里，在不长的梯子胡同里竟然有七家西服店。

上图梯子胡同的照片有梯子胡同6号“孙钦记成衣铺”广告字样。图中之人是个走街串巷的磨刀师傅，肩膀上扛着长条木凳，带着磨刀石、锤子、水瓶子等简单工具，仿佛听见那拖着长音的吆喝声：“磨剪子来……，戗菜刀!”

磨剪子磨刀，是老北京五行八作里最贴近百姓，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连的一个行当。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刀子剪子是不可缺少之物。新买的刀剪使用久了，难免出些小毛病，如钝了、不合口了，必须磨一磨修一修才好用，因此就有了磨刀匠。过去，北京人穿衣吃饭大都自己做，很少到外面去买，刀剪更是身边离不了的工具。京城的大街上，胡同里，人们常能见到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他们肩扛长板凳，板凳的一头放着磨刀石，另一头搭着个麻布袋，袋里装有锤子，戗子等工具，凳子腿上拴着个小水桶。那“磨剪子唻嗨……戗菜刀！”清脆婉转的吆喝声和不时传来的铁皮板“呱哒呱哒”的响声，回荡在小胡同中。市民们听到这种声音便知道磨刀人来了，拿出家中不好用的器具交给磨刀师傅修理。

《浙江全省旅平同乡录》记载：包雨田，鄞县人，54岁，梯子胡同14号，登记职业为“商业”；胡意文，鄞县人，42岁，梯子胡同12号，文记西服装；胡意德，镇海人，29岁，梯子胡同12号，文记西服装；孙钦华，鄞县人，48岁，梯子胡同6号，孙钦记成衣铺；孙祺利，鄞县人，29岁，梯子胡同6号，孙钦记时服装；王幼初，鄞县人，62岁，梯子胡同（无号码），王顺兴西服装。

据网友一象先生考证，他家太公在东长安街开办东安饭店的宁波人方润斋，在1935年的《浙江全省旅平同乡录》中登记的职业为“商业”，注册地址是王府井梯子胡同14号，年龄60岁。在这本同乡录中，多数人的职业一项登记的很具体，比如某饭店，某商店，或某大学，也有些人登记商界，学界，政界，等等。地址一项，绝大多数登记的是工作地址（如饭店或西服店所在的街道），也有少数人登记住址（官员和教授）。

他家太公在生意上的合伙人张孝恭（德顺），宁波鄞县人，64岁，德记西服庄经理，梯子胡同14号，地址在王府井霞公府胡同。为方便顾客选料，当时的西服店（又称红帮裁缝店）大多兼卖进口的呢绒洋布等西服布料。

北京西服业同业公会会址就设在位于小甜水井胡同的宁波会馆。

致力于研究北京宁波帮的徐祖光先生，在“北京的红帮裁缝”一文中描述了民国时期宁波商帮在繁荣的西服业的垄断地位：“二十年代在北京名气响、规模大、资金足的西服庄无一不是宁波红帮裁缝所开设”，“1935年鄞县同乡会会员314人中有115人从事西服业，占鄞县会员总数的36.6%；奉化同乡会会员64人中有48人从事西服业，占奉化会员总数的75%。那时，北京共有西服庄70余家，除少数几家外，有67家为宁波红帮裁缝。”

西服业的兴起，是由于在民国元年，迁至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服饰法令 ——《服制》。该法令大胆地将西式服装引进中国，将燕尾服确定为大礼服，配有西式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礼帽和黑色漆皮皮鞋。西装也被定为民国男子的半正式礼服，西服与背心、西裤构成三件套西装。民国初期，从政府官员、教授、学生、买办商人到普通职员，都把西装视为不可或缺的标准装。

我们小时候在接受教育时说，中山服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国服”，孙中山先生是如何如何在日本设计出中山服的，这个口袋装这个，那个口袋装那个，上面还有二个小口袋，表示三民主义都装在口袋里。解放后中国领导人都穿中山服，老百姓男人穿中山服，女人们穿列宁服。

“文革”以后，中国男人兴穿解放军干部四个口袋的“解放服”，兰、绿、黑、灰色服装穿了三十多年。下图是八十年代初拍摄于建国门立交桥的照片，那时中国人把穿洋装的外国人还当成稀罕物。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兴穿西服了，被中国人称作“洋服”，殊不知，早在100年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把西服定为“国服”。

现在中国宣传界从来不提中国人穿西服的起源，更不提西服曾是宪法制定的“国服”这码子事儿，就因为它是中华民国定的，这种肆意隐瞒历史真相的做法，真是混蛋透顶。也就是在中国有这种怪现象，身穿西服当“正装”，都不知道打哪儿起的。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在正式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身穿正装西服。